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传学的研究障碍重重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偏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发生在苏联的震动世界遗传学界的李森科事件。李森科事件是政治干涉学术的典型。1935—1956年间，苏联生物学界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一派力量与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一派开始争论遗传的物质基础、获得性遗传以及一些遗传学的基本概念，但这场延续30多年的学术争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直同苏联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早在1930年前后，苏联就给摩尔根遗传学戴上了“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20世纪30年代后期，学术争论又同“肃反”相连，瓦维洛夫被作为反革命而遭到撤职、逮捕、判刑，最后于1943年死于狱中。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得到苏共中央的大力支持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在这次会议上，给摩尔根遗传学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伪科学”等帽子。从此，摩尔根遗传学在学校中被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的实验室也被封闭或拆除，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担任的行政职务及学术刊物的编辑全被撤销，李森科学派在苏联取得了“全面胜利”，他们也自称为“米丘林生物学”，长期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总方针下，也学习苏联在遗传学上的这些做法，李森科在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在我国大量印发，作为大学生物专业和农学类院校的必读文件。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文章按照当时苏联共产党的观点，认为“米丘林生物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而对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等等。文章批判了我国遗传学家对李森科学派学术观点的各种抵触思想，严厉地指出，“当前我国生物学界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文章号召“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学”“大学生物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等等。由于此文是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发表的，因此自这篇文章发表后，各有关部门、相关的高等院校，都为贯彻文章的内容进行了部署。从1952年秋季开始，各有关高等学校停止了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工作也全部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杂交育种工作虽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也被看成是“摩尔根主义碰运气的方法”而被迫中断。

直到1955年年底，苏联的许多著名学者对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那次会议后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恢复瓦维洛夫的名誉。1956年4月，李森科辞去农科院院长职务，瓦维洛夫也恢复了名誉。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看到一份材料，是当时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一位官员谈及民主德国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应的谈话记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德著名遗传育种家汉斯·斯多佩的观点。斯多佩自己说：“我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

民主德国党中央的态度是，不强求斯多佩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放手搞研究，结果是，斯多佩按照摩尔根遗传理论在遗传育种上做出了很大成绩。

当年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份谈话记录就送交到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那里。

当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多。”同年5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文中指出了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在学习苏联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同时肯定和赞扬了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及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繁荣局面，特别指出不能给自然科学扣政治帽子，反对在自然科学领域用一种学派压倒一切的独霸作风。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认真研究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示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的现状，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宣部提出在遗传学领域展开一次学术讨论，为贯彻“双百”方针树立一个榜样，于是决定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作了两次发言，他针对当时我国遗传学两派之间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在宣传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同时，阐述了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会上正式宣布摘掉过去强加在摩尔根遗传学头上的所有政治帽子，强调学术工作要尊重科学事实，在学术上存在不同意见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下结论，在展开自由论争时应该吸取对方的长处，等等。

1956年9月26日，于光远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在发言中他谈到党的干部“要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领导科学的内行”时，特别提到了一个月前刚结束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他说，遗传学两派的争论问题“只有靠生物学家自己来解决”，“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且希望他们虚心考虑问题，实事求是向对方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让科学研究工作来做最后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遗传学研究领域，把苏联的错误当作成功经验学习，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中国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1956年8月，于光远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声音。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遗传学研究的意见，使当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面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研究看到了希望。1957年，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家桢讲的“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的一段话，无疑是吹响了中国遗传学研究的进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