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

“七七事变”后，厦门的抗战气氛也渐浓。回到厦门，两个伙伴回菲律宾，我留了下来寻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看到集美中学招生，前去报名。考上的十三个学生，我名列第一，录取后编入初中四十六组。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我回到家乡组织“永宁青年抗日救国会”。每天领着一群青年去附近乡下宣传抗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自编自演了一个戏：名叫《金门沦陷》，在永宁演出。

当时国民党组织的团体都叫“抗敌后援会”。我们叫“抗日救国会”，活动一多，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开始查我们是否与共产党有关。正巧集美要开学，我就回了厦门。

初到集美学村，心情十分舒畅。学校不收学杂费，每月只需付饭钱，由家里供应。不必像在南洋那样，每天要去做工卖报，挣钱来维持上学和生活，经济上没有压力。

集美，与厦门一衣带水，是校主陈嘉庚先生的故乡。这里环境幽静，山明水秀，风光宜人，校园宽敞，师资水平高，科学馆仪器齐全，图书室藏书丰富……村里到处是校舍，有普通中学、水产、商科、农林、师范、小学及幼稚园等学校。学校免收学宿费，家有困难的学生，还可领取助学金。绝大部分的学生，是南洋归来的华侨子弟。学校规模宏大，师资充足，设备完善。学生宿舍宽敞，生活舒适，费用廉宜。如果不为战事干扰，实在是求学的好地方。

清晨，我和讲着南洋土语、拖着木屐的同学，跑到海边去游泳；白天，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听课；晚饭后，到大操场上打球；晚上，在宿舍里自习。这是我学习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开课不久，1937年9月，日军占领金门，敌机不时在厦门上空盘旋，打机枪，投炸弹。警报一响，师生们逃出教室，分散防空隐蔽，集美十分危急。得到陈嘉庚的同意，集美学校迁至福建山区安溪县，借文庙做临时校址。

学校在偏僻的山城，闻不到炮声，看不见敌机盘旋。然而全校师生的心，却跟着前方将士的脉搏在跳动！为了及时传播战事的发展，进步师生办了《血花日报》，我参加了编辑工作，每天晚上和几个同学守着收音机，听着南京电台的广播，深夜抄收记录新闻。记得有天夜里，收到八路军出师大捷。在山西平型关歼灭了日军坂桓师团一个旅团千余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曾经威震全球，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我们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传到各个宿舍去，全校师生都非常高兴。抗日的怒火在师生们心中燃烧！学校不断组织宣传活动。各组学生演讲比赛、化妆游行、街头表演、戏剧晚会……我们四十六组在历史教员的指导下，演出独幕话剧《拜旗》。故事大意是日本兵捉了一个爱国青年，用刺刀逼着他向日本国旗下拜。那青年宁死不屈，愤怒地撕毁了太阳旗。日本兵正要向他开枪，两个游击队员冲进来，杀掉日本兵，救走了青年。我演那个爱国青年，吴其准同学扮演日本兵。他是南洋侨生，长得又黑又矮又胖，嘴唇上粘上小胡子，活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化妆游行，我扮成一个农村大嫂，怀里抱着孩子，向街头观众控诉日寇在中国的暴行。

1937年冬，学校放寒假，组织高中同学下乡宣传。教国文的温老师，为留校的同学写一首《送别词》，用了英国民歌《一路平安》曲调。那歌词用文言写的：“丈夫非无泪，不为别离霜，风萧萧兮水潺潺，祝君此去深入民间，弋干立志斩楼兰。”临别那一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唱着这首歌，列队为下乡的同学送行。^[3]

学校搬迁到安溪的这段经历，蔡鹤影先生在《战时的“集美学村”》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还用一定的篇幅讲述了在物资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学生们坚持支持、宣传抗战的各种活动：

“学校除了坚持办好《集美周刊》，还鼓励学生创办各种报刊。其中，《血花日报》是最出色。从1938年5月23日起，每天出版约两万字。该报利用学校科学馆的收发报机，编发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发播的新闻。《血花日报》成为战时安溪集美学校、安溪县政府、安溪‘抗敌后援会’的舆论阵地和抗日救亡的锐利武器。许多同学受《血花日报》的影响，走上抗日前线。印尼侨生黎韦、胡一川，缅甸侨生胡明，越南侨生鲁藜，马来西亚侨生陈耕国、李金发、林云峡、马宁、李蓬荆，新加坡侨生陈熙道等一批集美学校的学生离开学校，几经周折，奔赴延安抗日前线。同时，该报也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白刃、黄永玉就是其中的两位。”

初中生原来有一千多人，这学期末放寒假，很多学生都走了。大部分学生都是南洋来的，担心战争而离开了中国。我们初中四十六组只剩下九个人。

1937年底，放寒假，我回到了家乡。当时国民党搞了个“妇女军训班”，女青年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很神气的样子。从厦门来永宁教书的王爱珠女士也参加了，她给我讲了驻军旅长钱东亮在泉州鱼肉乡民的许多恶行。我以“王爽”的笔名写了一篇通讯《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寄给汉口由李公朴创办、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1938年全文发表在5月出版的《全民周刊》上。

1938年暑假前，高中同学李法西问我那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我承认了，他叮嘱我一定要小心。放暑假，路过泉州，我去了生活书店，问店员是否有《全民周刊》卖，店员看我穿着童子军服，便把最后一本杂志偷偷卖给我，还说泉州只来了五本，这是最后一本。

到了家乡见到王爱珠，她说：你可惹祸了！钱东亮大发雷霆，正在四处找你呢，你快走吧。虽然，我当时是“牛犊不怕虎”，可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我就给汉口的董冰如老师写信，他回信叫我去陕北。我曾在安溪看到香港出版的刊物《群众》上一篇介绍抗大的文章，便向父亲要了点钱去香港。动身的那天大清早，父亲亲手为我煮了一大碗面线，流着泪送我到村头汽车站。他知道我要北上抗日，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我想先到香港，再筹点旅费去延安。当时壮丁不准出口，香港难民又太多，只许买头等舱的人上岸。于是我从泉州乘轮船时扮作水手模样混过检查的士兵。到了汕头，搭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惠州，又从樟木头换坐火车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