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纪要》的精神，1966年4月，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报名时候在总后招待所，后迁到京西宾馆。
第一天，传达《纪要》。会场设在军事博物馆电影厅，开幕当晚即放映《兵临城下》。
第二天，各组学习《纪要》，批判《兵临城下》。《解放军报》整版刊登部队知名作家的发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兵临城下》是株大毒草，点了我和导演林农的名。按照《纪要》的口径，《兵临城下》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美化敌人，宣传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罪状。
初看《纪要》，我大吃一惊！倒不是点了我的《兵临城下》，因为上面已打了招呼。而是把三十年代到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全部给否定了，说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尽管我对江青没有好感，也不相信她有多大本事。但对林彪还是尊重的：因为我长期在八路军115师工作，他是师长；后来我在第四野战军，他是司令。1948年，东北召开一次文艺工作会议，请他去讲话。还记得他说：文艺作品要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才能够流传下去。这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何况《纪要》还说经毛主席改了三次，我怎敢怀疑呢？
白天，大会小会批判；晚上，看建国后的影片。除了江青“御准”的“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三部电影和江青盗窃别人作品改编的“样板戏”，几乎所有的影片不是毒草，就是有严重错误。甚至连《狼牙山五壮士》及改编巴金的《英雄儿女》都难逃批判的厄运，因为剧中人物脸是黑的（在英雄脸上抹黑）。一时间，书店里除了鲁迅的作品（江青不敢否定三十年代的鲁迅）和她喜欢的个别作家的书，还有几本“样板戏”外，其他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一概从书架上消失。
大会批判，小会斗争，都批我的检讨没有上纲上线。按照批评者的意见，《兵临城下》是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反对武装斗争，主张和平谈判。还有人性论等等，我怎么检讨，也上不了这些纲线。最后被迫得没法子，只好违心地上到“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可有人仍然不依不饶，责问我怎么知道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曾为公安部队写过一个小戏，谈到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派几股特务在我闽粤沿海骚扰，叫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成功！”便随口这样说了。我没完没了检讨，怎么也上不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这个纲，总认为是“欲加之罪”。后来看到郭沫若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说拿今天的标准，他以前写的作品都该烧掉！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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