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的一个清晨，大音乐家郑律成同志，风风火火到北京东南角垂杨柳我家中报喜。听说江青一伙被活捉的消息，我高兴地跳起来。立刻通知住在同一幢公寓楼的词作家乔羽同志，来我家聚会，拿出珍藏的五粮液酒庆祝。
事后，我在厦门集美中学的小同学、今日的大画家黄永玉，画了一幅三公一母四只螃蟹的画送给我。画上称我为学兄，自称学弟。并写“酒自备”三个字。
为北影创作的《天云山》无法“判决”，八一厂的“御用文学”又不能从命，我成了“逍遥派”，在家中读读书，找朋友聊聊天。和同住一个公寓楼的书法家朱丹、词作家乔羽经常见面，交流听到的小道消息，长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作曲家郑律成、刘炽和电影导演凌子风都是我家中的常客。家里藏有好酒，老战友聚会小酌，借酒消愁，苦度时光。三杯烈酒下肚，腹中的牢骚压抑不住，对“文革”的不解变成下酒料。对曾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伟大领袖，难免有不敬的言论。说他是人不是神，凡是人性中的缺点他都有份，最要命的是个人专制，践踏党内民主。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采用不正常手段，煽动一些不懂事的青少年起来造反，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大批曾经与他同生共死打天下的老革命。周恩来自遵义会议后，拥护他当领袖，成了他的左右臂、许多国家大事具体的执行人。“文革”中，江青前边捅篓子，总理在后边收拾烂摊子，竭力保护了许多干部和知名人士，应了诸葛亮那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天喝酒心中气愤，我说江青是个臭婊子！老伴听了阻止我说：“别胡说八道，你不怕当现行反革命？”我与郑律成早就认识。“文革”前，大家忙着自己的工作，散多聚少。当“逍遥派”的那些日子，我常随郑律成去打鱼。夜里，在广播电台后面的护城河横挂粘网；次日清晨，拉上粘着许多鱼的网，回来当下酒菜。有次，听说颐和园放水，我们夜里穿着棉大衣，睡在石景山河边。清晨，乘着胶皮轮胎绑成的竹排，顺流撒网，捉了一条七斤重的大锂鱼，还有一些斤把重的小鱼。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月，郑律成同志到昌平捕鱼，穿了皮裤下河，晕倒在河边。和他一同前去的侄女吓坏了，看见一辆过路的三轮摩托车，请车上的解放军拉到昌平县医院。一路颠簸，到医院抢救无效，因高血压病与世长辞！
郑律成同志的死，使我十分悲痛。他是朝鲜人，从小到上海参加革命。抗战开始到延安，写了著名的《延安颂》唱了几十年，将永远唱下去。他还写了《解放军军歌》和朝鲜《人民军军歌》，被誉为“军歌之父”，均为传世名作，他的死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是音乐界一大损失！
活捉“四人帮”，万民欢腾，举国同庆！北京每天都有游行队伍，高呼粉碎“四人帮”的口号。那些日子，我天天跑去参加游行。积压在心中十年的忧愁烦闷，此刻变成了无比的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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