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归国之路

金　力（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离家久了，总惦记着家；离乡久了，会想到归根。我回国的念想，始于谈家桢先生的一次不寻常的来访。

那是1994年的加州湾区的初冬，我刚到家，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师兄从华盛顿打来的，说是谈先生要来我家看我。我虽在复旦生物系和遗传所做了7年的学生，但从未有幸同谈先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除了拍大学毕业照时谈先生来了，我和谈先生总共才握过三次手。对我这个学生而言，先生是巨人、是偶像。先生的来访，令我惴惴不安。先生为何远涉重洋来见我这个无名晚辈？

再拨通师兄的电话，得知这次是先生勉力而作的最后一次跨洋旅行，为复旦遗传所今后的发展网罗人才。师兄说先生看中了两个弟子：一个是许田，而另一个竟是我。当时许田师兄已是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是华人学者中的翘楚，也是遗传所学弟学妹们的楷模。他在发育生物学领域已颇有建树，名噪学界。我虽在斯坦福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大师卡瓦里·斯福扎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在理论群体遗传学界小有名气，但造诣有限。想到先生素将生命现象归为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两个方面，许田师兄应是做个体发育的，而我的研究应属系统发育。先生如此布局，我虽初有领悟，但10年后再看，不得不折服先生的高瞻远瞩。

一周后，先生来了，偕着师母，寄寓于旧金山的一个老师家中。先生来到斯坦福，对我谈了他的想法和对我回遗传所的厚望。先生与我的导师交谈，两位各有3个院士光环的遗传学大师见了面，他们从摩尔根谈到了杜布赞斯基，从费歇尔谈到了德尔布吕克。午餐后，师母希望我安排先生午睡。因我当时与别人共用办公室，为难之中，只能将先生引到了医学院学生休息室。在嘈杂喧闹中，先生在沙发上躺下睡着了。我静静地站在先生身边，想到先生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以耄耋之年撑着病躯蹒跚走来；想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回国只手撑起中国的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想到先生多年来顶着政治压力和迫害，坚持真理，为真正的遗传学在中国留下奄奄一脉。我眼眶湿了，落下了眼泪：现在先生召唤我，我能说不吗？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而我属于中国。以后每每想到或是提到这一幕，我的眼眶总是湿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刻。

在送先生离开时，我扶着先生，轻声告诉他我的决定：请放心，我一定回国。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丝欣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为回国工作做准备。

1995年，我在离别祖国7年后首次访问母校，并组织召开了国际进化生物学研讨会。1997年在复旦遗传所建立了人类群体遗传学与复杂疾病实验室，开始了跨洋奔波，重心逐步回移。2003年，我出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5年，我辞去了美国的全部职务，举家回国。2007年，我又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0余年在复旦创业，历尽了艰辛。每当困难时刻，曾有知难而退的想法，但想到为先生而来、为国家而来，如轻易放弃而去，我对得起先生吗？回国是使命，也是责任。能够追随先生，在先生所建的大厦上添砖加瓦，是我的荣幸。

许田师兄也在先生的召唤下回国效力，于1999年建立了“发育生物学和分子医学研究所”，并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贺福初、赵国屏、熊跃等师兄也陆续来到母校效力。13年过去了，复旦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先生也常提起他的满意。有此景象，有赖于先生多年的播种和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