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向大城市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军民欢声雷动、奔走相告。经过八年艰苦战争，大家都为抗战胜利欢欣鼓舞。当时山东军区及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等党政机关，驻扎在沂蒙山的滨海地区。我跟着大家到罗荣桓司令员住处，只见小院里来了许多领导同志，大家兴高采烈地互相祝贺。林月琴同志忙着招呼客人。院外响起一阵锣鼓声和鞭炮声，炊事班的同志敲着饭锅凑热闹，村里的老百姓也高兴欢呼。

当天晚上即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命令山东八路军向敌占区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日本投降了，下一步怎么办？党中央想到了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问题。罗荣桓司令员召开军事会议，向山东党政军领导人，宣读延安朱总司令发来的一道道大反攻的电令。会议上研究制订大反攻的战略计划：山东的部队编成八个师，每个师大概7—8万人。分成五路，以鲁中军区为第一路，由罗舜初指挥；滨海军区为第二路，陈士榘和唐亮指挥；胶东军区为第三路，由许世友和林浩指挥；鲁南军区为第五路，由张光中和王麓水指挥。肖华到淄博前线当总指挥，指挥部队向济南和胶济东路进攻，五路大军统一部署协调作战。各路大军进攻的目标是济南、青岛、连云港和徐州，向日伪军占据的大城市进军。

（一）跟随肖华到博山前线

我当时是《山东画报》的副主编，除了做文字编辑工作，还兼摄影记者。当时我在滨海前线，忽然接到命令，肖华主任要我赶到淄川和博山前线。我背着从陈士榘参谋长那儿借来的宝贵的照相机，带着行李，骑着一辆从莒城战斗缴获的自行车上路。

从滨海前线到博山，隔着山体蜿蜒、气势磅礴的沂山和拥有山东省第二高峰的蒙山，合称为沂蒙山区。山峰高耸，深谷陡涧众多，要是绕道前去，至少要六天。如果翻过沂蒙山，可以缩短一半路程。但沂蒙山高，到处是沟沟坎坎和崖头，没有路，很危险。我仗着年轻气盛，胆大包天，选择了难走的快道。抗战胜利后，山下各村群众纷纷修建为阻挡日寇而挖断的公路。新修的路泥松土软，只能推着车走上了老道。上山推着，下山骑着，遇到崖头先把车扔下去，再跳下来。腿上、身上到处伤痕累累，换来却是缩短了三天的路程。

第三天黄昏，从博山北面山上往下走，自行车在蜿蜒的山道前进。远远看到博山的高大烟筒和闪闪的灯光，心里无限痛快！七八年来，都是在山里行军、打仗，绕着大城市走。现在见到大城市的灯火，怎教人不兴奋呢？

入夜时分，进入博山市，找到肖华主任的住处，他吃惊地问怎么来得这样快？我说翻过沂蒙山来的，他笑着称奇。肖主任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日本投降，但蒋介石与日寇勾结，不让八路军授降”。因当时蒋介石下令八路军原地不能动，由国民党接收日军投降。日本人也拒绝向我们投降，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勾结，只向国民党投降。济南的日军等待蒋军去接管，但胶济铁路上的博山、淄川等城市已为我军占领。肖主任要我抓紧时间拍摄大反攻的照片，在下期《山东画报》上刊登出来。

第二天，我立即在博山补拍了许多照片。特别是接管大工厂的照片，也到部队拍了一些照片^[5]。有天夜里，肖主任的勤务员通知我，要我随他到铁路北，到渤海军区司令部去。次日清晨，吃过早饭，我和肖主任及一个警备员，乘上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前面是乘敞篷大卡车的警卫排开道。小车是在博山缴获的，司机是中国人，经过做工作和给了些钱，他很乐意为我们开车。小车从博山开到周村，在面粉厂外停下，许多民工忙着向外面搬运面粉。看过周村街市，我们准备继续向淄川前进。肖主任拉开车门准备上车时，我拍下了一个镜头。

接着小车开到淄川，我乘着肖华主任下车走向城门，拍下一张照片。这张老照片记录了一段历史，现在成为军事博物馆的收藏。

小车过胶济铁路，看见铁轨下填的是铁枕木，不胜奇怪，是山东钢铁太多？过了铁路，直奔渤海军区驻地邹县。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刘其人、还有各单位一些领导，到城外迎接肖主任。下午，杨司令员和刘政委汇报渤海区近来的工作及干部在日本投降后的思想情况，我当了记录员。晚上，肖华主任对我说，明天要给渤海军区的干部做报告，他给我讲了报告的要点，让我帮他整理出来。

在渤海军区住了几天，接到山东军区罗司令员的急电要肖华速回。我们回博山后，肖华主任就走了。几天后，我回《山东画报》社，路过滨海军区大店村，才知道肖华主任奉命带着部分干部，作为先头部队从胶东出发，渡海去东北。肖华同志更名为肖云海，在辽南鸭绿江口的安东（今丹东市）建立了辽东军区。

日军不仅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投降，反而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向我军进攻。日寇重新占领博山，我军退至莱芜。不久，我奉命回到山东军区。

由于山东八路军大部即将开赴东北，新四军军长陈毅率新四军机关部队从华中到山东，与原山东军区合并成立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

罗荣桓司令即将赴东北。我在临沂城看到新四军三师的黄克诚师长也从华中来到山东。新四军三师原来属于115师344旅，黄克诚任旅长。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初在苏北改编成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率三师七旅奉命绕渤海湾步行，出山海关去东北。北上东北的大部队源源不断，我每天忙着招待过路的部队。

几十年以后，我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跟随肖华将军在博山前线》发表在《海内与海外》上。既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也为纪念肖华将军。

（二）诞生在沂蒙山的爱情

1945年10月10日，我从前方回临沂和冷克同志结婚。冷克，1925年生于上海，江苏无锡人。1939年春，年仅14岁、上初中二年级的她，由上海坐船北上，参加了江南抗日军支队（简称“江抗军”），任服务团团员。适逢冬天，冷得教人浑身发抖，发军装时要登记名字，为了不牵连留在苏南的家人，改名冷克。

1941年“皖南事变”，江抗军^[6]支队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当时日军在长江以南疯狂扫荡，形势险恶。由于江南地域狭小，部队难于行动，决定将年纪小的队员转到苏北，冷克调到新四军一师服务团，任团员。1942年3月，又调苏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因日军不断轰炸而未能学成；后转到盐城抗大，又逢日军轰炸、盐城失守，还是无法学习，于是被分配到一师十八旅文工团。

直到1943年春，组织上调一批人到八路军115师，她从新四军变成了八路军，从江南太湖鱼米之乡来到山东山沟吃煎饼、地瓜，克服了生活的不适，成为战士剧社一名宣传员，配合当前任务编写演出短小精悍的节目。在战士剧社，她参加了《新旧光景》、《前线》（前苏联）、《日出》等戏剧的演出。平时写标语，开群众会宣传革命和抗日的道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战时在行军路上设鼓动棚、用各种文艺形式鼓舞士气。同时，参加抬伤兵，为伤员包扎等战勤工作。

在战争环境特别艰苦的时期，精兵简政时，动员一些不太适应的女同志回家，但她每次都通过了组织的考验，留在了部队。那天，我写下这样一篇日记：

共同生活的开始

十月九日，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第一天。这一天，将开始我们一个长远的路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天。

未来的生活是长的，未来的工作是重的，我们是革命的同志，又是革命的爱人。在党的教育下，为着人类，也为着自己，我们不应该在革命的道路上停留，而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共同前进！

那么应该让我们回想一下过去。

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在中楼，我们第一次交谈。彼此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慢慢滋长了爱的火焰，终于我们共同生活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互相爱着，互相有些帮助。但是，我们的帮助是不够大的，我们之间还发生了小小的波折，在工作上我们还没有用全副的精神去做，这些不能不值得我们今后的改进，努力去克服！

今后，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着，我们要互相体贴、原谅、帮助、学习与鼓励。让我们紧握着手，迈着大步，向长远的光明的大路前进！

一九四五年双十节于临沂^[7]

此后，我们一起转战南北，并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一个幸福美满之家。

（三）乔装打扮“闯”关东

1945年冬，我和冷克加入去东北的部队。司令部三科科长周涌和战士剧社队长朱明同志领队，全队数十人徒步，前往胶东的龙口。出发前，我骑着自行车（在莒县缴获，上级批准给我专用），车后座上载着冷克，先到乡间，找到寄存在老乡家里的大儿子王文（原名白铁鹰）。老百姓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子女，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和汉奸的眼皮底下，从一家转到另一家……。

我们辗转找到他时，除了脚上还有一只冷克亲手做的鞋子，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孩子病得很厉害，有些人劝我们放弃算了，我们还是把他接了回来。每天从兵站请个民工，挑着婴儿和行李，紧追慢赶，赶上了了去胶东龙口的部队。

抗战刚刚结束，海上形势复杂，为了防备在海上巡逻的美国军舰，我们在龙口都换了便衣，打扮成商人。由于天气寒冷，每人一身絮着羊毛的黑长袍，羊毛钻出布面，个个变成毛猴子。

部队从龙口乘一艘打鱼的小火轮，驶向辽南的庄河。出发第二天遇上大风浪，渔轮靠近长山岛避风，待风停后继续出发。经旅顺口南面，大连附近海面，来了一艘苏联舰艇。看到苏联老大哥，大家都很高兴。队里的邓泰山医生，用俄文领着大伙高喊：“斯大林万岁！”可这些苏联“老大哥”毫不买账，上船检查，缴了我们的步枪，顺手扔下海。我带着一支小手枪，是下连队锻炼时亲自缴获的，不愿给他们，坐在屁股下才躲过一劫。他们把我们当成“土匪”，还把队长周涌带走，后来他从大连回到安东。船行数日后，我们在庄河上岸，坐大卡车到安东。

参考书目：

《东北军离鲁与山东省政府的流亡》山东省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