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奎，身高1米75左右，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干练，沉稳，说话不多。他是2009年3月15日来到陇南的，来之前，他仅仅听说这里全是山，没有平原。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大，交通极不方便，条件非常艰苦。多半年来，他在两个援建点上跑，有时还得到文县城里和相关单位协调工作，中巴、大货车、三轮车，什么车他都搭过，等车要等几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不得不见车就坐。他风趣地说：“这也是为了体现深圳速度嘛。”他经常晚上八点半了还在车上，有时晚上11点了，还不能回来。好在这里人很热情，只要能帮上忙的，他们会主动帮忙。
他是江苏扬州人，吃不惯麻辣味。到这里，走那儿都是麻辣，吃不惯也得吃，况且丹堡乡的饭馆不能保证天天营业，李家坪从古到今没有饭馆。有一天，忙到中午了，感到肚子饿了，才想起还没吃东西，看来看去帐篷里也没有可吃的，抬头看见树上的还不成熟的梨，就摘下来吃了。他说着做了一个摘梨的动作。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工作上的麻烦让他感到更为困难。“在这里办好一件事情很不容易。”他很有感触地说，“在深圳我监理一个30多亿的项目，比这边要监理投资一百多万的工程轻松得多，要是都像这边这么监理，那还不把人累死。”他是甲方代表，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也得他负责，教育、监理、施工单位，各方面的工作都让他觉得不好办，主要是两地的办事理念和体制不一样，一件事情，你得跑了这儿，还得去跑那儿，反反复复地跑，跑来跑去，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重灾区嘛，教育局的工作也很忙，有时顾不上，可以理解。”懊恼了几句之后，他好像是自我安慰地说，“有些事情，我们汇报了，他们还是能够及时协调。但是我不能离开现场，每道工序我得在场，企业的管理不规范，甚至不知道如何施工。丹堡小学在打井桩时，不知道怎么挖；不做隔离，学生们到处乱跑，很危险。这个工程上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好多工序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得不给他们做示范，给他们教，他们不接受，我就只好和他们吵。吵完了，要求他们整修，他们不把规则当回事，我必须拿着图纸，一根一根地数钢筋，保证按规则用料，不偷工减料，不铺张浪费。有些农民没打过工，不会绑钢筋，在钢筋接头的时候，直接用电焊一焊就完事了，这怎么能行，我就不得不让他们按深圳的要求走，先将生锈层磨光，再拔丝，用螺帽上好。”
“我们这是小工程，有必要按大工程的标准要求吗？”
“对于质量而言，工程无大小，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得对学生负责。”
“在深圳你也要拿着图纸选材料吗？”
“深圳的工程队，这些事，就不用我说。”
“不是你们工程队，他们是哪儿的？”
“这个工程是由县上一个公司承建的，当时我们和教育局联合招标，我们没来，由教育局单独招标，我们来后，合同已经签了，我们进行了整改，就由他们施工。”
“他们这样做，公司不管吗？”
“人家也有工程监理，我们不好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只好亲自去，一般都是工人们啥时候下班，我就啥时候下班，加班加到12点，我就坚持到12点。”
“那你吵得最凶的时候会怎么样？”
“停工，只有停下来，整顿好了再施工。”
“你记得在什么时候停过工？”
“打混凝土时，他们从后面往前面浇，这工序明显不对，应该从前面往后面浇。我说了，他们说陇南人都是这么做的，硬是不听，只好停了下来，将那帮人打发了。他们也是转包的，根本就不懂，像是民间自己组建的协作队。”
“王总真是铁面无私，很严格啊。”
“公司信任我，委托我负责，我就要一定把公司的要求落到实处，保证安全，保证速度，保证质量，负责到底。英国、德国人的要求比我们更严，不仅仅说工期，更多的说质量，房屋能使用二三百年呢，我们的许多工程由于标准低，从长远看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这个项目大概使用多少年？”
“设置使用50年。”
“投资有多大？”
“100多万。”
“除了工程，你们还给学校有其他捐助吗？”
“还有体育用品、图书、玩具等等，学校的桌椅、师生的校服都由我们配套。成县的苇子沟小学也是我们援建的。”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想过回家一次？”
“怎么不想，说不想是假的，一是石县长不让回，一是走不开，我一走，他们就胡搞。”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一下？”
“一直要等到教师宿舍等辅助工程完了，才能回家，大概10月份吧。”
3点42分，再过十几分钟，还有一趟车从碧口路过这里到文县的班车，他说要去探望病重的石县长，只要有时间他都要上去看看，起身告辞了。
他步行着下山，白水江蜿蜒流淌在山脚下，几只渔船停靠在突兀的岸边，忽地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来。太阳已靠近山顶，世界一片辉煌的迷蒙，我们不知道王奎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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