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平叛护羊城

六、高龄平叛护羊城

朝中皇位变动有内幕

崔与之离开成都前，已上书皇帝辞任礼部尚书，不待批准他便离开成都乘船沿长江而下，往广州而去。然而，宋宁宗仍然连下三道圣旨，命他尽快到临安就任，但崔与之每次均立即上疏辞免。回到广州时，他又接到新皇帝宋理宗命他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圣旨，此时是宝庆元年（1225）。六十八岁的崔与之在哀伤宋宁宗去世的同时，对新皇帝的任命也立即上疏辞免，请求朝廷授予他闲散的祠禄官职，以便居家养老。此后十五年直到去世，崔与之一直居于广州。

崔与之成都离任前后，朝廷的皇位发生重大变化，也许这与崔与之的不肯任职不无关系。

嘉定十二年（1219），崔与之任太子侍读时所辅导的太子，在崔与之入蜀不久，便因病而魂归天国。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收纳弟弟沂王的儿子赵竑为“皇子”，这虽然不是封为太子，但因宁宗并无其他皇子，实际上赵竑已是宁宗的继承人，相当于候补太子了。然而赵竑不是深谋远虑的人，为人颇为正直，他对史弥远为相专权早就看不过眼，对史弥远常出入杨皇后的禁宫更为不满，而且公开露于词色。史弥远耳目众多，知道此情后立即提防。他知道赵竑喜欢弹琴，遂采取派间谍到赵竑身边的一招。他收买了一个擅长弹琴的美女，安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赵竑认识美女。美女出尽手段，令赵竑迷恋于她，把她接入宫中并视为心腹。从此，赵竑被美女监视，其一举一动都被美女告知史弥远。有一次，赵竑指着地图上的海南岛说：“我他日得志，把史弥远安置于此！”又有一次，说将来把史弥远贬至新州或恩州。当时，海南岛、新州、恩州皆是气候恶劣的穷乡僻壤。史弥远听了美人的密告，十分害怕。随后又作了一个试探：农历七月的乞巧节时，史弥远送了一件珍宝给赵竑。赵竑不知是计，当晚乘着酒意，把那珍宝摔碎于地。美人报告史弥远后，史弥远决定趁宋宁宗宠信于他之机，设计阻止赵竑登上皇位。他派人在绍兴找到另一位宗室子弟乌孙，带到临安，改名与莒，教他熟习朝中礼仪、读书练字后，于嘉定十五年（1222）立为宁宗弟弟沂王的继承人，改名贵诚。贵诚得史弥远知遇之恩，十分感激。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病重，史弥远加速废立的阴谋。他向赵贵诚表示将立其为帝之意，赵贵诚作了将来永远重用史弥远的允诺。随后，史弥远趁宁宗迷迷糊糊之际，命人写下立赵贵诚为皇子的诏书，赐名赵昀。于是，赵昀获得赵竑同样的皇嗣地位。同年八月，宁宗刚去世，史弥远立即命人召皇子赵昀入宫，接替皇位。此时赵竑仍蒙然不知，直至赵昀坐上龙椅、百官朝拜时，他才恍然大悟，但后悔已迟。赵昀在史弥远拥戴下即位，是为宋理宗，次年改元宝庆元年。赵竑被封为济王，赐第湖州居住，实则被赶出京师临安，朝野对此颇为不满。

宝庆元年（1225）二月，湖州渔民首领潘壬、潘丙率众拥立济王，当地一些官员入贺。济王本不欲反，率州兵平息了事变。但随后史弥远派兵至湖州，逼济王上吊自尽。

对于济王无端被废，又被逼死，不少官员有怨愤之心，上疏为济王申冤，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等与崔与之较有交情的官员也在其中，最有力的是大理寺评事胡梦昱的奏章。结果史弥远把胡梦昱罢官，羁管于象州。

对于新皇帝的态度，崔与之当时没有公开表示过什么，但不肯就任所封之官，看来已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

宋理宗即位后的时局

崔与之虽然不愿出任朝廷命官，但还未致仕（退休），而且理宗也是宋室宗亲，所以他仍然忠于朝廷，关心着国家大局。

蒙古在北方兴起后，逐渐威胁着金朝，双方战事不断。理宗即位后，金朝败局已定，南宋朝廷也希望收复金朝占领北宋的领土，于是决定联合蒙古夹击金朝。绍定五年（1232），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次年，南宋出兵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于马蹬山大败金兵。接着，又攻克唐州（今河南唐河）。此时，蒙古军已攻下金朝都城汴京，金哀宗因宋军切断了他南逃的路线，只好逃到蔡州。绍定六年（1233）十月，宋蒙联军围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上吊自杀，金朝灭亡。

这里也要交代一下端平元年前后皇帝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宋理宗因为史弥远是力扶他做皇帝的恩人，所以他为帝之后，政务交与史弥远掌管，自己沉湎于酒色之中。但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故后，宋理宗便开始亲政。次年改元为端平元年，实施他的选贤黜佞、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改革，与史弥远为相时相比有明显的成就，故史称此次变革为“端平更化”。

当年北宋徽、钦两帝被金兵掳到北方，世称“靖康之耻”，南宋君臣早就想一雪此耻。当南宋将士在蔡州废墟中看到金哀宗的遗骨，把它当作最大的战利品带回临安，理宗设祭于太庙徽宗、钦宗的灵前，南宋朝野顿时沉浸于灭金雪耻的狂欢之中。当时有大官提出趁蒙古军北撤，收复北宋“四京”中的“三京”：西京洛阳府、东京开封府、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宋理宗，已不能对时局作冷静的分析，最终决定出兵中原。

消息传到在广州的崔与之耳中，他不禁顿足长叹：南宋的军事力量与国力尚不足以收复北宋的失地啊！

端平元年（1234）五月，南宋朝廷命赵葵为主帅出兵河南。六月，收复南京归德府。七月，收复东京开封府，但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此时，宋军已粮草不继，但赵葵仍继续下令向洛阳进军。结果，宋军到达洛阳后，遭到蒙古军队伏击，损失惨重，只好撤兵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因粮草不继，只好全线南撤，收复河南故土的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

这“端平入洛”一役，南宋损失数万精兵。后来宋理宗虽然下了《罪己诏》（即皇帝公开作自我批评），但又怎可令死去的将士重生呢？更可怕的是，这令蒙古找到进攻南宋的借口，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攻打宋朝的战事，直至灭掉南宋。

摧锋军的叛乱

端平二年（1235）二月，江西发生了摧锋军的叛乱。

南宋初期，因境内烽烟四起，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的地方官为保境安民，招募当地民众，组建了地方部队，迅速平定了内乱，成为几支颇有声名的军队，其中福建的称为左翼军，江西的称右翼军，湖南的称飞虎军，而广东英勇善战的地方军队就称摧锋军。但是，朝廷害怕这些军队形成地方势力，便命令其经常调防。摧锋军多是广东人，两千主力早年被调去守卫建康（今江苏南京），四年期满后，又被调去守卫江西。多年来，摧锋军屡立战功，但受中央势力的歧视，管辖摧锋军的广东安抚使又有功不赏，要求回师广东也不准，军心早已浮动。在守卫江西四年后，上级仍不准摧锋军回师广东，于是激起兵变。

在军官曾忠的带领下，摧锋军叛兵杀了监军，从江西经由循州、梅州向广州进军。当年广东转运使吴泳记载，摧锋军一年的军费开支约一万四千七百贯，此可知其规模不少。叛军到达惠州时，焚掠惠阳城、杀死博罗知县郑勋，并声言要杀回广州、活捉广东安抚使兼广州知州曾治凤。

不肯反叛、被劫持在叛军中的统领熊乔，在惠州时伺机逃离叛军，夺得战马，星夜驰回广州，向曾治凤报告。曾治凤自知对不起摧锋军，却又无谋平叛，竟然连夜化装弃职潜逃。

此时，广州城中还有提刑彭铉、提举广南市舶使管瀛、提举常平黄峸、转运判官石孝淳及李华等数位高官，他们闻知曾治凤临危逃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正是“板荡识忠臣”，他们顿时想到素有平叛经验、闲居广州的崔与之，于是一起到朝天街上的崔与之家中，商讨应急对策。

挺身而出平叛军

再说崔与之嘉定十七年（1224）回增城后，在乡下住了一段日子。因朝廷未批准退休，加上门生故吏多，乡居不便，所以于次年即宝庆元年（1225）定居于广州西城朝天街（今朝天路崔府街）。在此期间，他青年时学友陈汝霖的女婿李昴英拜入其门下，得到他的指点。次年，李昴英上京赴考，高中探花，名动京师。后来，他出任福建汀州推官。

在崔与之辞免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后，宝庆二年（1226），理宗下旨封他为宝谟阁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增城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赐紫、金鱼袋即穿紫色官服（一至三品大臣的官服）、佩金鱼袋。所谓“提举崇福宫”与下文提及的鸿庆宫等宫名均称为“祠禄官”，待遇近似当世的离休，既可享受一切俸禄待遇，也或会有起用的可能。宝庆三年（1227），又封他为提举南京鸿庆宫、南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赐紫、金鱼袋（是年崔与之写的钟玉嵒墓志铭署名中有此封号）。绍定元年（1228），朝廷下旨召他任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但他以老病为由，力辞不就，后转封中大夫。次年，封他为徽猷阁学士。绍定四年（1231），转大中大夫。次年，他上书请求退休，但理宗仍不批准。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下旨召他到临安，但崔与之还是以老病力辞。

端平元年（1234），亲政的理宗下诏任命崔与之为吏部尚书，诏书中提及：“卿年高德劭，国之望也。朕亲政以来，渴想猷告，虚天官以候……冀扬前烈，当勉为朕起，以付图任之意……”但崔与之还是力辞不就。五月，理宗封他为端明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十月，又再召他上京，他仍坚持不去。

端平二年（1235）二月初，崔与之的门生李昴英在汀州推官任上因母丧需离职守孝而回广州，另一门生杨汪中因调任肇庆府推官而回乡探家，也在广州。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在老师崔与之府上正议论摧锋军之事，正遇上彭铉、管瀛、黄峸及熊乔等官员来崔府，请崔与之主持应对叛军围城的变故。

此时崔与之已经七十八岁，但考虑到广东安抚使临阵脱逃，群龙无首，岂能坐视不理！关系到全城百姓的安危，崔与之义不容辞，慨然应允主持平叛大局。当下把李昴英、杨汪中介绍给各官员认识，一起研究处理叛兵围城的事。

崔与之向熊乔了解摧锋军的情况后，知道摧锋军在广州的总部尚有约千名军士，即令宪司派兵护送熊乔回总部安定军心，提防在城中的摧锋军兵士作里应外合。同时，布置有关官员或率兵维持城中秩序，或安抚民心，或筹措粮草等事。

黎明时分，崔与之换上戎装，坐肩舆率众官上到城楼，命人打起“崔”字帅旗。众官兵见崔与之挂帅平叛，士气大振。

围城的叛军刚刚睡醒，以为天亮后可顺利攻入城中。岂料城上一阵鼓声之后，现出一列官员，正中“崔”帅旗下正是甚有民望的崔与之，叛军兵将因在建康时曾列队迎接崔与之，故不少人认得他。崔与之朗声说话，讲清楚广东安抚使曾治凤对摧锋军有功不赏是错误的，但曾治凤已畏罪潜逃；摧锋军若反叛朝廷只有死路一条，立即放下武器归顺投诚可免予处理，重归部队或解甲归田悉听尊便。叛军中部分人表示相信崔与之而弃械投诚，但也有人说听不清楚，请崔帅派人下城与他们讲详细些。此时，李昴英与杨汪中主动请缨下城，对叛军作劝导，崔与之对两位门生的表现深感满意。于是，李、杨二人坐进吊篮中，垂下城墙，走进叛军之中。

叛军中几个强硬分子凶相毕露，用刀架在李、杨二人颈上，但他们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他们向叛军晓以利害，详细指出出路，终于感动大部分叛兵之心，放下武器自动四散。只有曾忠等少数主谋，因害怕投诚后被杀头而不肯投诚，率领部分叛兵向端州（今肇庆）方向而去。

残余叛兵离开广州城后，官民暂时落下心头大石，皆感激崔与之应对有方。时为端平二年二月初九。

就在摧锋军兵变消息传到朝廷时，在大臣魏了翁、洪咨夔等大力推举下，宋理宗立即下旨授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考虑到他年老，特许他居家治事。并立即命钦差飞马赴广州宣旨。随后又下旨命湘粤、桂粤边界守军听命于崔与之指挥平叛。

三月初，崔与之接到钦差带来的圣旨，考虑到形势紧逼，不容推辞，于是担当起安抚使兼知广州的职务，在家办公，任命提点刑狱彭铉为平叛前线总指挥，指挥各路军马围攻叛军。管瀛即上书举荐李昴英、杨汪中解广州城之围的功劳，请钦差带回给朝廷。

再说曾忠带领叛兵西走，路上招收了不少流氓、饥民、土匪，以壮声势，二月二十二日，围端州府城，次日攻进城内。两天后故意退出端州，在城外设伏，官军追到冷水坑附近时，被叛军伏兵大败。三月，叛军纵横于四会、怀集之间。但此时崔与之调遣循州、连州和南雄州的戍兵及湖南飞虎军、江东水军等各路军马，已逐渐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四月十九日，叛军被官军杀得狼狈而逃。四月二十二日，叛军逃到封州开建县大梁村，已是粮草短缺、战马疲残、伤病者多。最后，叛军龟缩于苦竹岭一带。彭铉命人持黄榜到阵前招安，令不少叛兵弃械投诚。接着，官军向叛军冲杀，生擒曾忠，余下的叛兵死的死、降的降。平叛战斗终于结束，为首者被处死，降卒分编到各军之中。

六月，广东局势恢复平静。而崔与之在四月十七日，已向朝廷上《奏乞谋帅为代疏》，说明局势已明朗，叛乱即将平定，请朝廷及早考虑选择大臣接替广东安抚使兼知广州的职务。局势平静后，他于七月初五上《奉盗贼宁息，乞赐除代疏》，坚决辞去广东安抚使兼知广州之职，要求居家养老。七月初九，他向朝廷上呈《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疏》，举荐提刑彭铉及提举广南市舶使管瀛参与平叛之功。接着又上《申石判运、李判运、黄提举之功疏》，举荐判运石孝淳、李华及提举黄峸等参与平叛的功劳。他还申报熊乔不肯叛乱、参与平叛的功可抵罪的表现，唯独没有提及自己率众官平叛的功劳，其虚怀若谷令众官深为佩服。结果，朝廷下诏，彭铉升任广东经略安抚使，黄峸升任广州知府，熊乔留任统制，其余有功人员皆得到朝廷封赏。崔与之为众官申报功劳，使之获得朝廷奖赏，此举不但抚慰了人心，更为以后广东局势的持续稳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事后，黄峸对彭铉说：“若非崔帅不顾年迈，挺身而出，则广东危矣。”管瀛也敬服地说：“崔大人帅淮、蜀十年，算无遗策，治军能恩威并用，所以人皆愿为其效劳。你看湖南飞虎军、江东水军，非粤帅司统属，却能听其调动，这才难能可贵啊。”

端平二年七月，宋理宗下旨授崔与之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简称参政）。崔与之立即上疏辞免此职，并把广东安抚使、知广州的职务交给下任。他把半年间应得的薪俸一万一千余缗、大米两千八百余石，全部交回官库。事后也绝口不谈自己平叛之功。

那时，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正好暂住于广州，这位不屑与官场交往的文士由衷地写下一首诗称赞崔与之。诗云：

角巾私第自逍遥，诸老之中此老高。

无可奈何怀印绶，甚非得已用弓刀。

风生玉帐千兵肃，天落金牌一札褒。

缓急经心护乡井，生憎儿辈说功劳。

“风生玉帐千兵肃”，写得好潇洒，却难把崔与之年近八十挺身而出的辛苦描绘出来。“天落金牌一札褒”句，指的是宋理宗亲书再请崔与之任参政的御札：

朕妙拣耆英参预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欢。亦惟卿名德素孚，有以压服众论也。属时多虞，正赖协济，毋事逊避。今专遣札书赐卿，虽未能如古者安车聘召之礼，倾心注意，实有过之，其即成行，以付朕尊用老成之意。

然而，崔与之的确年老体衰，实在也不想再入官场了。他在平叛之际担当安抚使之职，为的是名正言顺指挥军队，迅速平叛，令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为表衷心，所以他于卸任之际把应得的俸禄（钱与粮）全数交还国库。

戴复古写的“缓急经心护乡井，生憎儿辈说功劳”，还是说得很够分量的。

崔与之此次平叛，与以前的平叛是大有分别的。以前的是“在其位，谋其政”，这次于群龙无首之际挺身面对叛兵，却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解了广州之围后授任的圣旨才到。他若非为百姓着想、为广州城着想，怎肯担此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