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人民怀念田家英

■刘冠群

1966年5月23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的第七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田家英同志含冤离开了人间。

这个不幸的消息从中南海慢慢地透出来，终于传到了数千里外的四川省新都县大丰公社。这真是晴天霹雳啊！大丰人民暗暗地伤心落泪，默默地沉思。当时的狂风恶浪能锁住人民的口，却锁不住大丰人民的心。他们了解田家英，他们一直在怀念着田家英在大丰时的一切。

毛主席身边来的人

大丰公社原名崇义乡。这个乡位于成都至彭县的公路上，南距成都火车北站只有10公里，交通方便，地势平坦，沟渠纵横，阡陌交错，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川西平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各县土地的生产能力是大体相当，难分轩轾的。可是，到了“大跃进”年代，崇义公社突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24000斤”的“大卫星”。省广播电台一广播，崇义公社声名大振。到了征粮时节，粮食一袋一袋地装满去过秤，社员们惶惑了，越来越为肚皮发愁。

就在这个时候，1959年初春，田家英率领一个工作组从北京来到崇义公社。“这些人不简单，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社员们纷纷议论。田家英是成都人，崇义公社也算是他的桑梓之地。他的主要经历，社员和干部是不难打听到的。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幼年失怙，饱受人间凄凉，曾一度被迫辍学，在大哥继承的药店中当学徒。他读过省立北城小学和县立中学。十四五岁便在成都一些刊物上初露头角了。“田家英”便是他使用的笔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满怀报国激情的田家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进了陕北公学，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48年起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任秘书；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田家英的经历获得了崇义乡人民的钦仰，但也给他联系群众带来了障碍。老百姓和大干部之间有一段距离啊！

田家英一到崇义公社便用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来逐步消除干群之间的这段距离。

他喜欢走家串院，在院坝里，在田坎上，在马路边，在食堂里，在劳动中和老农、青年、婆婆大娘们摆龙门阵，交朋友。公社给他安排的小灶伙食他不吃，偏要吃农民的大锅饭；现成的轿车他不坐，反而要和社员一道去拉大车；他脱鞋下田，和社员一起割麦子。社员们逐渐和他开起玩笑来了：“哟，田主任，看样子，你是个书生，割起麦子来，还是个内行哩！”

为了夺取大丰收，他和全体社员一道大搞积肥。全体工作组成员、公社干部和年轻力壮的社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肥大军：板车、架子车、鸡公车一齐上阵，到成都拉大粪。他拉大板车，或“稳中杆”或“拉飞蛾儿”，虽然挥汗如雨，却有说有笑，非常愉快。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每天下午去成都，有时往返两趟，回到公社时已经是半夜了。有一次，他用长把子粪勺从粪坑里舀粪，知识分子的力气毕竟比农民要差一些，他差一点跌下粪坑去。有一天夜晚拉粪，刚装满粪车，就遇上瓢泼大雨下个不停，田家英和同行的两位同志只好把粪车存下来，到省委招待所去住宿。门卫看见三个身穿布衣、挽着裤脚的陌生人，不让进去。碰巧遇到了招待所的负责人，这才进去住下。

田家英渐渐地和农民、基层干部交上了朋友，农民和基层干部也渐渐地把田家英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

对党要讲真话啊！

田家英到崇义公社不是单纯的劳动锻炼或体验生活。他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

那时候，“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崇义公社“亩产稻谷24000斤”，这本来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出它的虚假性。然而，浮夸既然已经形成了吹遍全国的一股风，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这个重要情况，就不能凭常识作判断了。田家英决心脚踏实地，把这一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他到崇义公社后，和干部、农民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来谈去，总要提到一个问题：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喃？”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24000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都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田家英又问：“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笑了。他问了许多人，回答都是差不多的。

产量究竟有多高，农民自然最清楚。可是在那头脑膨胀的年代里，谁要是透露出真情实话，谁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谁不知道“‘左’比右好”！因为说真话而摔跟头的人农村里也多的是，谁还愿意担风险呢？

要社员讲真话，谈何容易。

然而，田家英不是来走马观花的，他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党中央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他通过敏锐的观察与科学的分析，心中有数了。需要的是进一步落实，查出真凭实据。他明白，要群众讲真话，先得解除群众的顾虑，还要有耐心。

这一天，田家英走出了崇义场，在街口遇到了相识不久的大队书记林功谦。他抚着林功谦，边走边谈。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终于被感动了，他沉重地说：

“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650斤。”但当他抬头见到田家英身后还有本县的干部时，又转了弯说：“究竟是好多，我回去再查一下。”

实际产量650斤，上报产量却成倍加番，农民还能剩下多少粮食？这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田家英要亲自查仓，看个究竟。他来到了一个生产队，找到队长马世才问道：

“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3万斤。”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田家英说：“请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仓门打开了，仓板已经下到还剩两三格。不过，看上去还堆着一片黄谷，确也像3万斤的堆头。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松泡泡还有弹性；用竹棍捅了几捅，黄谷直往下落，露出了垫在下面的厚厚的稻草。原来上面只是薄薄地铺了一层黄谷！田家英没有责备马世才。批评一个生产队长有什么用呢？他弄虚作假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啊！田家英只是幽默地说：“这些谷子的谎壳太多了！”“谎壳”是四川土话，就是指无实的空壳。

一天，田家英与公社会计摆龙门阵，这个会计无意中说出1958年有两本账：一本是假账，是上报产量；一本算是真账，是实际产量。经过深入调查，田家英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于是，他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讲的话句句说在群众的心上。他说：“产量是多少就报多少，少报不对，多报也不对。以少报多，上级不了解真实情况就会出差错，群众也要吃亏，肚皮要受到惩罚的。党与群众是心连心的，对党忠诚就是要实事求是讲真话。这些日子，真真假假，我算是有些数了。今天还要请大家说一说，谁有胆量谁先说。”

那些日子，群众也在观察着田家英，他清仓查账成了群众议论的话题。群众对他信得过了，顾虑也打消了。

查产量、查仓库、查账目，这本来是例行公事，在今天说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可在当时，田家英是在捅一个大家都知道是捅不得的马蜂窝啊！现在的年轻读者难以想象田家英这么做是承担着什么样的风险的。如果您查阅一下彭德怀元帅为什么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资料，就会对当年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的精神品质有清楚的了解了。

公共食堂无米下锅了

公社化后，崇义公社和全国其他公社一样，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田家英经常在公共食堂内外询问着、观察着、忖度着，而且常常和农民一起在食堂吃同样的“饭”。有一天，陈鸭子的老伴儿陈大娘从家里来到公共食堂，好不容易打了全家人的稀饭，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脚一发软便跌倒在台阶上，稀饭泼了一地。陈大娘一阵心酸，一阵抽泣。几口人空着肚皮在家等着喝稀饭，这怎么得了啊！田家英连忙上去，边扶边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去打饭就是了。”陈大娘哭丧着脸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5斤粮票，要陈大娘到食堂去称米。公共食堂哪里还有米！陈大娘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有交出比黄金还宝贵的5斤粮票，称了连麸面。看到这一切，田家英抑制不住心头的酸痛。20多年来，崇义人民中一直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当时，田家英叉着手，仰望着“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

田家英在崇义时，已经看出了公共食堂的一些弊端，看到了公共食堂越办越困难。人们常常可以从他那紧锁着的两道浓眉下面的眼神里，看出他为群众疾苦而忧虑的心情。

田家英在崇义公社是很辛苦的，夜深了，他的寝室窗户还透出灯光。他在整理资料，研究问题，阅读文件；他在振笔疾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提出看法，请求指示。社员们从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孜孜不倦的工作中，看到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

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啊！

崇义公社改为大丰公社，是田家英提出来的。改名时，田家英和干部群众商量说：“崇义，带有封建色彩。粮食产量上不去，社员们连肚皮都吃不饱，你崇尚义气又有什么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取粮食大丰收，我们把社名改为‘大丰公社’好不好？”

随着崇义公社改名大丰公社，田家英激励干部、社员夺取丰收。在全社干部、部分小学教师和成都工学院师生参加的大会上，田家英作了动员报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从前，李太白上韩荆州书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什么是万户侯？我看，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就是万户侯，万多家人的领导嘛！任务是什么？上报国家，下安黎民。拿什么去报国安民？第一就是粮食，民以食为天嘛！国家的粮食储备多多的，老百姓的肚子吃得饱饱的，公社书记的首要任务就算完成了，就是党的好干部，做到“万家生佛”，就是一个好的“万户侯”。

4月，早稻开始插秧，那时“瞎指挥”盛行，各地都在雷厉风行地硬性推广密植，“越密越先进，越密越革命”。农民想不通，干部也为难。

这时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下来了，四川各地都没有在县级以下作传达，可是田家英在崇义公社社员大会上念了三遍，又让广播室连续播放。田家英还召集了一次有老农、中年和青年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插秧问题。田家英说：“不是稀大棵好，也不是越密越好。要根据土质、种子、水肥等各方面的情况来作决定，特别要听老农的意见，不能作硬性规定，不能强求一致。”

田家英给大丰社员撑了腰，社员们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他们可以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来决定如何栽秧了。

大丰公社竟然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消息迅速传到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议论也就纷至沓来。田家英毫不动摇，他向县、社干部一再说明，搞农业生产，就是要因地制宜，他并不反对密植，但不赞成不顾具体情况的瞎指挥。他向温江地委打了电话，谈了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温江地委转告原新繁县委说：“大丰有田主任，他在搞试点，应当例外。”

和大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田家英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但他不是钦差大臣。他只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和为人民谋福利。他在大丰，从春初到夏末一共6个月（中间有两次分别到中央和省里开会），给大丰人民留下的是刚直不阿、坦荡无私、平易近人、勤劳忠诚的形象；他的言行表明了他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公仆。

田家英和大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特别难忘那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们。离开大丰前夕，在火神庙广场召开的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他向群众讲形势，讲政策，讲希望。他明确地说：“向党讲了老实话的同志们，请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于打击报复，你们就到北京来找我，来回的车票不要你们掏钱！”

大丰人民依依不舍地送别了田家英。

今天，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这个“知今是而昨非”的认识是经过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的。如果我们翻阅当时制定的规章制度等文件和田家英在大丰的工作情况，就可以看出田家英是怎样地竭尽心智贯彻党中央第一、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为纠正人民公社初创时期便泛滥开来的一些“左”倾错误而奉献的赤胆忠心了。

在大丰6个月的调查研究，对田家英认识农村的客观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6个月既展现了他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优良品质，但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的夫人——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董边在《忆家英》一文中说：1959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得他忧国忧民，思想苦闷。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抱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他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采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在纪念田家英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告慰田家英同志，现在，党中央已经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新都县（包括原来的新繁县）也已今非昔比了。大丰乡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大工厂和各种类型的乡、村企业。农民不再为肚皮发愁了，许多农民盖起了漂亮的新房，现代化电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大丰人民永远感谢党，大丰人民永远怀念曾经为他们排忧解难谋福利的好干部，大丰人民深深怀念田家英！

原载1986年6月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