1962年2月，国家科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家桢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强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元帅也到会讲话。正直爽朗的陈毅在会上强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对着到会的代表，陈毅满怀激情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
陈毅又强调说：经过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共产党和人民是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听着这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肺腑之言，家桢的心再一次被深深打动了。他说，他是噙着激动的泪水听完这些报告的。
广州会议还针对“大跃进”中违背科学的错误，明确指出，破除迷信要同尊重科学结合起来，在生产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科学参与国家建设决策的问题。
在广州会议进行过程中，为了广泛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组织者还安排了多次座谈会，家桢在座谈会上坦诚地指出：“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在遗传学界没有很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摩尔根学派的地位问题。”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文教单位的领导，他们不懂遗传学，也不去学习弄通它。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真心地对待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只是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看待。同时，把在大学里允许开设摩尔根学派的课程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开放唯心论的一种形式。”他说了这些，依然言犹未尽，本着对共产党的忠诚，他更郑重地指出：
“在领导层中不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观念不改变，仍以先入为主的工作方法来领导文教工作，势必影响遗传学界百家争鸣的正常气氛，遗传学要在中国得到发展也是相当困难的。”
中央领导对家桢的意见十分重视。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陶铸等领导在听了家桢的意见后，不约而同地强调，在遗传学问题上必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摩尔根学派不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会后，中央领导还详细地听取了家桢的意见，鼓励他放开思想，为遗传学界健康地开展学术性争鸣发挥积极作用。
广州会议上，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发言，温暖着到会知识分子的心，对家桢来说，领导们的讲话是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因此在广州会议刚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向同事和同学们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可就在家桢积极地为振兴中国遗传学工作的时候，当时主政华东局和上海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出了与广州会议不同的声音，他明令禁止传达广州会议上中央领导的讲话。
为什么都是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会对同一件事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家桢真觉得是一头雾水，可认真思考之后又觉得这并不奇怪，我国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在游庐山时，留在西林寺的墙壁上不是有这样一首诗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央高层领导的不同意见不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吗？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等领导的意见千万不能忘记呀！毛泽东主席可当面告诉过我：“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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