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凤翔
我已年迈，往事历历在目，一生中1961年春与田家英同志交往的那段日子记忆最为深刻。
1960年春，浙江省嘉兴县（1958年嘉善县与嘉兴县合并为嘉兴县）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饿病逃荒”的现象，尤其是原来的嘉善县情况更为严重。省委、地委对此甚为重视，即派工作组到嘉善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认为发生这种严重情况的原因是当地基层干部作风不纯、民主革命不彻底、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基层组织的领导权直接或间接地被坏干部所篡夺。为解决这些问题，从5月份起，嘉兴地委、县委根据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整风整社经验的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分批分期开展改造落后队运动。但是，落后面貌并没有改变，情况仍在发展，并且越来越严重。
当时，我任中共嘉兴地委常委、副专员。10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同志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要我到嘉善片去开展工作。我遵命带领地委工作队来到了嘉善，按照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经验的精神，找落后的阶级根源，整基层干部。我当时心里就有疑问：嘉善的基层干部怎么这么快就都变坏了呢？因为1950年5月到1953年5月，我在嘉善担任过县委书记，嘉善的情况，嘉善的群众我很熟悉。目前的这些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那时选拔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都是出身很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贫雇农。但上级的结论难道会错吗？嘉善现在发生的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去在嘉善工作没有做好所造成的。所以这次来嘉善工作，一定要以河南信阳地委经验和省、地委要求，努力把工作做好。
1961年1月2日，干窑公社联星生产队第八小队一位女社员上吊身亡。我们工作队几位队长，认为是一起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案件，连夜就组织对几名生产队干部进行批斗。事后调查，这几名生产队干部都是出身清苦的贫下中农，而上台斗干部剥干部衣服的那个社员，在旧社会却是当过土匪的。还有那名女社员的死是因粮食问题引起的，也不能说是生产队干部的责任，这个现实使我震惊。但是上级文件明文指出，产生农村落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坏干部篡权。我既不能不执行上级指示，又不能否定心中的疑问，批斗基层干部的手也软了下来，脑海中的问号越来越大。
1月下旬，我得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已经来到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为解心中难解之谜，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们。一天，我以东道主的名义，自掏钞票在招待所包饺子款待田家英和中央调查组的逄先知等同志。一见面，田家英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调查，我已听说了。我在和合点上调查，你在面上调查，我们可以很好地点面结合。”我拘谨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我就向他们汇报了嘉善工作的落后情况，承认是与我们没有很好执行上级政策、水平太低有关；同时，也提出了造成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否与上面对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估计不准有关的疑问。田家英听后坦诚地说：“在共产党内要提倡讲真话，有什么思想不通，政策不对头，都可以坦诚相言。”又说：“正确的决策，必须来源于群众中真实的情况。”他要我解除顾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抱着向毛主席派来的人应该坦言相陈的思想，诉说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出现的许多问题和最近几个月我在嘉善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并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应该是基层干部的责任。田家英结合中央调查组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肯定我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指出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自上而来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我第一次听到了大胆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内心豁然开朗，坚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深感自己找到了知音。经田家英的指点，我浑身上下如释重负。
是年3月31日至4月3日，我参加了中共浙江省嘉兴地委在魏塘人民公社召开的海宁、桐乡、平湖、嘉兴四县（当时嘉善县尚未恢复建制）领导和部分人民公社领导参加的《六十条（草案）》试点工作座谈会。其间又与田家英有多次的交谈和讨论。田家英在座谈会上先后作了五次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农村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夸大主观意志、脱离实际，这是自上而来的“五风”危害。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我才深深地体会到那是真知灼见。
此后，正当《六十条（草案）》在全国讨论时，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就已开始进行试点，执行《六十条（草案）》所规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如调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实行以“三包一奖”、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营体制；废除“供给制”；实行评工记分、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无论遇到何种灾害的年成都必须保证社员全年口粮标准；停办公共食堂，增加自留地，且自留地不规定种植品种和销售方式等等。它像一股春风，吹绿了嘉善农村，使农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嘉善县从此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应归功于田家英，归功于他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归功于中央调查组在嘉善调查后上报的《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给中央决策者提供了符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信息。
1961年4月9日，我被任命为恢复建制后的嘉善县委书记。我努力团结县委一班人，依靠全县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原原本本地、实实在在地执行了《六十条》规定的政策措施，想尽一切方法使农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全县因此比全国早一年得益，农业生产呈现生机蓬勃的转机。1962年1月，我去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田家英专程到我住的北京西郊宾馆看望我们，我们又作了交谈，当田家英听到嘉善农村发生了不同往日的变化和进步，极为高兴，还叮嘱我们应该把《六十条》的政策更深入更具体地贯彻下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作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在全局与局部、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矛盾中，经常会遇到问题和困难。田家英那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处处想着人民群众利益的品德，无不在此后长时期的工作中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并使我受益。
作者撰文后不久，于1996年2月15日患心肌梗死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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