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里的“闹剧”

在家没消停几天，1月26日夜半，刚想上床睡觉，忽听见砰砰的敲门声，连忙穿好衣服去开门。进来三个青年军人，口称总政文工团造反派，要我跟他们走一趟。问去干什么？回答到了就知道。妻子儿女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揪去，无可奈何。

一辆小车停在附近街上，我被推进后座，左右各有一个造反派，汽车直奔新街口而去。这种半夜揪人，是造反派通行的手段，去早了怕你不在家，汽车停在附近，是怕你听见响声跑了。当时我尚无经验，只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当成一张废纸。什么人身自由，什么司法程序，全部糟践了！想到共和国主席和许多开国元勋，尚且保护不了自己，我一个无权无势的作家，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汽车开到一座大院，我被押进一间空房，房中有布景道具，猜测是美工队的地方。造反派拿来几张白纸和一支圆珠笔，叫我在一张桌子上写检查。先向我交代坦白从宽的政策，要我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还要附上自己的简历。宣布不准出门，上厕所要请假。

这一套在天水步校经历过。检查不知写过多少遍，只是所谓的罪行却无法上纲，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实事求是来写。造反派看来大不满意，声色俱厉训斥一顿，叫我上纲上线，上到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纲，上到“三反”的线。勒令我再二再三地重写。我知道这是造反派折磨人的一种手段，写得精疲力竭，不让睡觉（屋里没有床铺，根本不让你睡觉）。我得放松自己，和他们“打太极拳”。写到凌晨三时，大约他们也困了，不再来纠缠，我便趴在桌上打盹。

次日上午，我被押到新街口小排练剧场。剧场门口拥拥挤挤，剧场里面座无虚席，全是军人。押到后台，看到天水步校回京的“黑友”：姜思毅、王愿坚和黄胄。造反派给我们戴上纸糊的高帽，比家乡城隍庙里白无常的高帽还高。高帽上的姓名，打着红叉叉；胸前挂了大黑牌，牌上也写着打红叉叉的姓名。只有黄胄特别，牌上画了一匹毛驴。黄胄画驴出了大名，造反派送他一个“驴贩子”的绰号。后来每天让他赶毛驴送东西，对他进行精神折磨。

我们每人被两个穿着大马靴的彪形大汉押到台前（后来听说这些大汉是专门从八一体工队挑来的打手），场上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口号声：打倒！打倒！！再打倒！！！台下几部照相机，不断亮起闪光灯。有个家伙拿着理发剃子，上台给我们剃阴阳头。

另一个家伙宣布开会，我听出开这会的目的是声讨肖华。说他包庇“黑帮”，将我们送到天水保护起来。点到我的名字时，背后那两个从八一体工队挑出来的彪形大汉，先揪我的领子仰脸示众，双手用劲一推，使我扑在地上，额头叩出响声，然后抬起穿着皮马靴的大脚，踩在我的背上。这动作叫作“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原是四十年前毛泽东文章中的一句话，是对付地主土豪劣绅的，如今居然被造反派形象地对革命者表演出来，真是可悲可恨！我的额头磕破流血，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当时如果能抓到一支冲锋枪，我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些混蛋暴徒扫射！

同时被批斗的三位“黑友”，都逃不掉同样的折磨与侮辱。造反派喊叫着要黄胄学毛驴叫，赶着他在台上爬。

经过这场批斗，才知道总政造反派为什么要打倒肖华。后来在军事学院一次批斗会上，我看到肖华身穿棉军装，帽上没有红星肩上没有红领章，呆呆地听着批判者挨个喷出种种诬蔑捏造的罪状，心里十分无奈。小排演剧场这次闹剧，使我进一步经风雨见世面，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四十年后，纪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我这个华侨红军，也是在这个排演场，被热烈的掌声欢迎进来开会，真有点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