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信访工作

■陈秉忱　吕　澄　朱　固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同志遭陈伯达、江青及其追随者诬陷，被迫害致死，饮恨含冤离开了人间。14年后，党中央为家英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这对他的亲属和同他共过事的同志来说是莫大的慰藉。家英同志在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也会瞑目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峥嵘岁月，家英同志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7个寒暑，他既是我们的益友，也是我们的良师。他那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的献身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风格，锲而不舍、钻研好学的态度，关心干部、平等待人的作风，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家英同志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秘书，还兼任了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协助党中央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家英同志出于对人民群众的高度热情，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在党中央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的领导下，他同其他同志一起，对新中国的信访工作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全国解放以前，在革命根据地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非常重视人民来信来访。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由西柏坡搬到北京，人民来信来访数量逐渐增多。开始一段时间，家英同志自己一人协助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处理人民给党中央的每件来信；后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信访工作由这个机构承办，家英同志具体领导。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体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加强信访工作的建设，当时，已成为我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家英同志从这样的考虑出发，花了很大精力抓政治秘书室信访工作的建设。他首先具体地指导秘书室的同志，把群众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件一件一件地处理好，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同时，还告诉我们，要善于集中群众意见，及时写成综合材料，送给党中央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参考。后来他同杨尚昆同志一起把这种工作方法概括为“分别处理，综合反映”的原则。

为了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机关信访数量增加的新形势，家英同志又考虑如何在全党、全国加强这项工作。他领导秘书室的同志在作了调查研究之后，于1951年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反映了某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提出了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基本观点和意见，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信访数量，指定专人兼管或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这项工作。毛泽东同志赞同和肯定了这些观点和意见，在这份报告上加的批语中说，这是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写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的批语连同秘书室的报告，由党中央转发全党贯彻执行，大大推动了全国信访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直到今天，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报告作的批语，仍然是指导信访工作的根本方针。

二

家英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信访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是始终如一的。他时常说，群众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人民群众对党信任的表现，是我们党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一个标志，如果不认真对待，不负责处理好，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他不但要求同志们对每一件来信来访分别作出妥善处理，做到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而且还要求从个别问题上，从大量的具体问题中，看到有代表性和带普遍性的问题，提供中央领导同志从政策上考虑解决。1949年秋，上海市有些人民来信反映那里有许多人失业，生活发生困难。家英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后来，中央就作出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决策，指示全国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人，给以工作，给以饭吃。当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用这个事实驳斥了艾奇逊攻击我党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谰言。1950年，家英同志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立即送给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批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经他们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报中央批准后实施，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反映农村缺粮的信件比较多，当时有些同志思想上有些顾虑，不敢向上反映。家英同志面对这种情况，深有“己饥己溺”之感，心情十分焦急，连夜里也睡不好觉。他说：“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怕丢乌纱帽，就不给老百姓办事，这像什么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做不到，难道连后天下之忧而忧也做不到吗！”他督促有关同志赶快把这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向中央反映，并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田某负责。”同时，他还大胆地从政策上提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包产到户的措施，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农村缺粮问题。家英同志这种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勇于讲真话的高贵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家英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对农业、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为关心。对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报告生产情况和科研成就的来信，他总是满腔热情，通过自己的工作给予支持。他经常叫我们注意把这类来信送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看，并提请他们给来信人复信，以资勉励。其中，有的由毛泽东同志亲笔作复；有的由秘书室代为拟稿，请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亲笔签名；有的提出由秘书室代复的建议，经毛泽东同意后作复。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报告他们在三项建设工程上的成就。家英同志看到后叫我们立即送给毛泽东同志看，毛泽东同志复信称赞他们的成就，说“这是你们为实现我国工业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家英同志对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非常尊重，给以崇高的评价，时常对我们说，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工作，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建设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要鼓舞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经济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他叫我们遇到这类来信就送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使他们从中了解科学技术战线的情况，并请他们复信予以勉励。

四

家英同志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勇于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斗争。他经常向我们讲，司马迁笔下的侠客朱家、郭解，尚能不计个人安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急难，解人困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岂不扪心有愧。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检举揭发危害人民利益问题的来信来访，他总是要求秘书室的同志严肃对待，认真处理，其中的重要案件，他都仔细审阅，提出拟办意见后，送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并且细致地审查处理结果。1953年，他指导有关同志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写成综合报告，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报给了中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中央把这个报告转发各级党委，毛泽东同志的批语说：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乱纪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这场“新三反”斗争，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促进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61年，不少群众来信揭发某些干部不顾群众生活困难，对上级隐瞒真实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并对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家英同志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忧虑，说应该通过信访工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并要秘书室同志注意向中央反映这方面情况。后来，刘少奇同志看到反映，指示说，凡是反映重要情况和揭发干部错误的来信，不转原件，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来信人的有关字句抹掉，打印转办，这就解决了既保护来信来访群众，又把他们所反映的问题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的问题。这个办法，在中办秘书室，一直作为制度坚持下来。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这类来信较多，全部打印确有困难，不得不将部分原信转交省级以上领导机关处理，但为了保护来信人，家英同志让有关同志起草了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请他们一定不要再将原件下转。

五

在来信来访工作中，家英同志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议十分严肃认真。

他非常重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注意防止和纠正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的偏向。1961年前后，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人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有些同志认识不清，把其中某些带有谩骂词句的信当作政治问题对待，转给了公安部。他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并就这类信的处理原则，专门请示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指出：除了要从根本上打倒共产党的以外，一般表示不满意见的，都不要当作反动信看待，不要转交公安部门追究写信人。信中谈到的具体问题，能够处理的，就交有关部门处理；不能处理的，可以存档不办。家英同志连夜从广州（他当时跟随毛泽东同志在广州）打回电话，逐字逐句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叫秘书室联系实际，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家英同志领导秘书室的同志对来访情况反复进行分析研究，把取闹的人分为无理取闹和有理取闹，又对有理取闹的人提出了“两案处理”的原则，这就是：对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和机关工作秩序的取闹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由公安部门予以制止；同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中的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部分，认真处理，给以解决。

家英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由衷崇敬和爱戴，他始终坚持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引导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歌功颂德，不赠送礼物。许多群众出于政治热情，自发地写信对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爱戴，颂扬他们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家英同志叫秘书室同志学习他们的高度政治热情，并且叫给来信人回信感谢他们的盛意，向他们说明今后不要再这样做的道理。有一次，家英同志发现个别部门动员群众写这样的信，他立即提请中央予以制止了。对群众寄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礼品，凡是能够原物退回的，都原物退回；不便原物退回的，如易腐的果品之类，都按照市价付款。同时，都复信致谢。这在中办秘书室，也形成了一种制度，始终坚持着。他还不止一次地代中央起草禁止给领导人送礼的通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强加给田家英同志的所谓“在信访工作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提供反党炮弹”等等诬蔑不实之词，终于被彻底推倒了。田家英同志的高尚品德，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同各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的精神，将永远是信访工作战线的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