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八路军115师在陕北整编后，渡黄河东征。1937年9月25日，在晋东北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歼灭日寇王牌军坂垣师团工旅团辎重队一千多人，创造抗战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震惊全世界！

1939年，我分配到115师后，由于宣传工作的性质，我多数时间跟随在师指挥员身边。在他们的率领下浴血奋战，成为我一生中荣耀的经历和永不磨灭的记忆。

（一）攻打白彦，随陈光代师长在观察所

1939年底，115师东进支队，越过津浦铁路，进到鲁南抱犊崮地区。鲁南地区据说有七十二个山崮，如偏头崮、透明崮、椅子崮……抱犊崮最高。崮顶像个“礼帽”，周围是悬崖峭壁，壁上有人工打出来的抓手，攀援而上非常危险。

115师直属队和686团初到抱犊崮山区，生活非常困难。每天吃着长毛的高粱煎饼，后来连高粱煎饼也吃不上，只好吃糁子（一种草种子）煎饼，或吃地瓜干面对上野菜的“多多”（窝窝头）。老百姓非常穷困，而且都在地主恶霸掌管下。村村有围墙，山山有寨子，为了防土匪和官兵，山高皇帝远，年年不纳税。日本鬼子来了，许多恶霸财主，跟日寇勾结。八路军来了，因为长期受到“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许多村寨不开门，有的反打枪。为了打击与日伪勾结的恶霸地主，我军先选择孔庄作为打击的目标。打开孔庄后，部队才吃了几顿好饭。

1940年2月，我军集结优势兵力，攻打白彦及周围据点，歼灭大汉奸孙鹤龄部一千多人。孙鹤龄父子逃跑，被东北军抓去枪毙。白彦解放，引起山东日军的注意，附近梁邱的日伪据点出兵争夺。我军与日军激战。日军攻进白彦，我军和敌人拼刺刀。陈光师长在附近山崮上指挥，我跟在他身边。战后，因为与敌人拼刺刀，便用“白刃”为笔名，写了一篇战斗通讯《在观察所》，发表在《时事通讯》上。

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夺回了郯城反动派盘踞的几个重镇，打通了抱犊崮山区到天宝山区的通道。当时，这一带日、伪、顽（反共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我抗日军民先后进行大小战斗十数次，拔掉了白彦、上下石河、关阴司等日伪据点，歼灭了孙鹤龄等几股较大的反动武装，将抱犊崮和天宝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开创了鲁南抗战的新局面。

（二）天宝山战役，跟罗荣桓政委观察敌情

1940年5月，日军抽调津浦线及陇海线铁路各据点的日伪军八千人，分五路包围抱犊崮山区，展开大扫荡。罗荣桓政委和代师长陈光令686团主力部队跳到外围，只带着警卫连和特务连留在根据地中心与敌寇周旋，司政干部分散到下面发动群众。我因为在新闻股当干事，要出战斗“号外”，所以留在政治部。

一天上午，宣传部长赖可可带着我跟随罗政委上一个小山上观察敌情。我们隐蔽在一块巨石后面，观察附近山沟里行进的大队日军。他们在搜索我军部队，无目标地向小山上打机关枪，抛射迫击炮弹。有颗炮弹从我们头顶飞过，轰隆巨响震得我耳朵嗡嗡叫，落在山坡上爆炸，激起的碎石向我们飞来，我本能地缩起脑袋。当我抬起头看到罗政委举着望远镜，丝毫不受炮弹干扰，一直在观察敌人动态，不由产生对首长的崇敬！后来才听说“老兵怕机关枪，新兵怕炮”的话。

天宝山在费县南面，是鲁南抱犊崮山区与鲁中沂蒙山的交通要道。天宝山有一支武装，掌握在廉德三手中。1940年8月17日，已经接受八路军改编并任八路军115师天宝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廉德三，在日特分子王功武的拉拢、煽动下，带领天宝山游击大队一百五十余人叛变投敌，将八路军115师十三名战士缴械，后送交费城被日军残忍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宝山事件”。廉德三在天宝山主峰高悬日本旗，裹胁不明真相的千余名群众（主要是男丁），固守南大顶与天宝崮两个山崮上的山寨，与我军对峙，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军几次派人去争取说服无效，只得用武力解决。

9月2日，686团某连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先发起向天宝山之南大顶（又名偏头崮）的攻击。遭遇廉德三死党夏茂瑞的抵抗，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拿下南大顶。记得当时鲁南还有个文艺刊物，主编是燕遇明同志。他曾在鲁迅刊物《语丝》上发表过文章，颇有名气。9月中旬，我和燕遇明同志上山采访，我把他当作老大哥，一路上向他请教文学创作。我们所到的村庄，到处可以听见妇女的哭声，老乡们控诉廉德三的罪恶。

天宝山是南北一条沟，名叫大梨沟，盛产黄梨，梨大甘甜，不差于莱阳梨。还有大个的“接木梨”和坠子梨。由于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老乡们用梨和上地瓜干摊煎饼。打仗后，群众被廉德三骗上了山，无人收成。漫山遍野掉的都是大黄梨，十分可惜！我曾花一角钱，买了几斤甘甜的“莱子梨”，边吃边行军。至今六十年后，犹有余味。

10月13日，八路军再次对廉德三攻击，激战两小时，登上天宝山顶。受骗群众纷纷放下武器、回家团圆。这两次战斗，许多同志伤亡。师部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刘四喜也牺牲了。赵镈同志带领鲁南区党委机关，南下天宝山工作。山东中共分局朱瑞书记亦率领机关从鲁中南下，与115师师部汇合，驻在费县七区陶峪一带。

1940年秋天，115师北上天宝山区，在陶峪召开会议。罗荣桓总结入鲁南以后的工作，在会上提出建设铁的模范党军，并成立七个教导旅。一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滌新；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三旅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四旅旅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五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六旅旅长邢仁甫、政委周冠五；七旅旅长余克勤，政委赵基梅。另有鲁南、鲁西、渤海和冀鲁边四个军区。

（三）罗荣桓用“翻边战术”粉碎日军“大扫荡”

1940年10月19日，我们《战士》报社的几个人，到离报社七里外的一个小村庄，参加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会”。回到驻地就听说日寇驻华总司令畑俊六和日军17师团长平林亲自到汤头指挥五万日军，分十一路向我沂蒙山区进攻，实行“铁壁合围”的三光政策。此时，我山东党政军民各机关一万多人都在青驼寺附近。为了准备反“扫荡”，罗荣桓和陈光等首长，亲自率领参谋和侦察人员观看地形，决定将主力部队派到外围，只留下特务营和警卫连。

11月5日下午，十一路日军的“铁桶包围阵”逐渐合拢。我军转移到留田的几个小山村。四架日军飞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前哨已与日军接触，可以听到传来的阵阵枪声。罗荣桓、陈光和参谋长陈士渠在一个叫牛家沟的小山庄里研究如何突出重围。北面是东北军反共顽固派，西面是日伪军重重把守的津浦铁路，南面有日军的三道封锁线。按照过去的惯例：只要日军“扫荡”沂蒙山区，我军就经过沂河和沭河，跳到滨海区。这次日军已做好提防我们这一战术的准备，据侦查报告，沂河、沭河之间有日本骑兵和装甲部队活动。讨论突围方向时，众人七嘴八舌。罗政委冷静地倾听大家的讨论，提出向南突围。这一大胆的决策，令所有在场的人惊讶。南面不仅有三道封锁线，而且靠近敌人的老窝临沂城。罗政委说：向南突围的确困难很多，但也有有利条件，那就是敌人会认为我军一定不敢向南突围。陈光了解这是罗荣桓的“翻边战术”（后来毛泽东说这是战略），首先表示赞成，大家也都表示同意。

黄昏时分，在留田附近的山沟里、山坡上、树林间，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和115师各单位的非战斗人员三千多人，紧张地等待着突围的命令。傍天黑，大家看见罗荣桓和陈光从牛家沟走出来，背后跟着一群牵着马匹的警卫员。紧接着各单位传达突围纪律：不准抽烟、不准讲话、不准发出声响……罗荣桓和陈光带着几个老乡当向导，走在尖兵排后面，接着是特务连，随后是一长列的机关非战斗人员。

附近山头上，敌人的篝火映红了夜空，四周天上不时有“流星”划过，那是敌人的联络信号。部队利用篝火和“流星”的光亮，快速向南行进，一个紧跟着一个，爬山越岭趟小河，紧张而迅速的脚步驱除了初冬的寒冷。

第一道封锁线设在两个敌人新占领的据点之间，东西相距三里地，队伍鸦雀无声静悄悄地从敌人眼皮底下穿过，整整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敌人都没有察觉。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我前面一位十六岁的宋大可同志跑不动掉了队。我和另一个同志赶忙夹着他往前跑。通过后，我们在一个小庄子里休息。老乡们送来米汤和开水，并说白天庄里过了许多日本鬼子。半小时后，队伍继续南进。突然，前面传来了爆炸声，大家的心情更加紧张。不时从队伍前方传过来：“脚步放轻点！”“不要咳嗽！”“……！”正走着，南面天空出现敌人的信号弹，队伍停了下来。隐约可以看见不远处公路上行进的日本兵，枪上的刺刀在月光下寒光闪闪，大家不由得屏住呼吸。一会儿，指挥员判明情况后，让部队从庄稼地里插过去。事后知道，当时我们离敌人的据点，不过三里地。

一晚上走了九十里路，人困马乏。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没有形成。天亮后，我们在敌人老窝临沂城不远的汪沟庄宿营。这时日军正在向留田一带的村庄进行炮击，他们认定八路军的主力在那里。而我们躺在草铺上，倾听着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在那阵阵“送行”的炮声中入睡。

在汪沟休息了两天，为了牵着鬼子的牛鼻子走，将敌人大军调离沂蒙中心，罗荣桓和陈光故意叫部队出早操、唱歌曲，同时命令特务营长黄国忠带特务营两个连，在石兰打伏击，消灭在青驼寺附近抢了粮食、牲口的日伪军三百多人，解救了数百被抓去搬运粮食的民夫。包围沂蒙山根据地的敌人，得到八路军主力已到临沂附近的情报，匆匆忙忙调动大军回头找我主力与敌决战。此时，罗荣桓、陈光带着直属队和特务营已跳回沂蒙山，在敌人两军结合部休息了两天。

占领青驼寺的日本鬼子，以为我们还在南面，派遣宣抚班和一小队日军，大摇大摆到龙口，大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要创造“王道乐土”！谁知两颗突然飞来的子弹，分别击中了站在桌子上强迫老百姓听他们宣传的鬼子官和翻译。看见鬼子官和翻译从桌子上摔到地上，老百姓一哄而散。原来是肖华主任亲自带一个连，天亮前就埋伏在龙口附近，趁鬼子没有防备，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日军小队。老乡们逢人便说：“老八路从天上下来了！”

在临沂扑了空的日军，知道又上了一当，恼羞成怒，立即掉头扑向沂蒙山，在大谷台包围了我师部指挥机关。罗荣桓、陈光率部在子夜突出重围，继续与敌人捉迷藏，整得日军指挥官晕头转向。

11月19日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给部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但更让带着许多装备的日军行动迟缓。以后十天，八路军在云蒙山、五彩山、三角山、凤凰山一带打游击，辗转杀敌。

11月29日，六百多鬼子带着辎重开进肖家坪。罗荣桓、陈光、肖华、陈士渠等首长研究决定，吃掉这股敌人。肖家坪的日军，分出一个中队，驻扎在附近的绿云山上。我特务营一连围攻绿云山上的敌人，主力在半夜里攻进肖家坪。战士用手榴弹炸死很多洋马，缴获部分武器和物资。但因为进攻绿云山的特务营一连没能打上去，拂晓前我军撤出战斗。

师首长估计，袭击了肖家坪会遭到敌人的报复，决定再次疏散机关人员。因为接到抗大一分校情报，说大青山一带没有鬼子，罗荣桓让司令部袁科长带队向费县大青山转移，交代行动中注意事项。袁科长带着队伍走了一夜，走得人困马乏。拂晓前在大青山附近，中了鬼子的埋伏，队伍被打散，牺牲了许多同志。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也牺牲了。希伯同志是德国记者、太平洋学会会员，为了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战，千辛万苦从上海到苏北，辗转到山东，不幸在大青山献出宝贵的生命。战工会主任陈明和夫人辛锐同志，师锄奸部长王以仁和几位科长也在突围时英勇牺牲。为了收容大青山突围中失散人员，师部转移到东蒙山一带。

日军开始对沂蒙山区进行所谓的“铁壁合围”的大“扫荡”。经过抗日军民五十多天的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日军损兵折将，只好偃旗息鼓，撤出抗日根据地。我军渡过沂、沭河，转移到滨海区休整。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苏北。4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所在地朱樊村。刘少奇是准备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同时受中央委托，处理山东根据地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山东听了领导人的汇报后，批评山东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统战工作上，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群众发动不起来，兵员很难补充，主要靠俘虏，连八九岁要饭的小孩也当了兵。后来，取消了“国民党抗敌协会”，原协会的自卫军编入八路军，充实了部队。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开展减租减息，民主选举村长。当时选举村长真是民主，先由百姓推荐，三选一。弄几把椅子，一、二、三坐着，每个人身后一个碗，老百姓选谁就往谁身后的碗里投豆子。这样，民主运动搞起来了，减租减息是“二五减租（老百姓得75%，地主得25%）、分半减息（借一块钱，一年就一分半息）”。老百姓得利了，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好，便送子弟参军，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部队的兵源也有了。老百姓交公粮的积极性高了，部队打仗就有饭吃。刘少奇于1942年8月初离开山东经河北、山西赴延安。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山东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攻入郯城，创我军在鲁南地区首克县城的辉煌战绩

1942年冬天，日寇烧毁滨海根据地的醋大庄，杀害沭河两岸的老百姓。面对醋大庄冲天的火光，两岸百姓痛失亲人的哭声，陈光师长调115师主力686团、684团和几个独立大队，于1943年1月19日夜间，向被日寇占领了两年多的郯城发起进攻。当晚即攻入城里，俘虏日本指导官等七名日军及数百伪军和伪县政府职员，击退从马头据点出来增援的部队，创下我军在鲁南地区首次攻克县城的辉煌战绩。

当时我正在马陵山区，闻讯后立刻赶到郯城，见到陈光师长和老六团的贺东生团长。我连夜访问了陈光师长，他兴奋地和我谈了四个小时。陈师长指着桌上一本日军多田指导官的相册，在烛光下，我看到多田和家人的照片。陈师长说：“你看多田是如何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多田说他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20日即动身回日本，想不到差一天，19日就被我们活捉了。”夜已经很深了，陈师长仍谈兴不减。我怕影响首长的休息告辞出来。

第二天，我又去访问了老六团贺东生团长。686团我到过多次，与贺团长已经是老朋友了。每次打仗，我不是跟着老六团，就是战后采访老六团。贺团长说，这次打郯城，他指挥部队，如何避开子弹通过外壕，如何架起扶梯跃上城墙，如何进行巷战和爆破城中的大炮楼……还举了一批战斗中勇士的名字。我详细地记录着英雄们的战绩，即时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回到天宝山区，交给罗政委审阅。罗政委看后，对我说：“仗打得很好，要宣传。”接着又说：“现在战争形势，仍是敌强我弱，还不适宜攻打县城，即便打了也守不住。”果然如其所说，不久山东日军调动一千多兵力，“扫荡”滨海地区，我军撤出郯城。撤退前三日，动员附近老百姓，进城搬运粮食和缺乏的物资，部队还买了一些医疗药品。这次战役和罗政委对敌我形势的判断，为我上了一堂深刻而难忘的课。

1943年，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朱瑞、陈光先后调延安学习，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党代会。山东形势大发展，歼灭大量日伪军，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慢慢扩大了，山东那些如毛的“司令”也一个一个消灭了。还有一些起义了，都改编成了八路军。我们还打死了山东最大的土匪刘桂棠，深得老百姓拥护。

当时苏联《真理报》刊登文章称115师为“青年师”，全师同志异常兴奋。1943年，作曲家朱毅同志从华中去延安，路经山东时，我写了歌词《青年师战歌》，朱毅谱曲：

看！我们英勇地迈进/欢声的歌唱/青年师光荣称号/我们勇敢地承当/十六年前/风暴刮遍南中国/乌云弥漫着扬子江/在南昌，我们在血泊中诞生/十年苏维埃/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打垮敌人五次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又长/六年来抗战/我们更加坚强/平型关首建奇功/吕梁山更逞英雄/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沂蒙山反扫荡/在抗战史上/写下了伟大诗篇/主力的主力/前卫的前卫/我们是铁的模范党军/青年师光荣的称号/我们勇敢地承当。

（五）到前线去，真刀真枪与日伪军作战

1943年《战士》报停刊，改出版理论性的《战士月刊》。我希望能到战斗中去锻炼，给肖华主任打了报告，报告中说：“我从南洋回国，就是想到前线打日本。‘抗大’毕业后，分到司令部当参谋，不到几个月就调到政治部编报。虽然也参加了一些战斗，但都是作为记者去观战，没有亲自拿枪和日本鬼子打仗。因此，要求下连队锻炼……”很快得到肖华主任批准。

1943年春天，分配我到原教五旅十三团一营二连当指导员。可我到滨海军区以后，政治部刘兴元主任又叫我留下来主编《民兵报》。我坚决要下连队锻炼，和刘兴元吵了一架，他才放我走。我背起背包越过莒日公路到了洪凝子报到。原教五旅十三团团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在1943年“精兵简政”时，由旅长、旅政委降为团长、团政委；江拥辉由团长降为一营长。我被分配到一营二连当指导员，连长张洪生。在营长江拥辉和教导员黄玉昆的领导下工作。他们对我特别关照。二连的底子是老红军，我到任后，有些班排长还是红军战士呢！这个连队后来是“万岁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十五团二连。六十年后，我到三十八军送书，专程探望了二连。

到二连不久，一营便奉命到诸城和胶县之间的敌占区开辟滨海和胶东的抗日交通线。这地区是汉奸李永平的老窝。当晚，我们打下近枝子伪据点。我作为连指导员，手举驳壳枪，和连长张洪生一起率领战士们冲向伪据点，大家齐声喊着：“冲呀！杀呀！”攻进敌人的围墙，很快将伪军消灭。接着向插旗崖据点进攻。几天后，营部留下二连两个排和胶东武工队在障日山下开辟工作。营部带着一、三连和二连三排南下泊儿镇，进攻李永平的老窝。

我和副连长唐林根同志，奉命带着二连两个排和胶东一个武装工作队，留在障日山区开辟工作。每到一个村庄，即召开大会，揭露汉奸李永平勾结日寇坑害老百姓的罪行。我们活动的高密和胶东的边界地方，老乡们对敌寇与汉奸又恨又怕，都盼着共产党八路军来解救他们。

障日山区的伪据点林立，三五里地就有一个。李永平在这里实行保甲制，每个村子逐日要向据点报告情况。我们在日伪据点中活动，每天都要转移两次。清早，到一个村子，立刻封锁消息。村周围站岗放哨，只准外面人进村，不准本村人外出。到下半夜，又得转移一次。否则日伪据点接不到报告，知道这村来了八路军，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有天黎明前，我们从障日山东麓的月阳村出发，借着月光穿过收割完的庄稼地，走了十几里路到乌洛子。出发前，事务长把存在村里的粮食取来，让同志们吃了顿饱饭（在月阳住了一天，吃了三顿地瓜饭、地瓜菜）。到乌洛子头一件事就是和副连长一起，带着两个排长绕着村子熟悉地形。然后副连长唐林根到村外布置警戒，封锁消息，只许外人进来，不许村里的人出去。还派了两个武工队员，到南面二里外的岭头上，监视泊儿镇方向，如发现情况打三枪报信儿。

部队吃过早饭，我召集村里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侵略中国、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罪行；揭露汉奸李永平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忽然，村南面传来三声枪响，岗哨发出有敌情的信号。唐林根和一排长张文祥带着一排战士，跑步登上村南岭高地阻击日伪军。原来诸城的日伪军三百人，带着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前天去泊儿镇，给李永平打气。与我们营主力打了一天。一营主力转移了，他们也于今日返回诸城，与我们发生遭遇战。

按照事先的分工，二排长吹集合哨子。二排的战士、炊事班和胶东的武工队五十人，在预定的集合场集合。我和二排长带着全部人员，向村后北面大山跑去，抢占制高点。

村后两边，是一溜隐蔽的山沟。开始时有山沟掩护，敌人没有发现。爬到半山腰，队伍暴露了，日寇扫来一阵轻重机枪，接着又打起迫击炮。炮弹落在脚下，队伍被打乱了。我看到四班在我跟前，命令四班长：“四班长！你们班留下掩护！”四班长带着战士轮番掩护。几个鬼子骑兵端着轻机枪追上来，他们瞄准一个骑兵，那个日本骑兵中枪落马，其余的骑兵调转马头跑回去。

我拼命向山上跑去，看见一个武工队员受轻伤，拄着被打断的老透筒步枪，一瘸一拐地。我过去扶着他向山上跑。后面一个战士追上来，看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接手扶着那伤员。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子弹噗嗤噗嗤擦身而过。这时我已很疲乏，看到前面山上有个大石块，便跑上去躲在后面喘口气，再跃向另一石块。如此轮番爬上山口，一阵山风，把军帽吹落了。想到我这个指导员“丢盔卸甲”，岂不成了笑话？趴在山口伸出右脚去勾帽子，鬼子朝山口打枪，鞋跟被打烂了，幸亏没有受伤。

上到山岭，唐副连长和张排长从另一条路上了山。他们在村南抵抗了一阵，敌人太多，便撤了下来。这次遭遇战，一排没有损失。二排牺牲了四个战士，武工队也伤了几个人。

黄昏后，我们沿着岭后回到月阳村。夜里，江拥辉派三连一个排，到月阳村接我们归队。营长没有批评我，黄玉昆教导员反而安慰我，让我更加难受。我难过了几个月，一直责怪自己没有指挥好。至今过了六十多年，每次想起来，还是不好受。

部队在障日山区打游击，打了几个小仗。吃地瓜过了新年，转移到胶县法家庄。1944年1月，张洪生同志调走了，换了张国全来当连长。张国全是山西人，抗战开始当了兵。在战士剧社当过分队长，身体健壮，打起仗来很勇敢。1940年，打白彦时我们就认识了。到二连不久，胶县有股土匪，号称“白铁大队”，与日寇勾结，残害乡民。老百姓恨之入骨。一天晚上，白铁大队住进单家庄。熟悉内情的一个老乡找到营部，要求我军去消灭这股土匪，他愿意带路。江拥辉营长认为这是个便宜仗，为了提高二连的士气，将任务交给了二连。张国全连长带着二连去单家庄。这股土匪很狡猾，上半夜住前面一个大院，下半夜又转移到后面一个大院。向导领我们包围前院扑了空，又包围了后院。战士们翻墙头进院，堵住堂屋的大门，土匪发觉了，堂屋里乱成一团。一个战士贴着大门缝去听，张连长一把把他拉回来，说：“你不要命啦！”过了一会儿，听不见屋里的动静了，他自己贴着门缝去听，屋里的土匪从门缝向外打了一枪，张国全应声倒地，土匪们开门投了一颗手榴弹，乘机冲出院子跑了。

天亮时，我在法家庄看见战士抬着张连长，心里很难过。营长叫我负责张国全的后事，我在村里买了一副好棺木，把张连长葬在法家庄后坡。当晚我睡不着，写了一首诗：《连长的葬礼》，寄给《大众日报》发表。“文革”中，山西张国全家乡来人调查张国全烈士的下落，我将当年写的《连长的葬礼》拿给他们看。

（六）莒城起义，意外发现汉口《全民周刊》上我的一篇文章

不久，我们营回五莲山区，又打了几个小仗。1944年夏天，接到滨海军区的命令，调我回去主编《民兵报》。下部队锻炼八个月，不足一年，亲自持枪打敌人，亲身经历一些战斗，实现了当初回国打日寇的愿望。这为我日后写作战争题材的小说、戏剧奠定了基础，不至于出洋相。

11月14日，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三千多伪军起义。我们报社、宣传科和战士剧社十几位同志到莒城参加战斗。莫正民部与八路军里应外合，俘掳、击毙、打伤城里和城外各据点的日本教官、指导官和鬼子兵十几人，活捉了伪县长丁晓峰和仙会头子于经武以及老百姓痛恨的汉奸。

天黑以后，大队八路军进城，起义部队出城。莒县城里人嘶马叫，十分热闹。由于不了解八路军，城里市民关门闭户。不少人在窗后偷偷观看，见到大队八路军扛着缴获的日本鬼子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和九二重机枪，踏着威武的步伐，纪律严明，不由得心里高兴，苦难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莒城当中一座大碉楼，由一个日军中队把守，拒不缴枪投降。肖华任前线指挥，他命令老六团用梁山战斗缴获的日本九二步兵炮，向大碉楼发射两枚炮弹，没有打开。当时我们只有三发炮弹，剩下一发压炮，只好让爆破手用炸药爆破，也没能炸开。原来鬼子学乖了，他们在大碉楼外墙上，培了一层厚土。

日本鬼子从碉楼里不断发射掷弹筒，小炮弹落在附近街道上。滨海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曹秉衡、宋文礼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民兵报》社记者郑坚、战士剧社的教员那沙和另一同志被炸伤。

黎明前，我到了指挥所。肖华对我说：根据情报，大批日军援兵已经出动，明天就会到达莒城，还可能出动飞机来轰炸，我军准备天亮后撤出莒城。

我军撤退后，日本援兵进入县城，接走大碉楼中的日军。几天后，我军重新入城，解放莒县及周围广大乡镇和农村。我和《大众日报》记者文菲、《山东画报》摄影记者郝世保同志到起义部队采访。1944年11月25日，在日照县中楼村合作写了长篇通讯《莒城起义》。在《民兵报》和《大众日报》首发，后由山东新华社发往延安。延安新华社转发全国各解放区报刊登载。延安认为这种里应外合争取伪军起义，在抗日战争中是首创，致电115师予以表扬。同时表彰在战场上牺牲和负伤的新闻工作者曹秉衡、宋文礼以及战士剧社的王黎明等同志。

莒城二次解放后，我又进县城。在一位医生家中，意外发现了1938年在汉口由李公朴先生创办、柳湜先生主编的在汉口出刊的《全民周刊》一卷二十号。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四月二十三日。编委会成员都是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李公朴、张申府、张仲实、张志让、钱俊瑞等。

这期《全民周刊》上，刊登了我用王爽笔名写的文章《国难深重下的泉州军政》，文中揭露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子）鱼肉乡民等劣迹。1938年，我在安溪集美中学读书。“牛犊子不识虎”，写了这篇文章。听说钱东亮到处查找文章作者后，赶快逃离家乡去延安。当年我曾在泉州生活书店买了这本《全民周刊》。因绕道香港，怕路上惹事，将这期周刊和在菲律宾出版的《救亡月刊》（其中有骂亲日派汪精卫的文章），一同放在香港姐姐家。太平洋战争时，姐姐逃往菲律宾，将我存放的一个小箱子遗失。

在莒城发现这本周刊，我如获至宝。为了轻装，我只好剪下这篇文章保存。“文革”中造反派审讯我：“你们华侨在国外生活优越，为什么要跑到延安吃苦？”意欲把我打成美蒋特务。我出示这篇文章，造反派头头借口去调查，公费旅游了厦门和泉州。粉碎“四人帮”后，我向他们要这篇文章，却早被他们弄丢了。

前年上海普陀学院欧家斤同志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期刊物，费心影印一份给我，如获至宝。特为此写了一段说明：

关于《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对蒋介石一味降日反共的内战不满，发动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于1937年春天回国参加救亡工作，在故乡福建晋江县永宁镇（现隶属石狮市）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镇里小学教员王爱珠女士，告诉我泉州国民党驻军旅长鱼肉乡民的事。当年的我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牛犊子不怕虎，将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的劣迹，写了长篇通讯，寄给汉口《全民周刊》。该刊于1938年4月23日刊登。该刊当时的负责人李公朴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上海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曾被蒋介石逮捕的“七君子”之一，后被蒋介石特务杀害。

《全民周刊》发表我的文章时，将钱东亮的真名隐去，用×××。我在文章上署名“王爽”，那是我在菲律宾用过的笔名，只有我的同学李法西同志知道。据提供素材给我的王爱珠女士说，钱东亮正在调查“王爽”是何人，我听了也有些后怕。不久接到董冰如老师的信，便启程去延安。以下是当年《全民周刊》发表的原文，一字未改附录于后。

白刃

2009年1月11日于北京

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

王爽（白刃）

（一）过去的泉州

泉州在国防上是占着相当位置的。她现在是闽南一个重要商港，晋江县政府所在地。这里有她过去的历史。马可波罗称泉州是太平洋最大的商港和遍地黄金的乐土，也曾有大批大批的阿拉伯人到此地来经商。所以由历史上来讲，泉州的确是一个繁盛的地方，直到现在也还保持着她的繁荣。但是自从台湾给日本强盗抢去以后，在日军阀大国梦之下，泉州早就和厦门一样不幸地受着日台浪人的蹂躏。大批的毒物摧残了无数的青年，大批的私货，靠着无耻奸商运送；台湾妓女成群到来，台湾“歌仔戏”，曾在此地风行一时，大量地制造汉奸与股匪在各处捣乱，利用爪牙设立特务机关，做各种秘密工作。直到全面抗战开展以后，才给我们驱走。然而乡村里头，难免还藏着他们的走狗在活动。

（二）金门失守了后

去年九月三日日寇进攻厦门的炮声第一次震动泉州人的心，虽然给我们的战士们打退，但自从金门失守以后，泉州人就难免动漾起来了。

去年×月×日日寇得汉奸的报告，开始进攻金门。哪里知道糊涂县长邓汉，事先既不加以准备，事后又贪生怕死，把唯一航厦的电船封用，带着保安队出走，留着缺乏训练的壮丁，每个人十五颗子弹，一支破枪和敌人的大炮机关枪顽强抵抗，结果做了保乡卫土的光荣牺牲。金门失守了后，失职的郑汉也在福州吃了一颗大快人心的子弹。日寇占据此地以后，一面利用少数走狗组织所谓伪自治会，实行傀儡政权，一面开飞机场架大炮不时向华南威胁。最近又把在厦门给封闭的“全闽新日报”移到金门复刊，作为侵略的荒谬宣传。金门自此便成为日寇侵略华南的根据地。舶在这里的战舰，不时到各港口漫无目标地轰扰。禾山（在厦门岛上）、五通、大嶝、莲河、围江（均在泉州附近的港口），不时受日舰开炮轰击，尤其是禾山、五通、大嶝，几乎成为贼舰的日常攻击地。

（三）如此驻军和旅长

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下，老百姓心中总是希望有好军队到来，才不负他们养军的代价。但是结果却相反，一般人提到泉州的军队便要头疼。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命运不好，才会碰到这层铜壁。老百姓的生命比狗还不如，军士一下乡，稍有不满意的便要打，拘捕。泉州人过去也会受到土匪军队的统治，可是土匪却不敢这样蛮行。因为泉州的老百姓的保卫家乡观念很重，他们对横行的土匪，会联合加以反抗，可是对于正规军却有些无可奈何。现在且报告一件事实。

泉州的驻军是×师×旅，旅长×××。老百姓一提到他，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的把握人。这位旅长到泉州来已经一年了，一味施行酷政。这并非笔者有意要和他为难，泉州的小孩子也知道他的厉害。事实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莫如枪杀联保主任刘维椿的一件事实。事情是这样的：刘维椿是个殷实的商人。他一次因病派代表赴会，但代表被旅长斥回，刘不得不带病出席。一到会场，便砰的一声，刘维椿应声倒地。这样蛮干，在军人国家里头，算不得一件奇事。然而事非偶然，刘被杀的原因不在不出席，而是他胆敢控告旅长，因此怀恨在心。而且在他未杀刘之前一天曾先告人隔天要杀一个联保主任，可见有意加害，而反诬以不服从命令，真是“军权高于一切！”

这并不是笔者故意吹毛求疵。厦门×报记者曾尤先生曾于一月三日香港天文台报上的“暴风急雨话泉州”里头形容这位旅长道：“泉州的防军是×师×旅，听说威风十足的×旅长，年纪不过二十余，他曾语人云‘我系××某大员之亲侄也’。听的人当然敬畏不已。我曾听到过这里许多民众的告诉：我们的旅长有风流儒将的风度，既有寡人之疾，又与刘伶同调。当兴高采烈的当儿，不特成瓶的酒要滚滚往口里倒，而且还会引吭高歌。犯法论罪的人虽然捉得多，但牢里存在的囚犯却少，这也许是军法从事的成绩罢！”

最近又娶了一位妓女作三太太，此后枕畔杯边当然更添一位良侣。他对女人固然风流而温柔，但对老百姓却如饥饿的虎，既严且酷，但真的汉奸他却无法铲除。为着展示他的政绩，所以三不四时枪毙了一些有汉奸嫌疑的老百姓。

（四）检阅妇训是在物色太太

除了风流的旅长以外，还有和他不相仲伯的军医主任张佐华。他常常向人家说他还没有结婚，但究竟他已有两个成人的儿子了。他已是一个四十多的老头子了，但却专想吃天鹅肉。隶属他的妇训队的救护队员，是他物色太太的目标，因此他常常到各地方检查救护队。每当他检查时，一对眼睛电光般注视在她们身上，很正经地挑选，小心托教官介绍。

此外，他在泉州为勾引一位平民的老婆，闹出一件无耻的笑话。为免污纸墨，恕不写出。总之有这种的长官，他的部下当然可想而知，在此国难严重、外侮日亟之际，这等食民之禄而胡为乱行的东西，真值得在上的注意。

（五）救国公债与保甲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口号成为抗战时期的时髦话。但事实告诉我们，不但没有做到，相反，在泉州是有钱不出钱，有力出力之外还要出钱。国公债在泉州听说只派三十多万，据说实额已收到四十多万，而至今还在派有钱的人，能够预备一点和派捐人敷衍，受了贿赂，感情上便起作用，不是免派便是少派。那末，这一笔债又只好归在穷人身上。试想农人家庭，壮年的抽去当兵，生活已成问题，再加上各种的捐款，怎能负担呢？“沙母颗”（沙）榨不出油，只好请到监牢坐坐。国谁不懂得爱，可是本来吃不上三餐的老百姓，当然不能像有钱的人可以逃到香港南洋，再加上各种“非常时期”的苛捐，竟使他们感到有国不能爱！藉救国发财的老爷们，只盯着钞票，哪里管到这些。

保甲制度原是好的，但泉州的保甲，谁也不能认为满意。自区长以下，无不以官僚自居，向老百姓重重渔利（自然也有例外少数为公的）。什么捐，什么税，花样百出，出门也要花钱买过路证明（通行证，最近省府已令取消）。什么都要钱，简直时间打倒退，恢复到军阀时代。

（六）壮丁走空了

在这种情形下的穷苦老百姓，虽然不能像那般有钱的人可以事先逃出洋，但他们却认为唯一生路便是逃走。小康家庭的不必说，就是穷人也变卖家产使壮年的逃出洋。目下南洋船票贵了几倍，新加坡南洋各地虽觉得有人满之患，但壮丁还是一批批的输出。听说晋江某乡全乡逃剩下九个壮丁。救亡工作的先生天天在吹“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但不知到底训练组织到哪儿去了。他们除了天天忙着“应酬”“开会”和“欢迎”“欢送”外，有时也派几个坐免钱车吃公饭的所谓宣传员到各地看看新地方或“训话”以外，却不见有做出什么事。训练到壮丁逃光，真是叫人欲哭无泪。

（七）今后的希望

在这非常时期，像这样的情形，恐怕不只泉州一处。军政当局不能对下层民众实施组织与训练，相反地在迫他们逃走，这对于抗战是非常不利，而且非常危险的。

这里盼望全国热心爱国的人士对此加以注意，尤其是希望军政当局共同督促他们省悟，解除百姓痛苦，共同踏上抗日的大道。

（原载汉口《全民周刊》第一卷20号，1938年4月23日

出版，发行人李公朴，出版人柳湜，生活书店发行）

1943到1944年，形势好起来了。山东根据地，慢慢连成了片。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一周还能吃顿饺子。

根据有关文字记载：115师及地方部队“从1937年8月到1943年春，共进行各种战役、战斗3840余次，歼灭日伪军18.2万余人。1943年3月，与山东军区合并后，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及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八年抗战，115师消灭日伪军五十余万人。

罗荣桓功劳很大：抗战开始，“七七事变”从陕北三原誓师出征，全师只有一万五千人。抗战胜利时，山东的八路军115师及山东纵队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近三十万人。当时我军号称一百万人，山东就占三分之一。解放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军号称二百万，东北就占了一百万！罗荣桓的工作真是做得很好，但他十分低调，授军衔时，主动提出不当元帅。

抗战八年，八路军115师屡建奇功，在战斗中壮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