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杀气腾腾的《通知》

我在部队内部被当作靶子，北京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牵连到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主要目标是彭真同志。

早在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粗暴批判吴晗同志以后，北京的政治气候“由晴转阴”。当时，我在海岛，还感觉不到。回北京过完春节不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军队内部，听说罗瑞卿同志受批判，肖向荣同志也处逆境。罗、肖是我比较熟悉的首长，为何挨整不清楚。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自己挨过几次整，心中有数：挨整者未必是坏人，倒是好人居多。

1966年2月，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制定学术批判的方针，对姚文元点名批判名人未经中央批准，横加给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等问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经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送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没提出不同意见。然而，在一个月后的中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不仅点名批判《二月提纲》，而且点了吴晗和翦伯赞的名，说他们“反共”，说他们是国民党。

1966年5月间，由陈伯达、康生等人炮制《516通知》，以中央文件下发。《通知》杀气腾腾批驳了《二月提纲》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点。说起草通过《二月提纲》的人，“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和我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通知》中还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都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得目瞪口呆！不单要揪彭真和北京市委，还要揪“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个人出发，我倒感到轻松了，原来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什么权也没有，充其量是名小卒子，和以往几次挨整的滋味不一样。但这种阿Q式的自我感觉过后，心情更加沉重！党内真有这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真有走资派本主义当权派？真有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答案是“不知道”！压根儿不大相信。但出于党内的纪律和习惯，对中央文件又不敢质疑。

这颗重磅弹，炸得部队创作会议紧张万分！政治敏感的人整天板着脸孔，互相不敢点头问候。过去同在总政创作组的周洁夫同志，在饭厅门口相遇，脸色铁青扭头而过。看他那高度紧张的样子，心思不妙！果然会后回广州，周洁夫即跳楼自杀。会后自杀的还有山东军区文化部长李淦、广州军区宣传部长高林。

部队创作会议继续学习《纪要》，批判不断升级。会议主持者之一的虞棘同志，拿出“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大家对《纪要》提意见。我对这套“引蛇出洞”的老把戏领教过了，何况正在当靶子。就算有一肚子意见，也不敢再充当好汉。不懂得厉害的同志，果然不少人上钩。昆明军区有个青年作者，谈了江青在上海时的桃色新闻；武汉军区剧作家所云平同志，对批评歌剧《红霞》鸣不平。他说：《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与红霞相似，也有美人计……被抓住当了批判对象。这时我倒不感到孤立，目标不断转移，对我的压力逐渐减轻。

会议结束时，刘志坚副主任做总结，点了六人的名字：总政文化部长陈其通、兰州军区文化部长赵戈、剧作家所云平、八一电影厂编导冯毅夫，还有昆明那位青年作家，我忝陪末座。

如果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部队创作会议批判《兵临城下》是开场锣鼓，《5·16通知》则是正式揭开这场史无前例大悲剧的大幕！

《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杀气腾腾大念“政变经”，讲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暗示目前国内有人要搞政变！后来造反派在康生、江青一伙策划下，无中生有捏造出“二月兵变”的故事，以证明林副统帅的经念对了。

总政召开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期间，北京的天空阴云密集，中国大地刮起阵阵妖风！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老婆曹轶欧的秘密煽动下，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批评宋硕、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会。5月底，陈伯达率人接管《人民日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笼后，北大师生用千百张大字报进行反击！骂她是党的叛徒、大坏蛋！康生看她招架不住，悄悄把她的大字报底稿，送到杭州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赞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下令广播。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2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刊登，并配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狂风暴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展开！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大中小学的校园。很快，各机关单位墙上、街头巷尾出现大字报和大标语。

5月间，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宣称是“保卫红色政权卫兵”。派到学校的工作组认为是非法的地下活动，却受到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各大专院校成立造反司令部，首都各单位纷纷建立造反组织。

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有点名气的文人学者，全是“反动学术权威”；两顶帽子都不合头，则给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帽子。坐过国民党监狱或曾被捕过的，被打成“叛徒”；有点海外关系的，不是“里通外国”，就是美蒋间谍、苏修特务。以上诸类人等，统称“牛鬼蛇神”。

《5·16通知》下发之后，6月间，各地开始揪“走资派”，抓“三反分子”，批“反动权威”，大搞“打、砸、抢、抄、抓”。随心所欲抓人批斗游街，进行人身侮辱，剪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涂黑脸，跪砖头，坐“喷气式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折磨人的花样翻新，高帽越戴越高，黑牌几十斤，而且将绳索换成钢丝，挂在脖子上陷入皮肉，流出鲜血。有的学生还将装满污水的痰盂，扣在老师的头上……

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检阅百万群众大游行，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北京的学生成立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十几岁的娃娃当了总司令、总指挥。一时司令如毛，有的司令只有一个秘书几个兵。他们拿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卫兵还引用他在农民运动文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到处大喊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放手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红卫兵身穿没有红领章的绿军装，头戴没有红五星的绿军帽，腰扎着军用皮带，女孩子把短发扎成两把刷子，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们的权力很大！

同时，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飓风”，席卷中国大地。疯狂的造反派和天真的学生娃娃们，把许多传统文化都当成“四旧”摧毁！从烧毁书籍、古画，砸烂庙宇、神像，摧毁古建筑……发展到砸商店招牌，勒令改字号。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改为“北京烤鸭店”；“协和医院”变成“反帝医院”；“王府井”改为“人民路”；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红卫兵勒令理发店不准烫卷发、不准剪飞机头和大背头，勒令澡堂不准擦背修脚，上饭馆的顾客要自己端菜洗碗，照相馆不准照“怪摸样”等等。他们还在大街上剪掉妇女的卷发，剥下她们的高跟鞋和火箭鞋，禁穿瘦腿裤……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煽动下，北京刮起抄家的狂风！抄家时，也有将人活活打死的。大兴县的红卫兵打死“黑四类分子”两三百人。

当时我住在朝阳区垂杨柳文化部宿舍。同楼住的多是“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士。抄家风刮到这里时，我已经被江青等人点了名，成了“新闻人物”，戴上了“黑帽子”，自然也在劫难逃。先是街道上的红卫兵，在我家门外贴上了那副鼎鼎大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就是有理”。我的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撕掉那副对联，又贴上一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横批“全无敌”。舞蹈学校一群学生，抄完我们邻居陈校长的家后，闯到我家门口。我家老三也是红卫兵，站在门口双手叉腰“挡驾”。舞校的学生看了门口的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横批“全无敌”，悄悄转身下楼，我家少了一场劫难。我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爱书如命，生怕被红卫兵抄走。左思右想，想到楼上住着一对朝鲜族夫妇，男同志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只是中层干部。原以为他家肯定不会被抄，于是就把一些书籍装箱，存放在他家里。谁知他家却没有躲过这一劫，存放在他家的书籍也难逃厄运。“文革”后期，我的孩子到中影公司找造反派讨要多次。最后，一箱书只要回来半箱。幸亏我最喜爱的几部书和一些线装古籍书，藏在家中隐蔽之处，才幸免于难。另一个邻居的两位老人，从乡下来京与儿子居住多年，被勒令返回原籍。老人哭哭啼啼，看得人心里真不是滋味。

对学生娃娃这种无知愚蠢行为，林彪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大会上拼命鼓励，说是“大方向正确的革命行动”，“做得好”！而江青和康生一伙更是大加赞扬说是“好得很的红色恐怖”！于是抄家运动风很快在全国发展，千百万家庭陷入恐怖中！被抄家者从“黑四类”扩展到“黑七类”，即在“地富反坏”外加上“右派、走资派、黑帮”。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人士，也都在劫难逃！甚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家也想抄，因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才得以幸免，然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家，却保不住，被中南海的造反派给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