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有问题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去虞棘同志家中报到。虞棘是总政治部创作组的组长，组员有李英儒、曲波、徐怀中、周洁夫和我。全组六人，一个大校，四个上校，一个少校。大概因为组员军衔较高，故名“总政创作组”，名义上直属总政治部领导，但工作、学习、生活乃由总政文化部管理。创作组成立于1963年。1964年，周洁夫调广州军区任文化部长，取消军衔时曲波回地方了，此时只剩下四个人。

见了组长，汇报去西琩洲岛八个月的代职工作，改造思想和体验生活的收获。虞棘说总政首长关怀，叫我回家过春节。谈了一阵子，慢慢转到我写的话剧和电影《兵临城下》。他说：有点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不大清楚。要我去看新任文化部长谢镗忠。我对这位新部长不熟悉，只知道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延安一个文化团体当过政治协理员。大概因此，调来管文化工作。

春节期间，我到谢部长家拜年，汇报下海岛锻炼的情况，感谢组织的关怀，问什么时候回海南？谢镗忠说，总政即将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叫我参加，开完会再走。他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副部长李曼村去参加。看了建国后拍的电影，江青谈了很多意见，特别指示《抓壮丁》和《兵临城下》有问题。谢部长要我写篇几千字的检讨文章。

谢镗忠说得轻巧，我心里却很纳闷：话剧《兵临城下》在北京演出，周恩来总理看了三遍，肯定是部好戏。总理对剧中的缺点，谈了三点意见，剧团都按他的指示修改。改编电影之前，周总理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了两小时，给我上了一堂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课，勉励我们拍好电影。难道江青比周总理还高明？

江青这个女人，我一向对她没有好感。

1937年春天，我从菲律宾回国。在上海、南京的小报上，看到她与唐纳的绯闻。1938年秋天，在西安看电影《王老五》，由韩兰根和蓝苹（即江青）主演，充满了低级趣味。后来听说她和毛泽东结婚，心中不以为然。1944年，山东开展民主运动，向各级领导提意见。我曾在大会上说：江青是上海小交际花，生活上很乱，毛主席和这种女人结婚，影响不好。滨海区党委书记张晔同志，为此找我谈话。（“文革”中在北京军区一次高干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叫喊：“白刃是什么人？白俄！”幸亏，她不知我曾议论她和毛泽东的婚事。否则，恐怕难逃她的魔掌。）新中国成立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江青露了一下“峥嵘”，带着人马上山东，拍了电影《宋景诗》。以后长期“消声灭迹”，据说是借养病到处游玩。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发了两个指示，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说文联各协会可能变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江青瞧准时机，与康生狼狈为奸，插手文艺工作，出尽风头。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据为己有，大搞所谓“样板戏”。现在，又钻到军队，将建国后的电影几乎全否定。对周总理和罗瑞卿肯定的《兵临城下》和《抓壮丁》点名要批判，实在难以理解，我打心底不服气。

谢镗忠要我写篇数千字的检讨，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如何检讨？

首先，话剧《兵临城下》是1959年应沈阳军区周桓政委之邀。赴沈阳为辽宁艺术剧院和军区文工团创作的。《兵临城下》剧本有着丰富的、真实的生活底蕴：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我曾到“莒城起义”的莫正民部队深入采访，并参加接待；以后诸城张希贤起义，我为他们拍了照片，采访了起义经过；北平傅作义起义，我被派到傅部骑兵师了解情况；滇军潘朔端在东北海城起义，我参加接待；滇军曾泽生在长春起义后，我与曾军长谈了三天，以后又去起义部队访问了我地下工作者和起义官兵，历时近一个月。我认为从政治思想和生活真实均无问题，既非空穴来风，又不是闭门造车，叫我如何检查呢？

其次，1962年10月间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兵临城下》数十场，场场爆满。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和叶剑英等老帅，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和邓颖超、李先念、彭真等许多中央领导看过后都称赞。军委办公厅专门为驻京部队将军和校官们包场看戏；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消息；首都各大小报刊发了好评的文章。北影演员剧团、煤矿文工团同时排演，全国十几个剧团相继演出。单是沈阳话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就演了四百多场。邓小平同志在长影观看改编的电影《兵临城下》后，连声称赞：“好、好、好！”可江青却说是部坏戏，是大毒草！我实在想不通：你一个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江青，就比他们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