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活命哲学”

部队创作会议闭幕以后，勒令我在家里反省检查。不几天，又教我住到《解放军文艺》办公的地方，我失掉人身自由，出门必须请假。走廊里贴满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的名字用红笔打上××。八月下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妻子冷克打来电话，说市文联主席老舍（舒舍予）先生，因不堪侮辱，投太平湖自杀。后来知道详情：8月23日，市文联造反派联络四中红卫兵，在长安街3号市文联文化局院内，将两单位领导人赵鼎新、张梦庚，老舍，著名作家肖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名演员荀慧生、张君秋、小白玉霜等著名人士，挂上黑牌批斗。造反派们还在院子里焚烧戏服、行头。当场有个女作家喊叫：“老舍和曹禺到美国讲学，拿美帝国主义的美金是个老反革命”！于是红卫兵的斗争矛头针对老舍，老舍忍受不了侮辱，利用挂在身上的黑牌反抗，学生娃娃们用皮带上的铜头，打得他头破血流。24日晚上，老舍跑到太平湖畔难过一宿，25日凌晨投湖自杀！

五十年代，我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常与老舍一起开会。老舍是单位领导，又是大作家，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有时，他兴致高了，还请我和端木蕻良几位作家，到东安市场一家小馆小吃；有时，约我们到他家中做客，观看他院里的花木和收藏的字画。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名作，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死，我感到十分惋惜和悲痛！2006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06周年，也是老舍含恨告别人世40年。2005年春节前，我为老舍先生做了一首藏头诗《怀念老舍先生》，刊登在当年5月20日出版的诗刊《稻香湖》上：

老年悲歌惊五洲，

舍身取义抗狂流；

永垂青史传佳作，

生命之光照千秋。

取每行句首，则是：老舍永生。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箴言。刚直不阿的有识之士，悲愤填膺、无可奈何，许多人只好以死抗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因著作《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杂文受批判，在《5·16通知》下发后，首先以死抗争。不几天，毛泽东的秘书、胆识过人、才气横溢的田家英，追随邓拓走了。以后陆续以死抗争的人越来越多，据我所知就有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许明、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

妻子打电话告诉我老舍投湖的消息，是怕我想不开寻短见。当时我被江青点名，被《人民日报》社论批判，罪名一大堆，全国报纸转载、电台广播。《兵临城下》电影，片头加了许多罪状，在电影院放映。组织各单位看电影、开批判会。我在大小会上被批斗、挨骂、侮辱压力不比他们轻，可我不想死。我并不怕死，自从在南洋搞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跑到延安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打日本鬼子，随时随地都准备牺牲。在十年浩劫中，我从未萌生自杀的念头。我有自己的“活命哲学”：

其一，我信仰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相信自己选择的是光明大道。

其二，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党，尽管某些领导人可能犯严重错误，但党终将会予纠正，这在中共党史上已有不少先例。

其三，我有“免疫力”。“文革”前，我曾挨过三次整，撤职、批斗、甚至开除党籍，“大名”早就被当作批判对象，在各类报纸上“露过脸”，我已经被“锻炼”成有“经验”的“运动员”了。在每次批判后，不管罗列了多少“罪状”，不管有多重的“罪名”，最后都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其四，自问参加革命之后，尽管做过一些错事，总的说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我写的作品也许艺术水平不高，但是都忠实地反映了我党和人民创造的革命历史。

其五，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要做一个“活的历史见证人”。活着，看那些恶人的下场；活着，还可以为纠正党的错误尽点微薄之力；活着，为革命多做有益之事。如果自杀了，岂不让整我者高兴？还会被人冠以“畏罪自杀”和“叛徒的罪名”。

其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道不报，时候未到”、“整人者，人恒整之”！我相信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在每次挨整时，尽管受委屈、遭侮辱，心里非常难过，甚至痛不欲生，但我还是咬紧牙关，“苟且偷生”。把劳动改造当作锻炼身体，牛棚关押则偷闲时读书“修炼”。

继文联、文化局院里焚烧戏服行头，北京国子监大院里，也集中了各戏曲剧团的大量戏箱，放火燃烧。让那些著名的戏曲艺术家，围着火堆受批斗。许多老艺人看着熊熊的烈火，心里都很难过。肖长华口里不断念着：“太可惜了”！

中央美术学院的造反派也不落后，把院里的油画、国画和雕塑，堆在大院里焚烧。让那些著名的画家和教授们，戴高帽挂黑牌跪在火堆周围受批斗！我的老同学黄永玉亲历这场丑剧，事后风趣地告诉我：八月间正是酷暑，烈日炎炎，晒得头上出油、身上冒汗，胸前烤着熊熊烈火，一个个变成全聚德炉中的鸭子，造反派叫喊着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一心想吃根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