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老的广西情

马庆生（广西大学教授）

1965年，我从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毕业来到广西工作，离开上海前去谈家桢教授处话别。他听到我要去广西，好长一段时间没说话，后来语重心长地说：“广西我熟悉，好好干吧，你们都是种子。”到广西后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到处乱糟糟的，原先那种为遗传学努力工作的雄心只能放在一边了。广西的条件比较艰苦，资料也难找，每天在农场、校办工厂忙忙碌碌，当时也不敢去想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1978年，邓小平同志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国内第一次选送留学生。通过层层考试，广西一共选送了12名，我很幸运地被选送去英国留学。但与世隔绝10多年，与英国业务界的联系早已中断，去什么地方呢？我想到了谈家桢老师。我把情况告诉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惨遭磨难，但一听到我有这样的机会，他就四处联系，亲自给我找地方、写推荐信。就这样，我在1980年到了约翰·英纳斯研究所（John Innes Institute）学习。

约翰·英纳斯研究所是英国一所很著名的以植物、微生物为研究材料的研究所，能在这样的研究所学习，机会难得。三年中，我如饥似渴，什么都边学边干，几乎整天都关在实验室里。我的导师大卫·霍普伍德（David Hopwood）教授是一位链霉菌分子遗传专家，指导老师约翰斯顿教授（Andy Johnston）是生物固氮分子遗传方面的专家，他们要求严格，学术严谨，我很快完成了学业，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1983年我回到了广西农学院。

靠着这三年在英国学习的“本钱”，又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机遇，谈先生嘱咐要成为种子的想法又开始萌动了。回国当年，我们就成立了广西农学院分子遗传研究室，开始时是采取“借”的办法，向植保系微生物学教研室借了3个人作基本队伍，向植保系微生物厂借了2个房间作实验室；向学院科技处借了1万元作科研启动经费，买了—些简单的光照培养箱、试管和三角瓶等。带着课题组成员柏学亮、唐东阶骑自行车到广西南宁附近去采豆科植物根瘤，坐火车到桂林植物所采豆科植物根瘤，租一个旧吉普车装上一大桶汽油到广西北海去采海边沙滩先锋植物木麻黄、沙棘等非豆科植物根瘤。不久，广西农学院分子遗传研究室的第一篇论文《广西一些含羞草科和云实科的结瘤情况调查》在《广西植物》杂志发表了，虽然不能代表我们的水平，但是重要的是代表了我们的工作热情和汗水。

有了这个阵地，1984年我邀请谈家桢先生到广西农学院讲学，谈先生和我们谈起广西生物工程研究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人才是关键。当年，我们便成立了广西生物工程研究中心。1985年，带着我的首届硕士研究生韩斌、黄日波、秦敏等开始广西生物工程的研究。自1985年起，又先后将唐纪良、韩斌、黄日波、冯家勋、樊妙姬、武波等送去英国学习进修。他们完成学业后都回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使我们的人才队伍得到壮大，水平得到提高，也结识了许多国内外的同行朋友。

1984年，在广西农学院校友、农业部前部长何康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得到了一笔世界银行的美元贷款支持，由我主管使用。我们把这些经费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广西农学院中心实验室，配备了气相、液相色谱仪，低温冷冻机，高速离心机，高压电泳仪，原子吸收仪，电子显微镜等仪器设备，大大提高了对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再加上有着英国同行方面的联系，研究成果也愈来愈引起国内科技界的注意。1987年又一次邀请谈先生访问广西，他看了我们的实验室非常高兴，说广西做了许多大城市、大单位做不到的事。他兴致勃勃地到了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北海、合浦，作了许多场报告，鼓励广西在生物技术上要取得更大的成绩。这次他还专门到了广西宜州，抗日战争期间他随浙大内迁师生在那停留了8个月之久。他在原农校旧址上看了又看，找了又找，许久没有一句话，后来才讲，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炸弹就落在离教室100米处。

也许历史注定了先生与广西有着不解之缘。那次回上海快上飞机时，他对好几个人讲，只要走得动，要年年来广西。事后，我们知道谈先生回去后在许多场合介绍、赞扬广西农学院在这样一个困难条件下发展生物技术、从事分子遗传研究的情况。

后来，国家实行“863”高技术发展计划，我先后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专家组（农业方向）的成员、组长，广西农学院的几位博士也在严格的公平评选中成了“863”项目的课题主持人。那几年，谈家桢先生来广西非常喜爱听他们的介绍，每当听到项目取得好进展时都十分高兴，尤其是听到许多进展是先生学生的学生做的，就格外高兴。他说，在上海，他常住在医院、老年公寓里，许多人已经把他当病人，来广西又健康了。

那些年，谈老来广西期间，还具体指导我们编写《生物学大辞典》。起因是由于先前中断了与世界分子生物前沿的联系，国门打开后，急需一本在教学、科研上能跟上发展需要的工具书。时任广西科技出版社社长的黄健提议，出版一本生物学领域的大辞典，要我牵头，我没编辞书的经验，因此又想到了谈先生，先生愉快地答应担任名誉主编。1993年、1994年和1998年，谈先生曾三次参加本书的编写工作会议，对编写《生物学大辞典》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审定了全书条目和主要内容，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生物科学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的关切和重视。经过1992—1998年共6年的努力，《生物学大辞典》最后顺利出版，谈先生亲自书写序言，还为许多人签名留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谈老已经把广西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常常都会抽时间来广西，或休息，或到处走走看看。1992年谈老应邀来广西作了访问台湾的见闻报告，1994年来南宁作科技报告，1999年他最后一次来广西还在小范围内参加了学术座谈。

在谈老的关心支持下，广西生物技术研究力量迅速壮大，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大学（1997年由原广西大学和广西农学院合并而成）生物技术研究硕果累累。谈老学生的学生已成为研究骨干，唐纪良博士现为广西大学校长、国家“863”专家委员会成员，承担“植物病原细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课题；陈保善博士是“长江学者”、中共十七大代表，承担“作物抗病毒病新策略研究”课题；黄日波博士现任广西科学院院长，他在生物技术开发利用上成效显著，他的公司在生产透明质酸、海藻糖等方面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从广西农学院出去的韩斌博士在中科院上海分院从事水稻基因组研究，最近他和黄日波博士均获得2007年新增院士候选人提名；冯家勋博士现任广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承担“生物质转化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课题；还有武波课题组的“共生固氮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李有志课题组的“玉米抗逆基因工程研究”等。另外，魏远安课题组的“蔗糖低聚糖的发酵生产工艺研究”和“蔗糖基聚合物的开发利用研究”、卢克焕课题组的“动物性别控制技术研究”、石德顺课题组的“动物克隆技术研究”、梁智群课题组的“L天门冬氨酸发酵生产工艺研究”、王双飞课题组的“甘蔗渣的综合利用研究和用竹浆生产高档纸的工艺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每年都有新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广西大学通过答辩，看着这一批批年轻有为的接班人，我心里就会想起恩师谈家桢先生，这已经是第四五代的学生了，衷心祝愿年轻的一代更加出色，衷心祝愿谈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