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汪中璞同志

汪中璞同志是我钦佩、尊敬的一位领导。他的学识、能力、人品，都值得称道。说他德高望重，恰如其分。我一直怀念他。

汪中璞同志，1929年8月生于武山县四门乡西堡子村。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在兰州大学附中上完高中。1949年11月参加革命，1952年8月3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正宁县西坡区团委副书记、武山县委统战部秘书、武山县委秘书室秘书、天水地委办公室负责人，成县县委秘书、徽成县县委秘书、徽成县副县长、成县副县长，支旗公社党委书记、成县县委副书记。“文革”中遭受迫害，受尽折磨。1970年后，曾任成县店村公社农宣队队长，文县碧口公社党委书记，文县革委会副主任、宕昌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武都地委委员、秘书长、副书记、武都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陇南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1991年离休。1994年4月病逝于天水。

20世纪60年代，我在成县上中学时，就知道汪中璞是我们县上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县长。他以干练、扎实的作风誉满成州，颇有名气。“文革”中因家庭出身、编写县志、鼓吹农业承包等问题，被批斗、关押、劳动改造，激起全县百姓的同情。我虽在兰州上学，但时有耳闻。70年代，他在文县、宕昌县工作，常有联系。从1978年到1990年，我们一起共事达12年之久，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用终生。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点：

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

他对革命忠诚、事业心强，加之知识面宽，思维敏捷，作风扎实，讲求效率，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是干部群众一致肯定的、认可的。

1978年，他任地委秘书长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我经常看见，上班时他第一个进办公室，下班时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大家都说，汪秘书长是地委最忙的人。他协助地委书记钟永棠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区解放思想，确立“粮多并重”的生产方针；调查研究，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同时，整顿地委机关，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使机关运转正常，工作规范。他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上堆满文件，但摆放整齐，分为“待处”、“急处”、“清退”、“归档”等几个卷宗；柜子里装满文件，分层 堆放，分“中央文件”、“省委文件”、“地委发文”、“各县来文”、“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财贸”、“调研报告”等卷；公文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查找方便。

1980年他任地委副书记后，面对全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生活困难现状，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两年内，跑遍全区六县的多数公社，跋山涉水，走村人户，与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大计。只要听到哪里有好的典型，不管路途多远，都要亲自去看。在岷县、宕昌县，深人闾井、车拉等公社牧区，对草场资源实地考察，总结群众养牛养羊的经验，指导县上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规划。在康县，通过对阳坝、大南峪、平洛等公社发展木耳、天麻、蚕桑、花椒的调查，总结了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经验。在武都、成县，深入到半山地区，考察生产条件，了解生活状况，写出了《半山干旱地区应如何发展》的报告。他对文县的党参，武都的红芪，宕昌、岷县的当归生产，都作过调查，提出了发展的意见。他多次深人武都县洛塘山区，走遍12个乡镇，写出了《要重视洛塘山区开发》的报告，提出了洛塘开发的思路和规划、政策和措施。

1983年6月，他由地委副书记改任行署副专员。他无怨言，不气馁，照样努力工作。他分管工业，主持编制了第一份西成小区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争取了邓家山、毕家山、洛坝三个矿区由地方开发，相继建成了毕家山铅锌矿、尖崖沟铅锌矿、磨沟铅锌矿、小裕河铅锌矿、白龙江金矿、王坝金矿、阳坝铜矿、崖湾铺矿，还进行了陇南春酒厂、红川酒厂的改造扩建，并主抓了武都、成县水泥厂，西坡煤矿，徽县丝绸厂、豆制品厂的改造扩建。他分管交通，从立项论证，争取资金，技术设计，征地拆迁，物资供应，到工程进度、质量，全程督促，检查落实，打通了成县到徽县的支伏路，成县到西和的成西路，以及宕昌脚力铺经给水到礼县、武都龙沟到礼县草坝、两当县西坡到太阳乡的一批连接路、断头路。凡有项目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他联系西和县，跑遍了全县的每个乡镇。提出工业抓矿产资源开发，农业抓地膜覆盖，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困难的喜集乡，他去过多次，帮助群众度过了灾荒。他主持行署常务工作，积极主动地协助专员王凤鸣，全面地抓好各项工作。他工作中点子多，抓得实，充满激情与活力。

他一生几度被贬受挫，三次降职安排到公社工作。降职后，初衷不改，豪气不减，照样埋头苦干。在成县支旗、店村、文县碧口，都干出了成绩，都得到群众的好评。顺境逆境，一样千革命工作，真是难能可贵！

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汪中璞同志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有时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1978年6月，他从宕昌赶到地委上任，全家随之来武都。身为秘书长，他不许行政科为他家租房，也不让机关调整腾房，而把家安顿在自己的办公室。武都的七八月，气温高达三四十度，他一家5口人，就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直到一位领导调离，腾出住房之后，才搬出了办公室。当时，他家的厨房是在院子的路口搭建的简易房，不雅观，也不安全。家里几个孩子便自己动手，用旧木板修了个围栏。对此，他把家人批评了好长一段时间。1982年，他的大儿子结婚了，机关的同志没有一个人知道。事后才知，他嘱咐家人，不要声张，不请一个客，只和亲家一起吃顿便饭，屋里贴上喜字，就把孩子的婚事办了。1988年，他出国前到北京检查身体，住宾馆找最便宜的，出门挤公交车，吃饭在临街小摊，千方百计省国家的钱，也不愿麻烦别人。他的办公室非常简陋，桌凳陈旧，一个台式小风扇，离远了不起作用，近了噪晉大得连说话都听不清，一样也不许更新。在机关，积极参加农场劳动，打扫机关院落，做工间操，坚持过组织生活，食堂里排队打饭，排队提开水。下乡时，进村入户，吃农家饭，睡农家炕，与农民拉家常，问疾苦，吃饭一定要交伙食费和粮票，拒收一切土特产品。有时遇到乡镇一再不收饭钱，秘书情面软，未交伙食费时，他坚持补交。为此，三任秘书都挨过批评。当年，干部在老家修房成风时，他没有修房；干部做家具成风时，他没有做家具。他还拒绝收礼，拒绝吃请，态度非常坚决，几乎有点不近人情。他抽烟比较少，不喝酒，茶马马虎虎，吃饭毫不讲究，穿衣毫不讲究。在我的印象里，汪中璞衣着朴素，永远是一个不修边幅、忙忙碌碌的人。

谦虚和蔼的儒雅风度

汪中璞同志的谦虚是公认的。我举两个例子。1973年，我与周鹏等去碧口调研农业问题，时任碧口公社党委书记的汪中璞接待我们。他是“文革”前的县级干部，却没有一点架子，给我们亲自端洗脸水，亲自彻茶，亲自招呼饭菜，亲自收拾床铺，亲自汇报工作。晚上，拿出自己加工的“桂花蜜”让我们品尝。1981年夏天，他任地委副书记，主管农业。我随他去洛塘调研经济开发问题。回来后，他让我写了汇报材料，还把我带上一起到武都县委向县委书记郭一平汇报。当时，县委办公室临时搬在收容站，我们是步行去的，郭一平同志非常感动。事后他给我说，县上的同志比较辛苦，郭一平又是“西进”的老干部，我们要尊敬他。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下乡时，随行中若有比他年长的同志，乘车时总要让坐在前排，他和秘书坐在后排。每到一地，他都要秘书把司机安排好，还说：“司机一路开车辛苦，一定要让他休息好。我们坐车的累一点不要紧，在车上还可以休息。”平时，不论谁有了病，家里遇到困难，他都要探视问候，帮助解决困难。他对机关同志的关心，一直关心到了秘书、打字员、通讯员、司机。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关心。他对我们常讲自己做秘书工作的心得体会：一是要脑勤、手勤、腿勤、口紧；二是认真记录整理领导的讲话、观点、思路；三是要围绕领导工作多方收集资料、信息，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四是坚持学习，坚持写作，不断提高公文写作能力；五是要谦虚，虚怀若谷，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六是要任劳任怨，有的人吃苦可以，受气不行，工作就要这样，苦得吃，气也得受。

汪中璞同志去世已经15年了，他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领导干部的风范。他给儿孙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怎样做人。

最后，我引用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2009年4月25日于兰州

2009年12月2日改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