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期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在慢慢恢复。为了支援西部建设，大学毕业后，朱教授在学校的分配下来到兰州援助。在一家军工企业工作，专门从事研究飞机机载雷达、导弹制导、雷达、坦克等军事装备。当时落后的中国，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稳步发展。与苏联建交后，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合作项目书。苏联向中国支援了156个重点项目，其中包含有军工方面。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销了在中国的援助。而当时中国连最基本的电阻、电容、晶体管都不会生产，朱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从苏联收购的部分军事装备资料、样机摸索着进行研究，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前进，在1968年后终于能够自主生产歼灭机、轰炸机、雷达等军事产品。
1971年，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国内局势也不稳定，中央决定将军工企业迁到贵州、四川、湖北等内陆地区，称为“三线基地”。朱教授来到湖北长坂坡的航天部队基地，潜心从事研究导弹，为中国军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工作之余朱教授仍旧在不断学习，1982年成为高级工程师，1988年成为研究员，他从技术员到科长到副工程师再到总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过程可想而知是艰辛的。朱教授却只是轻轻带过，辛酸与甜蜜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清楚。那时朱教授经常出差，与家人难得团聚，1991年朱教授的爱人提议能否回浙大上课，在大学时代朱教授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学生眼中的好干部，能力强人缘又好，浙大的老师知道后都热烈欢迎他回母校。就这样，朱教授回到了浙大，教授信号传输课程。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朱教授在大学里、工作时养成的严谨的学习及工作态度为他人生不平凡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谱写了一段光辉历程。
“文革”是中国的一段伤痛，更是知识分子心中难以言喻的痛楚。而朱教授却说他非常乐观，只是踏实、优秀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因此朱教授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正是由于朱教授泰然的处世态度才能得以幸福快乐地在那个动乱的时代生存下来。
朱教授在大学时期养成的如军人般坚强的意志，支撑着他走过人生的历程直至现在。从教数十年，直至退休后都没有在家安享晚年，仍是想着怎样才能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他不辞辛苦想为祖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2004年10月，朱教授接受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聘请，成为理工学院信息分院退休返聘教授。虽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朱教授精神仍旧饱满，他继续用手中的粉笔教育着祖国的未来。
付出多，回报少。朱教授正是怀着这种思想奋战在工作岗位上，他对工作的负责、认真、严谨，同学和老师全看在眼里。一个朱教授的学生说：“朱老师总是耐心地讲解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且每次课堂上笔记总是满满的一黑板，从来没有间断过。”朱教授却说：“这是每个老师的责任。”
成功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朱教授的成功也不是靠一朝一夕取得的，他靠的是慢慢的积累。物质只有达到一定的量变才能发生质变，朱教授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破茧成蝶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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