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调查

■马仲扬

在困难时期的1961年，田家英同志带领调查组，在浙江，在天津，在山西，进行了多次调查。我参加了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中所遇到的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还是同田家英相处的日子，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虽然时间过去了20多年，可是，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平静。感谢董边同志，向我提供了她搜集的一些材料，引起了我不少联想，唤起了我不少回忆，一提笔，田家英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实事求是年

1961年的调查，是在什么情况和什么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呢？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加上1959年错误地进行了“反右倾”运动，以致主观主义猖獗，实事求是难行，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就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虽然觉察了问题的严重，但由于对情况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提出的一些纠正措施，也未能发挥扭转困境的作用。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重提了调查研究的问题。1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在3月写给中央同志的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的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3月还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分析。指出：“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后，毛泽东同志又一再写信督促领导干部进行调查。5月6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作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5月14日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我之所以引出以上这些话，因为这是田家英在几次调查中，经常传达，经常强调的，并认为是调查者应当时时遵循的思想原则，他确实也以自己的行动认真贯彻了这些思想原则。

在这一年里，中央领导同志都下去进行了调查，刘少奇到湖南调查，周恩来到邯郸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调查，邓小平、彭真到顺义、怀柔调查，陈云到青浦调查。各级领导同志，也都纷纷下去调查。

正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田家英称这些条例为调查丰收之年的标志，为整个工作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

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到浙江之前，田家英召开了一次布置调查任务的会议，在会上他出示了毛主席写给他的关于这次调查的一封信。在一张信纸上，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的草字，还勾画增添了好几处。大家争相传阅和辨认。最后，还是田家英念了一遍。这封信的全文是：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1]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我们激动地读了这封信，认真地讨论领会这封信，又在调查实践中遵照这封信的精神开展工作。《反对本本主义》和这封信，成了我们调查行动的依据。在浙江调查组里，田家英比我们都熟悉党的农村政策，领会毛主席的指示也比我们深刻。他在整个调查中，运用解剖好坏典型进行对比的方法，从调查的实际出发，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从而提出问题和建议，既有胆识，又比较稳妥，既坚持原则精神又有比较灵活的措施。我们感到他在具体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时，排除了本本主义，做到了实事求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敢于冲破既有的条条和框框，随时向中央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就是在这封信中所提的调查时间以及三组到广东会合再转入广州调查的安排，他也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向毛主席建议作了相应的改变。我认为这些正是田家英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棘手的食堂问题

调查组进村之后，发现群众有些疑虑，基层干部虽然忙于张罗但也在探听调查组的意图。如何打开这种“捉迷藏”的局面？田家英提出，先不忙于开会，要挨家串户，普遍接触，个别访问，就是地主富农，也一样串户了解。使调查人员同干部和群众很快地融洽起来，以便了解真实情况。调查组的意图通过这种形式，很快就传播开来。

问题是逐步揭开的。首先是食堂问题，因为食堂是当时非常尖锐的问题。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萌芽而普遍建立的，家家户户都取消了私灶，不管怎样分散，都必须到食堂打饭。“大锅饭”就是这样吃起来的，“共产风”也是从此刮起的。民以食为天，进入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了，食堂问题就突出地摆在群众面前，成了不可绕开的问题。下去调查的同志都知道，在此之前，为调查食堂问题，有些同志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群众首先向我们提出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后来群众说，这是试调查组的胆量的。在调查组内部讨论，大家感到有压力而产生疑虑时，田家英谈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发自肺腑的话：压力的确是存在的，调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任务就是，排除一切干扰，了解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向中央反映。我们不直接处理问题，这由中央考虑决定；反映问题不夹杂个人的私心杂念，但要依据客观材料，分析问题，不能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一古脑儿端上去。只要是情况属实的，材料是准确的，我负责向中央反映，如果要打屁股，也首先打我的屁股。大家放心收集群众的意见，在吃饭问题上，群众是有话要说的。于是，专门调查食堂问题的座谈会召开了。尽管我们已经做了说服工作，在七八个人的会议上，还是没有人大胆直言，群众也有被批判的经验了。我们听到的只是简单地颂扬食堂的声音，几乎来回重复“食堂好，食堂好”，准备记录的同志，除了写下不同的姓名之外，发言内容都是一样的。会开得很沉闷，发言的人似乎言不由衷。散会之后，一位中年妇女迟迟不走，把调查组的同志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其实，她对食堂意见很大，一连讲了几条罪状：一是老人小孩病人无法照顾；二是干部有私心，多吃多占；三是人人感到不方便；四是下地干活的壮劳力吃不饱；五是浪费大，谁都不节约。经过串门访问的结果，证明这位中年妇女的意见，是代表了多数人看法的。禁区就这样突破了，使我们了解到真实情况。田家英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确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深入见真情

同田家英一起调查，一直是紧张的，不停地提问，不停地跑路，不停地思索和不停地阅读。他采用的方式是找人谈心聊天，使被调查者感到他是个朋友，一见就可以谈“知心话”，用不着说“应付话”，所以他能很快地掌握真实情况。他自己说，这叫深入见真情。

在“浮夸风”盛行的情况下，调查粮食产量是一大难题，阻力很大，干扰特多，在好的生产队里是这样，在差的生产队里更是这样。我在富阳五星大队调查时，仅粮食产量一项，亩产到底多少，其说不一，调查了一个星期，仍然不知底细。基层干部一个意见，老农一个意见，青年一个意见，妇女又是另外一种意见。会上一种意见，会下又是一种意见。我确实坠入五里雾中。在田家英的启发下，我找了一些人谈心，他也亲自找了生产队的会计谈心，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我们又找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和仓库保管员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真情，意见一致了，账目也相符了。终于弄清了产量，也进一步揭发了“浮夸风”正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标逼着虚报而造成的。通过调查，大家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直接影响了生产，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以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党和群众应有的密切联系被隔绝了。五星大队之所以是个比较好的生产队，是因为几年中生产没有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没有大的增长却也没有大的下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还是比较正常的。在当时说，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为什么这个队能够保持这样的局面呢？从调查中分析，这个生产队在“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流行的情况下，以老农和生产队干部为核心，有组织地抵制了“五风”。例如，他们对来自上面的生产中的瞎指挥，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为了强调实行密植，上面规定一亩下种子120斤，他们将其中大部分煮熟，当作种子下地入土，上面派人来监督时，确实下了规定的数量，其实煮熟的部分便成为肥料。为了使干部不受批判，路边种得密一些，里边仍照常规，“检查团”来了，路边一走，就过关了。对“共产风”和“浮夸风”，他们都采取了一套对策，既顶住了“五风”，又能继续生产，所以他们没有遭到“五风”带来的伤害。田家英听了这些生动的事实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经过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材料，田家英对我国农村合作化的历史得出如下的结论：互助组和初级社是群众最满意的，因为当时真正遵循了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到了高级社的初期，还是正常的，高级社后期，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公社化是一哄而起的。现在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在当时，不突破很多框框，就很难作出这个肯定的判断。

声泪俱下的讲演

毛主席在信上提出要作比较调查，即调查一个好的生产队，再调查一个坏的生产队。我们调查了比较好的富阳的五星大队以后，转到差的环二大队，没有经过县里的安排，我们是通过一个在五星队乞讨的孩子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去的。田家英在调查访问时，偶然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乞讨，他当时就把这个孩子作为访问对象，从这个孩子口中，了解到他讨饭的原因以及他家乡的困难情景。在田家英的倡议下，以这个孩子提供的情况为线索，调查组跟踪转移到富阳环山村的环二大队进行调查。

环二大队是个落后队，调查组的同志在这个队调查期间，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由于口粮短缺，男女老少一致反映饥饿使他们无法生产。我们进村后，逐户串访，相迎的每张脸，几乎都是两腮塌陷，眼大无神，接着便是一阵诉苦或哀号；看看他们的家里，不仅生产资料所剩无几，就是生活资料也当卖一空，有的床上仅有一床破被甚至是一张草席……我们走访一次，不知要流多少眼泪。田家英告诉我，他走过多少农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相，像遭过一场洗劫后的情景。在这个大队里不仅没有看到耕畜，而且全队没有一只家禽。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人们眼巴巴盯着的是大锅里的稀粥。因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两或者3两米。当调查组的同志们端起自己的稀粥时，一口也吃不进，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在我们面前一群孩子正伸出他们的空碗，你怎么能咽得下？！只好把粥分到这些空碗里。大锅粥无法填饱群众的肚子，不少人靠做绿肥用的红花草充饥。这个队，群众的生活是这样状况，可以想象它的生产已难以为继。生产队长是个老实农民，他虽然每天照例喊人、派活，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因为主要劳动力已经弃家外出，一往江西，二往外村，有的另谋生路，有的出去讨饭。据调查，1960年，一个劳动日值只有0.0302元，农民说，还抵不上一支香烟。结果是，劳动一年，只有2.53元钱，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弄得户户倒挂，都成了欠债户，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18元。连续3年没有一个姑娘嫁到这个队。

为什么地处“鱼米之乡”的富春江流域，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生产队呢？调查表明，主要是“五风”危害的结果，当口粮发生严重不足时，仍然虚报余粮，增加征购数量，群众到野外自寻野果野菜充饥时，个别负责干部不仅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认为是“往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捣鬼行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严厉批判，以至发生吊打群众的事件。这样，引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情绪非常低落。

调查组的到来，牵动了全体社员，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们很快变成了群众的亲人。在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连久病不起的老人，也被人扶到会场，每个调查组的成员都被围得紧紧的。当田家英在会上讲话时，多少双渴望的眼睛盯着他。他首先说，我们来自北京，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起各位父老，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他十分激动，满脸泪水，仍然大声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诚恳地接受你们的委托，我一定及时地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反映群众的呼声，反映这里的真实情况。目前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总是有办法克服的。当干部的遇事要和群众商量，要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我相信会好起来的。这时，会场由寂静变成了欢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一位老人以发自内心的深情说：“这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呐！”田家英气愤地斥责了曾经打骂过群众的干部，说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他答应负责将这里的问题向县委和省委反映，并建议采取急救措施，恢复这个队的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他特别在会上宣布调查组成员的姓名和他们在北京的地址，以便同社员联系，也使社员放心。散会时，群众说，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些“暖心的话”了！多少人争着同他拉手，抚摩他的衣服，依依不舍，久久不散。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年里，我们经常收到环二大队社员的来信，详细地介绍我们走后环二大队的可喜变化，既谈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谈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打算解决的办法。环二大队很快地摘去了落后的帽子，跨入了先进的行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仍然热情洋溢地写信来。可是，他们哪里料到当时我们已无法同他们继续来往了。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报纸上公布了田家英追悼会以后，环二大队的社员们方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一直怀念着田家英同志，特向田家英夫人董边同志索取遗像，以示永久的怀念，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位“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调查就是学习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非常紧迫的，需要边调查边整理材料，特别是同田家英一起调查，他要求很严，催之又急，限期汇报，限期交稿，一不合要求，就推翻再来。他常常开夜车，通宵不眠，一旦完成任务，随即轻松愉快，就是走起路来，也还哼几句川剧或背几首诗词。他经常说，生活要有节奏，一张一弛，需要适度，不然，也会失调。所以，我们调查每告一段落，回到杭州，他便组织大家分别参加文娱活动。他的爱好是逛旧书店收罗明清学者的书法，他还搜集历代古币。

每次调查本有一定的目标和范围，但同田家英一起调查时，就常常不受这个限制，遇到什么问什么，走到哪里问到哪里。在绍兴柯桥的商业调查中，在天津的工厂调查中，在太原的煤矿调查中，他都突出了这一点。他说，调查就是学习，不懂就要问，不管他是谁。因此，他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听到很多意见；他同群众谈起来既生动又引人。他对于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理解得精辟，运用得熟练。在商业调查时，对柯桥镇商业存在的问题，我们作了如下概括，死、乱、官、紧：死是统得死，管得死，封得死；乱是头绪乱，章法乱，人员乱；官是官办法，官面孔，官待遇；紧是物资紧，市场紧，人心紧。它们又相互影响，相互助长。老商人谈经商之道，批评说：我们政府的过多干预和管理失当，商品不按流通渠道而按行政规划运转，以致逆转倒流，造成浪费，层层设置关卡，形同封建割据；供销社收归国营，失信于民；商品价格极不合理，笋价高于毛竹价格，造成售笋毁竹，竹林难以为继；经商不能无礼，气和才能财活，等等。这些，都得到了田家英的好评和称赞。他提出，不向老商人请教，就不能发挥他们好的经验，年轻的商业人员应请他们去上课。在天津钢厂调查时，陈伯达去了钢厂并召开了座谈会，当他听到有的人反映他右倾时，就恼火起来。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陈伯达直截了当地问：谁说我右倾，我这个人是不会右倾的。田家英听后讽刺他说：你是《四大家族》的作者，谁能说你右倾？！1959年庐山会议上，早就有人说我右倾了，但我不怕，实事求是嘛，不能歪曲现实！后来田家英告诉我，为了使调查工作正常进行，他才说这番话的。可见，学习也不那么简单，没有无畏的精神，也会随风摇摆！通过调查，使我们认识了“大炼钢铁”以来钢铁生产的真实状况，也使我们了解了“以钢为纲”所带来的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从天津钢厂的情况看，生产上的各项指标，除产量以外，都落后于1957年的水平。集中反映在“四低四高”上：产品质量降低，劳动生产率降低，设备利用率降低，利润降低；而计划指标很高，原材料消耗很高，成本高，次废品率也很高。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不注意经济核算，更不讲经济效果。在分配上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不满，积极性很难发挥。调查还提出了，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方式搞突击生产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的恢复。对天津钢厂的调查报告，田家英甚为赞赏，他专门向我说，你们写的报告很好，既真实又生动，杂文式的写法，毛主席已批转给中央工作会议上去了（指1961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太原搞煤矿调查时，我们了解了采掘工业的重要，以及怎样科学地开采和运输，同时认识了乱挖乱采的危害并了解到井下工人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还听了老矿工讲旧社会煤矿工人的苦难。田家英带头跟老矿工去爬条件极其简陋又常有瓦斯爆炸危险的小煤窑。我们在狭窄的巷道里，无法直腰，有时需要两手着地，极其艰难地爬行。当我们离开小煤窑时，的确全身大汗，腰酸腿疼，身上脸上同煤矿工人一样黑。田家英乐得大笑，我们都变成了“煤黑子”！他说，这是体验生活，不然怎么了解煤矿工人的苦处呢！

凡是同田家英一起调查的同志，都佩服田家英知识丰富，才华出众，但他给人更加突出的印象，是能利用一切机会挤出时间勤奋地学习。他不仅向实际学习，读起书来也如痴如醉。在调查中，他不仅对所调查问题的有关理论和政策熟悉，还对调查地点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以及那里的风景名胜，文人轶事，都想一切办法占有第一手材料。他常说读书是他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时间是靠挤出来的。在调查期间，一些零碎时间他都抓住不放。

1961年冬，从山西调查回京以后，我将写好的调查报告送给田家英。当我由中南海他的办公室走出来，已经晚上近11点了。他陪我走出了中南海，沿着红墙，边走边谈。他说，从年初的浙江调查，到夏季的天津调查，又到冬季的山西调查，时间将近一年，这一年很不平凡，每次调查，都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一步，了解了不少东西。他还说，我们做理论工作的，不认真读书不行，只坐在屋子里读书也不行，必须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次调查，胜读一年书，这一点也不夸张。对现实漠不关心，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工作者。他的这番话牢牢记在我的脑际，也常常成为我的行动的先导。

想到田家英，就想起1961年同他在一起作调查的情景，难以忘却，就写了这篇回忆。

1986年7月6日

【注释】

[1]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