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文苑一知音

■方　行

家英同志谈笑风生的神态，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不管再过多少年也决不会忘怀。

我和家英同志初次见面，是在上海天平路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内。那次，他因公来沪，顺便到文管会鉴赏所藏的明清人书法，时间大概是1958年或1959年。此后我们就常相往还。其实，早在1954年全国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了。当时，我在上海参加综合讨论情况的工作，要把综合的情况用电话及时向北京汇报，家英同志在北京负责汇总全国讨论的情况，有时电话就是由我打给他的，所以彼此的姓名，均已耳熟，一旦见面，大家并不感到陌生，谈话也就很随便。

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有时去各省市进行调查，在繁忙之余，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对清代学术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造诣尤深，搜集了大量清代学者和近代革命家的书法以及信札之类。他有感于某些文物单位，以为清人去今未远，不很介意，即使留意的也只限于著名书家的作品，对并非以书法著称的清代学者的墨迹，往往漠视。他却认为这是研究清代学术史所不可或缺的，如不及时收集，就有被湮没的危险。他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总是利用闲隙随时收集。

上海朵云轩，是家英同志每次来沪时常去的地方，我曾多次与他同往。他和该店的同志很熟悉，不仅提供他看在门市部尚未摆出来的东西，还陪他到仓库去拣选。从堆满架上的卷轴，乃至尘封的残帙，他无不看个明白，常常弄得满身灰尘，两手墨黑，他仍怡然自得，若是有所发现，更喜不自胜，连连称道：“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淘”旧书，我们有同好，逄先知同志亦乐此不疲。上海旧书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大家先在门市部漫步，然后店里的同志把我们带到楼上的书库里。一排排林立的书架，我们穿行其间，寻觅的目标多是有关革命史方面的书刊，每有发现，都欣喜相告。家英同志的目光最为锐利，以他“发掘”出来的资料为最多，质量亦最高。最后，抱了一大堆旧书怀着喜悦的心情而归。家英同志常讲，治革命史一定要充分掌握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认真辨明史实及其来龙去脉，决不可含糊，对那些以讹传讹之谈，尤为鄙视。

无论发现了书法还是书刊，家英不仅极其高兴，还邀我们至其住处，把它摊开来和我们共同鉴赏、品评，大家边看边议，有时还引申开去，谈得满座皆欢，不觉时已深夜，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家英同志曾数至我家，清茶一杯，随便聊天，彼此感到非常愉快。有次他和逄先知同志同来，拿出一枚小巧的圆押印，上面铸一个“方”字，说是在北京地摊上只花几角钱买的，特带沪赠我，还风趣地讲，此印姓方应“物归原主”。我即欣然受之。他对图章颇有研究，看到我有几方篆刻家吴朴刻的章，甚赞其刀法。吴朴同志与我同事，我说你如爱好他的篆刻，可为代求。后来请吴朴同志刻了几方图章，家英满意地一再托我代为申谢。

我赴北京，都是为开会去的，只有休会时或星期天才能抽身。家英同志知道我到了，就于这时来看我，大家谈谈近况，或同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各自拣些旧书。他知道我们把征集到的李大钊遗札准备编印，有次特地问起此事进行得如何。我说北京有的单位及私人处，亦藏有大钊同志遗札，要请他们提供照片，你能否予以协助。他立即表示同意，并郑重地告我，近来他觅得了大钊同志手钞的黄石公《素书》一册。一听之下，我为他这非同寻常的发现而惊奇。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看，我即联袂同往。此册首页上有“阁斋李大钊手钞”字样，用的是印有“斋手钞”的蓝格子纸，每页16行，字字清劲，英姿焕发，是大钊同志早年的墨迹，共12页。大钊同志号斋，恐知者甚鲜，我是此刻才知道的。接着，家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取出所藏的大批清代学者书法，一件件打开卷轴，共作鉴赏，对有些稀见之品，他还为介绍如何访得的经过。我们边看边谈，只看了一小部分，时已午刻。我因下午有事，就起身告辞。他坚留便饭，对尚未看的约定改天再来续看。即同到他宿舍前的食堂里进了午饭。这天我去他家时，见到了董边同志，虽是初识，但很热情，此刻她正要出去开会，还为我沏了杯茶才走的。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到达时主人已在等候我们。方才坐定，他就告诉我，要拍前谈大钊同志遗札的照片，已与收藏者接洽，同意提供，一俟取到，便即寄沪。他从不轻诺而办事又迅速敏捷的作风，实在值得钦佩。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大钊同志手钞的《素书》，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家俱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正当大家看得意兴很浓的时候，逄先知同志来了，就谈得更加热烈。转瞬暮色降临，家英同志就要大家同去四川饭店，尝尝他的家乡风味。我们四人围坐，各抒胸臆，主人兴趣特好。因我明天就要返沪，请他到时候能来审阅印样，他说，今年恐没有时间，明年一定来沪。他频频劝酒，我多饮了几杯，已微有醉意。他用车送我回到住处，殷殷握手告别，此为1965年秋天。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从此永诀。

次年春，上述两书已印出样张，顾廷龙同志还为书简的次第写了考证。我们一再盼望家英同志来沪共同探讨。可是，非但没有来，连去信也不复，此为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时“文革”爆发了。不久，我就受到冲击，打入“牛棚”。忽从人们的窃窃私议中，传来了家英同志的噩耗。我决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我身不由己，又无从探问，只是惶惑不解而已。有一天，北京来了一批杀气腾腾的造反派，要我交代与田家英的关系，并揭发他“死有余辜”的“罪行”。听到一个“死”字，耳鼓欲裂，原来家英确实被迫害死了，我除皮肉遭灾外，有什么可揭发的呢？此后我被单独囚禁五年之久，这期间造反派为家英同志来“提审”过我两回，只能任由他们血口喷人。直到1973年因我身患重病才放出来就医，这才知道家英同志在1966年5月间，即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家英同志忠心耿耿，积极为党工作，正气凛然，宁死不屈；他秉性和蔼待人真诚，在我们的交往中，从政治上到治学上，均益我良多，是不可多得的诤友。他曾写给我许多封信，在“文革”中均被抄没，唯赠我的圆押印尚存，将永作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于1980年春，他的沉冤得到昭雪，举行了追悼会。家英有知，想可含笑于九泉。

前几年，有次我去北京开会，遇上史莽同志，我们同往探望董边同志，知她正在整理家英同志的遗作，希望能早日出版，被抄走的家英同志大量藏品，尚未全部发还，这是家英同志心血所在，要好好保存。

家英同志离开我们已20年了，近承董边同志寄给我一卷同志们悼念家英同志的诗词，清夜展卷，为之怆然！当年家英同志支持影印的大钊同志遗墨文献本在印就后还没有来得及装订，“文革”浩劫来临，即束之高阁，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经多方寻找，最近才从报纸堆中觅得百余册，不日可装订成书，但他已不及亲见。睹物思人，益增缅怀！

家英同志精神不死！

1986年1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