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 湖南长沙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士
2 3年春节过后，令人恐慌的消息从广东传来：SARS病毒已经从南方迅速地蔓延到了全国，因“非典”致死的病例，每天都在上升。
根据上级的要求，医院临时增设了发热门诊，筛查可疑病例。发热的病人要重点检查；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重点监控；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立刻转移到隔离区治疗；更为严重的病人，要转到定点医院。
作为隔离病室的护士长，我的任务是对每个隔离区病人实行严密监护，不能让疫情有一点扩散。
这一天，呼吸内科的发热门诊转过来一例疑似病例。
这是一位农民工兄弟，名叫李国林，50岁了，此前一直在广州打工。春节回家探亲，这才过了没两天，就出现了高热、咳嗽的“可疑症状”。
一进到病房，他就大声嚷嚷起来：“我要回家，你们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跟坐牢一样！”他本来发热的面孔因为焦躁显得更加通红，呼吸也更加急促，甚至有些困难了。
我走过去，尽量安慰着：“别紧张，别紧张，你看呼吸又快了吧，难受了吧？只要身体没有问题，我们马上就让您回家。在这儿，护士都会好好照顾你的，你要配合我们，才能早点回家啊！”
“我就是个小感冒，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出了事我自己负责！”他的抵触情绪还是很强烈，不过语气明显缓和下来，也配合地坐到了病床上。
我给他量了体温表，一看，39度，是高热。想到他是从广州重疫区回来的，我心里的弦立刻紧绷了起来。
这时，他突然又站起来，大声嚷嚷着：“天都快黑了，我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呢！不行，我得走！”说完，强行走到病房外边，来到隔离区的走廊上。
我追上去，一把拦住他：“李大哥，请您配合我的工作！我们不仅要对你的身体负责，还要对每个人负责啊。如果你真得了‘非典’，回家就不怕传染老婆和孩子吗？”
他突然愣住了，看了看我，然后把头偏向一边，一言不发。只是身体一动也不动，没有回病房的意思，继续跟我僵持着。
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继续耐心地劝说：“我也希望你是普通的感冒啊。你从广东回来，一路都应该看到了，车站、商场，所有公共场所都在消毒。经过车站时，你也测了体温吧？街上的人都戴着口罩，为什么啊？你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可听说过以前的‘瘟疫’吧？如果不隔离治疗，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啊！”
“我又不想传染给别人，可我真的不是！我的身体我知道嘛。”他又嘟嚷起来，但声音已经小了很多。想了想，然后转过身，低着头，慢慢走回病房，回到病床前，把鞋子一脱，闷闷地躺了下来。
我的心总算落了地。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这时的心情。他长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到了春节，才能和家人团聚，这是一年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可是现在，他却因为发烧，被医院强制“扣留”治疗。不许回家，不许随意走动。
医院里，到处是浓烈的消毒气味，和戴着口罩穿梭的护士的面孔。从进医院门到现在，他只和家里通了几个电话，心情紧张，急切地想回家，这是难免的。
其实，我也想回家。
我守在隔离病区已经十多天了。我的女儿才读小学二年级，从没离开过我。我的爱人，也是一名医生，被抽调在定点医院，和我一样，有家不能回。
为了帮我照顾女儿，我母亲从外地赶来了。可她上了年纪，最重要的是，女儿想我，也想爸爸。可是每天，我只有熬到晚上在值班室休息时，才能打开手机，和家人通电话。
“妈妈，我好想你啊！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女儿稚气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叽叽呱呱地说着一大通学校的生活，不肯放下话筒。
过了一会儿，她压低了声音，委屈地说：“妈妈，你快回来，一起陪我办画刊，外婆都不知道怎么做。我天天晚上都梦到你呢……”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沉默中，听见女儿一直撒娇地呼唤着：“妈妈，妈妈，你快点回来！”
“你自己要多注意，有时间就要好好休息，”母亲接过了电话，“这传染病不是闹着玩的，我看新闻，又死人了，还有个医生呢。”母亲叮嘱着，说到这儿，突然沉默了……
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那都是偶然事件，我们这儿没事，病房还没病人呢！”匆匆挂了母亲的电话，手机又响起来。
“你好吗？”是老公的声音。
“嗯，挺好的，刚给女儿打了电话，你呢？”
“我挺好的，别惦记我，你实际接触病人的时间比我多，更要当心啊！”
其实，我还想问问他那边的情况，听说这几天有几个高度疑似病例转到了他们那里。可是，我一时语塞了。
我们的内心都知道，正在面临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考验，都不想给对方增加一点点压力和紧张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说。
空气凝结了，电话里只剩下对方的呼吸声，那是一种沉重，却又是温馨的牵挂。
放下手机，沉沉的疲惫感袭来，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输液、输氧，各种管道是否通畅？
浸泡、熏蒸、紫外线……一道道消毒程序是否合格？
急促而轻盈的脚步声，白色的防护服匆匆地往来，病人的不配合，紧张的抢救……
白天工作的场景，镜头一般在梦里不断地涌现、回放。夜晚，就这样过去了。清晨一醒来，我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也或者，等不到睡醒，半夜、凌晨，随时都会因突发情况被值班护士或病房的呼叫器叫醒。
几天后，李国林的肺炎治愈了。我来到病房门口：“李国林，你可以出院了！你只是普通的肺炎，现在完全好了，恭喜你啊！”
李国林正躺在床上，认真地看电视，电视里正在通报非典的疫情。他听见我的话，乐得从床上一下跳下来，顾不上踩好鞋子，三步两步走到我面前：“护士长，真的吗？你们确定我没事了？”我笑着点点头。
他孩子般开心地笑起来，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我可以出院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没事了，真的没事了！什么，这么长时间？不长，不长，那些医生护士天天都在这给隔着呢！”
李国林回家了。
当我目送着一个个“疑似病人”开心地走出隔离区时，总会轻松地舒出一口气。胜利了，胜利了！心中这样默念着。
三个多月后，夏季的阳光开始炙热地普照大地，SARS这个恶魔终于被赶走了。我和爱人的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可以每天见到彼此，还有女儿、母亲……
虽然，病人被隔离的同时，隔离时间最长的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但和病人一起努力的日子，令我终生难忘。我知道，隔离期间，他们的内心和我一样，充满了矛盾和担忧。又何止是病人、医生、护士，举国上下，每个人的心灵都在经受SARS的考验。谁不惧怕死亡？幸好有国家，有政府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团结一致，积极面对，用智慧和勇气最终战胜了疫情！
在那样的封闭环境里，我们远离亲人，对明天完全未知。我们聚集到一起，相互鼓励，给予力量，来自陌生的温暖，有如阳光照耀着心灵。
这么美好的世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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