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长沙，我先写了篇《洞庭新歌》，以诗话的形式歌颂生产建设。报社编辑看了后，对文中两句诗“银针不缝霓裳衣，斑竹何曾哭湘妃”，提意见说：毛主席诗中“斑竹一枝千滴泪”，你却用“斑竹何曾哭湘妃”，唱了反调。我把意思改了，还是被退稿。我心里明白，我是被江青点名批判《兵临城下》的作者，头上几顶黑帽还没摘掉，谁敢去惹“老佛爷”？此文直至打倒“四人帮”，才由香港《大公报》连载。
在长沙，我还写了两首律诗，一首题名《归途访桃花源》：
乱世寻芳赴龙山，归途走访桃花源；
桃花已谢空庭院，劲竹犹自入云天。
幸喜奇文传后世，拯救庙宇留人间；
欲效秦人避古洞，难将沧海作桑田。
另一首题名《洞庭秋思》：
乍离潇湘生别恨，归来已是云梦秋；[15]
北雁南飞觅旧地，西风急雨添新愁。
不为招魂吊屈子，但悲泥蛇锁江流；
何日四海波浪静？重闻歌声遍神州。
诗写好不敢示人，怕给抓住小辫，说我对“文革”不满，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江青一伙正大张旗鼓批林批孔，何苦再朝他们的枪口充好汉呢？
与北影导演商谈了几天，拟出一个电影剧本提纲，题名定为《天云山》，主要人物形象和剧情故事也初具规模，即向湖南省委宣传部禀报，讨论了半天，基本同意我们的提纲。开笔写了几个月，初稿送审后又作了修改。年终回北京，交北影厂打印。开春后编辑部召开讨论会，肯定了农业学大寨的主题，认为题材新颖，故事生动，一号人物也站得住，只是光写与自然斗争，缺乏阶级斗争，与当前形势不配合，必须大力加强！
于是我从头翻看笔记和资料，将剧中的落后分子拔高了，加了隐藏下来的敌人搞破坏，把与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相结合。为了随时和导演商讨，请教电影厂的领导和一些老同志，我搬到北影招待所住了大半年，改了三稿，并将片名改为《云山晓歌》，加了歌词：
天云山，高又高，白云绕山腰；
猿猴惊心猛啼叫，飞鸟落山坳。
天云坡，红日照，壮志比天高；
悬崖陡壁踩脚下，深山出英豪。
改来改去，未得领导的首肯。我知道上面有难处，江青一伙的文艺专政，抓紧电影不放松。对我这个被她点名批判的作者，怎能不顾虑重重？
我写的电影剧本被电影制片厂挂起来，我不死心，送水利部征求意见。水利部的同志谈了广东罗定县建设小型水电站的事迹，介绍我前去采访。罗定县是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的老家，属肇庆地区。我动身到广州，请广州军区给肇庆军分区写封介绍信。真想不到介绍信上居然给我加上“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头衔，为我分配工作了，我都不知道。介绍信是文化部开的，当然是真的。事前没有谈话，事后不通知本人，参加革命四十年，从没听说如此马虎的分配工作，可见“文革”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当一回事。跑去一问，文艺干事找出一份列了几十人的任命名单，其中有“着白刃为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一行字，看时间已过了几个月了。在当时能分配工作总比住干校强，明知被降级使用，我没有吭气，因为我不想当官。曾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当了八年不拿工资、出差旅费自理的所谓“职业化”作家，完全是个靠稿费生活的老百姓。调回部队，封了上校军衔副师职创作员，如今却成了正团的副主任。尽管如此，当官还是比作家吃得开，有例为证：湖南省委宣传部介绍我到吉首军分区，写的是“作家”，军分区派一位科长接待。到肇庆，军分区主任亲自接待，晚上请吃饭司令员出面，还用了茅台酒。蒙主人盛意，在肇庆游了七星岩，看了鼎湖一个著名寺庙和原始森林。
罗定也属石灰岩地貌，县里修建一些小型水电站。访问了个把月，回京修改剧本，充实一些新材料，突出一号人物，加强阶级斗争，仍然通不过。我心里明白，江青正在抓拍电影。北影一部写大寨的电影开镜以后，拍来拍去通不过，说是阶级斗争不强。由我这个被江青点过名的人写电影剧本，厂领导肯定有顾虑，搞不好得挨板子。
电影不能开拍，知道工作分配了，总不能老赖在北京。我回湖南向省委宣传部汇报完，办了手续到长沙警备区上任。在总政创作组当创作员，官不官不在乎，到下面却很讲究，等级分明，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不一样。警备区司令员也是干校的同学，我向他提出，既然没有给我处分，组织生活也恢复了，为什么给我降级？警备区党委研究后上报，改任我为警备区顾问，恢复了原来的待遇。
在长沙警备区，听了传达邓小平整顿部队的讲话。对他提出要整“肿、散、骄、奢、惰”，很有同感。特别是看到机关臃肿，大单位多到十几个副职，闲散人员众多。出去“支左”的干部，对所谓“黑帮”蛮不讲理，对老干部恨不得一棍子打死，体会很深。觉得小平出山当总长，和叶帅一同把被林彪搞乱的部队整顿好，定能恢复原来的优良传统作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一帮人，梦想插手抓军权不可能得逞。
在长沙挂名当官，只能帮助军区的业余演出队编写排演，参加各种会议。以后改任顾问，也是顾而不问。不久，八一电影制片厂借调，要我和一位女同志合写一部“工业学大庆”的电影，反映煤炭工人的斗争，于是我又回北京来了。
受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命，我先后到开滦和大同煤矿生活，下了矿坑，爬了挖煤的“掌子面”。写了几个月，才得知组织我写电影的人，是要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写一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少生产一吨煤，少发一度电，等于射向帝修反一颗炮弹”等荒谬理论为主题的电影。我当然不能遵命，创作只好停了下来。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周恩来总理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王洪文跑到长沙告周总理的状，被毛主席训斥了一顿。听到这个消息，我把剧本的主题思想放在了四届人大后，煤炭工人响应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余党的斗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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