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科学真理

家桢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国际知名的遗传学家，不仅仅在于他在遗传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以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真理、捍卫科学真理的精神和勇气。早在斐迪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始终不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家桢已成为浙江大学的教授、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时候，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H．N．努日金于1950年年初来华。努日金原在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瓦维洛夫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学研究，是一位典型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成员。1941年，瓦维洛夫因不承认“李森科理论”而被迫害致死，努日金就立即投靠李森科，摇身一变，“老母鸡就变成了鸭”，这位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成员立即就成了“李森科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在李森科的直接扶持下，努日金出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

努日金来华后，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前后共做了67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多万人。

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家桢奉命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跟这位早已知根知底的李森科的得力干将进行所谓的“友好”谈话。

谈话一开始，努日金避而不谈遗传学的具体问题，而是毫无根据地否定染色体、核酸和细胞遗传，而且给摩尔根根据实验结果总结出来的细胞遗传学理论扣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等大帽子。家桢静静地听着，可是，当家桢看着这个叛离师门、背弃科学其理、卖身求荣的努日金，挥舞着粉红色的肥胖手掌，唾沫四溅、越讲越离谱时，家桢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无揶揄地戳了对方一下：

“你是穆勒的学生，长期以来，你又在瓦维洛夫指导下从事果蝇遗传学研究，怎么一下子把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都说成是反动的遗传学了呢？那么，我要请教一下，从学术上看，哪些学术观点称得上是反动的呢？”

在努日金眼里，强权就是真理，可在家桢心里，科学才是真理，科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科学是不分国界的，科学本身根本没有反动与革命之分，当然也没有唯物与唯心之分。

家桢是好样的，他在自命不凡的努日金面前，表现出了捍卫科学真理的无畏精神。

家桢的提问，恰好击中了这个欺师灭祖、卖师求荣、践踏真理的努日金的痛处，这个不可一世的苏联专家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半晌，努日金才回过神来，强词夺理地说：

“现在不说什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阶级立场问题。”

他言不由衷地继续他的说教：

“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问题。”

听到努日金的这句话，家桢啼笑皆非。既然是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又怎能不涉及遗传学的具体问题，而是“悬空八只脚”地奢谈什么科学家的立场问题呢？

努日金就是要避开遗传学的具体问题而喋喋不休地以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教训家桢，要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

家桢与努日金这张奇特的脸对峙着，只见努日金的大嘴巴张开、阖起，又张开、又阖起，表情极不自然，语调也极不自信。家桢感到纳闷，是什么东西，使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丧失人格的跳梁小丑？

那次会晤自然毫无结果，反使家桢感到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是空虚无力的无知妄说。

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在努日金来华前后，相继来华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有N．E．格鲁森科、维鲁森科，A．K．布尔亚科、A．H．伊万诺夫、A．H．绥基纳、迪托夫、谢嘎和杜勃鲁维娜等。

与大批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鼓吹者来华相呼应的是我国有关部门接受了苏联在遗传学方面的偏见，采取了封锁、剿杀摩尔根遗传学的措施，从1949年起到1955年7月为止，有关“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书籍共出版了123种，总发行量为20万册。1952年，《米丘林选集》初版发行量为15000册，再版发行1万册。1955年，为纪念米丘林百年诞辰，又先后出版了《米丘林全集》第一卷和全苏农业科学院1948年8月会议记录《论生物科学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摩尔根遗传学就被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等许多政治标签，在中国的大学、中学、专科学校中已明令禁止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那些信奉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学者们也成了被批判、改造的对象，有些学者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中箭落马了，有的缴械投降了，家桢是摩尔根实验室中由摩尔根的嫡系亲自培养出来的摩尔根遗传学家，当然就成了批判对象。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家桢没有丧失科学家的良知和勇气，他面对努日金这样的“变色龙”能够嬉笑怒骂，而在高压政治的氛围下，坚持科学真理就要靠对科学的信念和个人的开明睿智了。

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家桢已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有人劝他改教米丘林生物学，他却根据当时教育部关于大学里可以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定，成立了达尔文教研室，开始翻译《生物学引论》，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反正就是宁可不教书也不会去讲授毫无根据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好在他在1948年参加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时，已对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决议对苏联遗传学造成的灾难性结果会影响到中国早有思想准备，他坚信这种恶劣影响在中国不会延续太久，因为新中国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深得民心、坚持真理的政党。谎言只能欺瞒一时，唯有真理才永恒。因此，他在如火如荼的批判“反动学术思想”的高压政治下，就象征性地做了检查。他的检查刊登在1952年出版的《科学通报》上。现在我们读一读家桢的这篇检查，一定会对他的开明睿智肃然起敬的。他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我只觉得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说，是硬凑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学说。正像英美反动遗传学界诬蔑他为科学的“叛徒”、人间的“狂士”一样，我认为李森科是以科学作为政治资本的“一知半解”的生物学家。

我盲目崇拜英美式的假的“学术自由”和“科学超政治”的理论。因此我觉得李森科把政治与科学等同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不同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与和平阵营——的思想体系。

家桢给我讲的棉花的故事也很动人，从故事中也可看到他相信科学、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高尚品质。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上海一个年轻的电工称：他用弱电流刺激普通棉株时，能使普通棉株的纤维增长，也就是电刺激使普通棉变成长绒棉，而且由电刺激引起的短绒变长绒的变异还会代代相传。好事的记者不知从哪里听到这个传说后，立即将之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了这则消息，这个当年不知道现代音乐为何物却气势汹汹地讨伐德彪西，以至使贺绿汀拍案而起以维护真理的文痞，这次，他又是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却堂而皇之地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要通过电刺激棉花走中国遗传学发展的道路。

一些溜须拍马之徒秉承姚文元的旨意，急急忙忙整理材料，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煞有介事地办展览、开现场会，掀起了一场闹剧。可是，强权无法替代科学，闹剧开场了，吹鼓手们却心中无底，不知如何收场，为了假戏真做，他们在这时候想到了遗传学领域的权威人物，居然对家桢连吓带拉，企望家桢能参加他们的“啦啦队”。家桢当然不是一吓就软、一拉就走的人，靠吓、靠拉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就勒令家桢去总结这个青年电工发明的棉花电刺激的经验，他们动用行政命令，规定家桢每天上午从复旦大学赶到远离复旦大学的上海农科院的棉花电刺激现场。

对付强权高压的最好办法，就是“消极怠工”。家桢人到现场，却给它来了个哼哼哈哈装糊涂，一天接着一天，棉花采摘了，电刺激棉株上的棉花纤维与没有电刺激的完全一样，没有因为电刺激而产生短绒变长绒的变异。人力、物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电刺激棉花的闹剧也就草草收场了。

1972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有关棉花的奇迹，这次出奇迹的地方不是上海而是四川。当时，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用蓖麻和棉花进行有性杂交时，据说居然培育出了蓖麻棉。此外，他还用有机颜料染色的方法培育成了有色棉；更离奇的是，用什么颜色染色就能育成什么颜色的有色棉。这些当时的“奇迹”现在看来完全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荒诞的滑稽剧，可当时掌握着复旦大学大权的工宣队却把这样荒诞的滑稽剧当成是贫下中农的伟大创造，因此复旦大学的工宣队问家桢对四川“农民科学家”的发明有什么看法时，家桢只是摇头。他无意附和，并且善意地告诉不懂科学的工宣队：蓖麻和棉花，一属锦葵科，一属大戟科，两者的亲缘关系相去甚远，蓖麻和棉花的杂交属于远缘杂交，远缘杂交产生杂种是很难成功的，即使得到了第一代杂种，要稳定地遗传下去也很难。至于活性染料染棉花种子就能得到有色棉，自己从未听说过。他告诉工宣队：搞科学研究，至少要具备两点，一是观察，二是实验。这两点，他都不具备，既没有亲眼所见，又没有进行实验，因此对蓖麻棉和有色棉这样的贫下中农的创造发明不能妄加评论。

家桢的态度是诚恳的，可是只信强权不信科学的工宣队真的是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对家桢的回答愤愤不平，他官腔十足地对家桢高喊：“既然你不肯承认农民科学家的创造发明，那就老老实实地到现场去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吧！”

就这样，家桢和另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被安排去四川“农民科学家”所在的那个公社学习了。

“农民科学家”在当时确实被舆论捧得发紫。就其个人而言，虽说大字不识多少，顶多只会写写名字和家庭地址，可他同当时江苏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标兵农民顾××一样，也确实是个肯动脑筋的细心人。当家桢他们抵达他所在的公社时，这个对“斗争哲学”心领神会的“农民科学家”已经升任公社党委书记了，不久又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农民科学家”对家桢他们的到来是很欢迎的，而且还毫无保留地向家桢和另一位知识分子传授他创造蓖麻棉和有色棉的技术。然而，家桢他们在那里认真学习了一个月，依然没有得到蓖麻与棉花结缘所产生的后代；当然，颜料染棉花种子和颜料倒在棉花雌蕊的柱头上也没有得到有色棉。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农民科学家”的眼光已瞄上了家桢这个中外闻名的遗传学家。

1975年，《植物学报》编辑部给家桢寄来一封信。来信告诉家桢，《植物学报》正准备发表“农民科学家”的论文《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农民科学家”本人提出，在该文发表时，要和家桢共同署名，《植物学报》问家桢有何意见。家桢接信后，仔细阅读了随信附上的文章。看完文章后，家桢感到这哪是科学论文，明明是当时常见于报刊的“批判”“斗争”的翻版，凭“农民科学家”本人的文化水平，要亲自写出这样的文章，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篇文章一看就是出于某个文人之手，是为迎合当时“批邓”需要的邀功之作！家桢对这样的文章当然不会恭维，他谢绝了这份争功邀宠的荣幸，郑重地给《植物学报》编辑部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家桢是这样写的：“我跟×××学习了一个多月，可能时间短，没有得出如×××同志那样的结果，回来后反复试验，仍无结果，很可能是我没有学好技术。至于署名问题，我无功不受禄，不能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家桢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了科学救国的梦，经过艰苦努力，成为科学家后，他无论是在对待“李森科学说”，还是对棉花电刺激、蓖麻棉、有色棉，都能保持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坚持真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会拿真理去做交易！

1989年，家桢应邀为台湾牛顿杂志社题词，他深有感触地写下了八个大字：“真理使人获得自由”。

家桢不仅是知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善于学习、积极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普通知识分子。他告诉过我，在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那个戳心的1967年，当时学校的造反派和到学校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不仅未给过他一丝的同情和安慰，反而强制他离开学校到当时的宝山县罗店公社天平大队北严生产队与农民“三同”。“三同”就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同劳动”是真的，唯“同住”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女，所有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卧室。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家桢和另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实际上就住在一家农户原先放置杂物的客堂间里。当时，那间客堂间里还放着一只存放坏鸡蛋和坏鸭蛋的石缸，这些坏蛋是该农户用来喂猪的，每天从缸中取蛋后会发出硫化氢等气体的恶臭。

根据工宣队和造反派的安排，家桢在该队的唐金妹家“同吃”。唐金妹是一位中年丧夫、带着3个儿子的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全家住在一间草棚里。全家的生活费是每月5元人民币，也就是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为1．25元。尽管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25元，这点生活费还是向生产队借的。唐金妹家是生产队的“透支户”，也就是说，她们一家人的劳动价值抵不上每月5元钱的生活费。可想而知，每人每月1．25元的生活费，能吃肉吗？不能。能吃鱼吗？不能。就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还不能吃，因为要把鸡蛋换成现金，然后再用这点现金去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所以家桢在唐金妹家同吃一年中，根本没闻到过荤腥味，一日三餐不是干粥就是烂饭，下饭菜总是唐金妹亲手腌制的咸菜。

“同劳动”也是真的，只要生产队的田里有人在劳动，那么劳动的人群里必有家桢和另一个年轻知识分子。

在那个史无先例的戳心年代，家桢无奈于周围世界，在噩运临头的时候，造反派和工宣队肆无忌惮地践踏他的尊严，剥夺了家桢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各项权利，家桢的人格遭到了极大的侮辱。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家桢对自己依然充满理解和尊重，他丝毫不会因为别人的侮辱而感到自卑，在那种无理可讲的年月，他勇敢地藐视噩运，维持着人的自尊和理智。他与唐金妹家的关系十分融洽，唐金妹家的人都称呼家桢为谈先生，根本不听造反派和工宣队宣布的那一套要直呼其名谈家桢。家桢与同劳动的农民关系也很好，农民们也没有人把家桢当作外人，与家桢有说有笑，亲如家人。有次在田间拔秧时，一位大嫂提醒家桢，对家桢说：谈先生，秧田里有稗草，拔秧苗时注意把稗草苗丢掉。可对家桢来说，稗草苗和稻苗是不能分辨的，为此他很诚恳地请那位大嫂告诉他如何分辨稗草和秧苗。那位大嫂也认真地告诉家桢：稗草和秧苗都有“眼睛”，而稗草“眼睛”上部不长“睫毛”，稻苗“眼睛”上部长着“睫毛”。就这样，家桢就学会了区分稗草苗和稻苗的标准。家桢回学校查书本时才搞清楚那位大嫂告诉他的“眼睛”的真名叫“叶舌”。

家桢在农村“三同”期间，根据工宣队和造反派的安排，还要经常接受批判。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位农民按照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要求，向家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成天在实验室、办公室里搞的遗传学能吃呢？还是能用？”按照工宣队和造反派的原有想法，是想让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出出家桢的洋相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家桢对农民的问题做了诚恳的回答。家桢告诉农民：遗传学是来自生产实践的规律，这些规律能指导生产实践。例如，世界上本来是没有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的，只有野生稻和野生的麦草等植物，后来经过人类的选择和培育，野生的水稻和麦草就变成了农作物，再根据遗传学原理经过选择、杂交等方法就培育出了今天的水稻和小麦。另外，遗传学与人类的生儿育女关系也很密切，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重男轻女，尤其在农村，媳妇生了女儿，头也抬不起，认为媳妇生女孩是媳妇没本事，其实这是对媳妇的不公，根据遗传学的原理，人类生儿育女与女性无关，生儿还是生女起决定作用的一方是男性。因为对传宗接代来说，女性只能提供一种细胞，恰恰是男性会对传宗接代提供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是生儿子的细胞，一种是生女儿的细胞。当男性提供的生儿细胞与女性提供的传宗接代细胞结合，那么就会生男孩；如果男性提供的生女细胞与女性提供的传宗接代细胞结合，生出来的就是女孩。

虽然家桢的回答并不能使参加会议的农民都能理解，但据家桢说，在他回答时，似乎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尤其是会后，到他住的地方聊天的人多了，到田里劳动时，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也许正是这次批判会使他领悟到，一个科学家在把目标瞄准世界一流的科学难题认真研究的同时，还需要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这是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的需要。正因为家桢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在为发展我国遗传事业努力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生物工程与人类未来》《引人入胜的生物学》等就是他亲自撰写的科普文章。2001年，当他看到“法轮功”组织在向人民群众散布“消业”“圆满”“升天”等歪理邪说时，立即致信当时的中央领导。他在信中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对脱氧核糖酸（即DNA）分子结构模型研究为标志，生物科学从细胞时代，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

半个世纪以来，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成为当前自然科学各领域中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领先科学。生命科学对于探索和综合治理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如人口、农业、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疾病和疾病治疗的观念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促进人对自身的认识。

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获得了空前发展。生命科学领域的DNA、基因、试管婴儿、克隆羊“多莉”、核酸等专业名词，人们已经不再陌生。

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不仅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树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活动仍很猖獗。在我国一些地区，愚昧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反科学、伪科学活动时常发生，尤其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以祛病健身、修身养性为诱饵，散布“消业”“圆满”“升天”等歪理邪说，愚弄、坑害百姓，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人间悲剧。

对生命科学知识的缺乏和无知，是伪科学和愚昧迷信活动得以盛行的土壤。其实，李洪志有关人的生老病死的歪理邪说，说什么“不用吃药就能治好病”，完全是反科学的欺人之谈。

人类对基因世界的探索和现代医学发展，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探明许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并能根据掌握的遗传学等知识，依照基因正常序列，发现其变异和缺陷，而逐步做到有的放矢地诊断和治疗疾病。

唯物论和唯心论、科学与反科学、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了彻底根除邪教和迷信的影响，铲除歪理邪说滋生的土壤，家桢曾建议在全民中广泛开展生命科学知识普及教育。

家桢还在2003年10月组织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等科学工作者编著了一套《基因宝库》科普丛书，受到社会的好评。

家桢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历史使命感的爱国、爱党的科学家。

国家是什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会对国家下不同的定义，但不管如何诠释，都有十分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国家是有土地疆域、有人民、有管理机构和有主权的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都有自己的利益边界线。整个世界也就是被这些林林总总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边界线弄得崎岖不平。家桢的一生，都在为捍卫祖国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边界努力奋斗。1937年，他在美国谢绝了老师和朋友们的挽留回国了。194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他按约完成任务后又回来了。1948年，他赴瑞典参加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并接受罗氏基金会的邀请访问美国。由于苏联拒绝参加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坐在斯德哥尔摩温暖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会场里的家桢，确实感到有一股寒气自脚底直往上蹿，直抵心扉。在会议期间，外国朋友劝他不要再回中国了，因为中国不久就会由共产党替代国民党执政了，而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执政党的好朋友，苏联已把摩尔根遗传学明确宣布为“反动的、唯心的”伪科学了，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还会有摩尔根遗传学家生存的权利吗？美国朋友真为家桢急得捏了一把汗。可是家桢对朋友们的忠告认真思考后，依然毫不犹豫地在访问美国后又回到了祖国。这次回国比前两次的回国除热爱祖国外，又多了一层对共产党的信任。据家桢告诉我，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应该是开始于1937年，那一年，他从美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了，就是在那一年的7月7日，万恶的日本鬼子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想用武力征服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当年11月，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女士在她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女士的声明，使家桢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如果没有共产党在敌人后方所开展的游击战，也就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桢知道了毛泽东，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为避战火的破坏，从杭州一路迁移，最终在贵州遵义落脚。家桢在遵义听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等同志开始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完成了由弱变强、由少到多、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毛泽东令家桢十分钦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靠自己的力量制造成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那些侮辱我们为东亚病夫的侵略者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到中国国土上来耀武扬威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家桢为祖国的强大高兴，为人民的幸福自豪。

家桢也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他自己也在历次运动中，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家破人亡，可是他从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信念，他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亲口告诉过我，他在加入民盟的时候就曾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可当时像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寥若晨星，在历次运动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入党。直到改革开放，他再次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又正值科学的春天，深怀爱国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家桢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要积极走出国门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去交流、合作，这些国家中有许多人对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抱有戒备之心的，家桢考虑再三，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以非中共党员的身份出国会少麻烦，会取得更大的收获，因此又未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他对党的信任，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充分表明他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对党的忠诚同样也使我深受感动，也教育着我要创造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桢离我而去之后，我按照家桢的嘱托，把他留下的财物全部捐赠给了他曾学习和工作过的苏州大学（当年的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我也把我有限的积蓄捐赠给江西上饶县的一所希望小学及南通市的养老院。此外，我也将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疗单位。在2011年，我向中国共产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13年在我92岁时，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家桢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觉得，我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是家桢对我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我在有生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对家桢的最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