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监管科长通知收拾行装，今晚要上火车回北京，嘱咐大家严守秘密，以免节外生枝。看来科长与步校领导商量过，并且得到总政的批准。这一决定，使我想起造反派的话，说总政肖华主任送我们到天水步校，是为了保护我们，真有点像。
吃过晚饭，静悄悄检查行装，打扫住了几个月的房间，还真有点恋恋不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连夜逃亡。大约八九点钟，两辆大卡车开到住地，大家匆匆忙忙提着行李，慌慌张张挤上车。卡车发动了，轰轰隆隆仿佛特别响，大家屏住气息，生怕被造反派发觉。汽车开出步校的院门，直奔天水火车站，沿途未遇阻拦，心里才稍为舒坦。想起旧小说中的两句形容词：“慌慌如漏网之鱼，急急似丧家之犬”，令人感慨万分。想不到万里迢迢从南洋回国，为了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受尽千辛万苦，竟然落得这般地步，天啊！
上火车坐定，心里的石头落地，可是眼前一片漆黑，回京后是祸是福？估计还是凶多吉少，只好听天由命。不过能和家人见面，总是一大好事。
文革开始，一切都乱了套。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铁路上的规章制度全破坏。我们乘的列车像老牛，在铁轨上慢慢爬行，逢站必停，无站也停。过了一宿一天，次日傍晚爬到西安，停在离站台几条线的轨道上，不知何时开车？问了列车员，回答说不准，可能要两三小时。一天没吃一顿正经饭，肚子有点饿了。我约王愿坚出站走走，到了附近一家小馆，各要了一碗羊杂碎和两个烧饼，看见柜台上的酒罐，不觉钩起馋虫，对王愿坚说：
“来两杯吧？”
王愿坚闷声不响，他一向小心谨慎，大约怕别人知道会挨批评。我知道他平时喜欢喝两盅，几个月滴酒不沾，不免有点那个，于是加上两句：
“上面又没说不准喝酒，怕什么？我请客。”
酒壶拿来了，我们默默对饮，喝了半斤白酒。
半夜才开车，第四天凌晨到北京。科长叫在丰台下车，看来到京的时间和地点，是上面有意安排的。大概是怕大白天在北京站下车，被造反派发觉揪走。我们连夜逃亡，天水步校的造反派肯定会通知北京。难怪几天后，总政文工团造反派揪斗我们，说是总政主任肖华保护黑帮，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总参和八一电影厂的人，分别派车来接。总政接我们的大卡车，在黎明前的月光下开出丰台，按离家远近的路线，挨个送到宿舍附近。卡车避开大街，绕着小道行进。到处墙壁都贴着大标语和大字报。凌晨三四点钟，喧哗叫嚣一天的斗士们，大约喊累了进入梦乡，首都恢复了宁静。偶尔看见一两个人影躲躲闪闪，几条丧家犬在寒风中徘徊。不由想起我们的命运，和无家可归的人，和狗差不了多少，说不定将来还不如呢！
大卡车走走停停，沿途不断有人下车。在没有小道可绕的地方，卡车由东四南下，经东单大街，满目密密麻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多数是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幅“砸烂刘少奇狗头”的大标语，令我特别反感，造反派真是无法无天！把共和国主席糟蹋成什么样子？看到“炮轰肖华”“打倒肖华”的标语，不由吃了一惊！总政肖华主任也遭难了！肖华是我尊敬的老首长。从1940年，我在山东115师编《战士》报开始，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虽然只大我两岁，可已经是位身经百战的儒将了。他平易近人，文质彬彬，受到全军指战员的爱戴。我还知道，这位泥瓦匠的儿子，是毛泽东亲自将他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并说：“这个孩子日后会大有出息。”肖华12岁入团，14岁参加共产党，17岁当了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19岁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39岁授上将军衔，是上将中最年轻的。这样一个从小参加红军，忠心为党为国立下显赫战功的将军，居然也被当成走资派揪斗，使我更怀疑毛泽东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
卡车出崇文门南下向东，经广渠门到鹿圈停车。我提着行李下车，走到垂杨柳住地，近处一只不识相的公鸡，挺着脖子喔喔喔叫一遍又一遍。我上楼敲了半天门，才听见屋里有动静，却迟迟没有人开门。我知道在这比战争还恐怖的日子，谁家深夜都得提防，于是大声叫门。门开了，妻子见我进门，一脸惊讶。我来不及说明突然回来的原因，先提着暖瓶倒了一盆热水，洗着冻僵的脸和手脚。
天大亮了，孩子们都起床了。我看去西北和新疆串联的小儿子长高了许多，带着弟弟出门的女儿安丹更加懂事，感到有些安慰。安丹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念中学时，就看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毛泽东选集》1至3卷；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北京49中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副书记、崇文区人民代表；她生活朴素，经常穿着改过的旧军服；每天提前到校，打扫卫生；功课好，又能团结同学。“文革”开始，几位学生党员在校园里贴了一张有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大字报，因为她是共青团的团委副书记，遂被打成保皇派，被贴了许多大字报。造反派挑动学生和她辩论，结果学校里分成两派，一部分造反派揪斗她，但更多的同学和红卫兵保护她，上学回家都有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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