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屡辞晚节香

七、相位屡辞晚节香

端平二年（1235）七月，宋理宗下旨授崔与之以参知政事时，崔与之即于七月十八日上辞呈，以老病为由请求退休，说及：“伏念臣七十有八矣，栖迟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聩而视听全衰，气体支离而拜跪久废……欲望圣恩慈念臣桑榆之景无多，察臣樗栎之材焉用，收回误渥，改异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毕此生末路，有余荣矣……”虽然此疏情真意切，但理宗御批“不允”。崔与之复于闰七月、八月、十月、十一月连上四疏辞谢。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奉御笔，仍屡降指挥不允，不得再有陈请。”

理宗还亲书一信给崔与之，大意说：自己亲政以来，寻求坚良老臣辅佐，与之是首选，先朝老臣文彦博九十多岁尚且临朝，莫非你认为我还未够诚意么？如你仍不出山，恐怕不是仁贤之志。朝中留官位给你，请你立即上京。

端平三年（1236）四月，崔与之上《第七次辞免参知政事疏》说：

我六次辞免参知政事的任命，皇上仍命我立即上朝，足见眷遇之意不减。我的请求虽然情切，但拖的日子长，我的罪更大，恐怕激起皇上雷霆之怒，那便要杀头的。因此这里再冒死吐露心曲，请求皇上垂怜我老病，活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多少呢？如果批准我所请，则感谢皇上保全之恩了。

理宗见此疏，便不再请崔与之上京任参知政事，但仍封他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这提举洞霄宫仍是领高薪却不用管事的虚衔，崔与之认为无功受禄心中有愧，于是又上《辞免除资政殿学士宫观疏》，请求皇上批准他以旧官职退休。但是，这涉及宋朝皇帝的祖宗体制与上层利益，皇帝当然不会批准。

也许合该在崔与之的人生舞台上还要作一次表演，宋朝发生的一次兵变又令理宗想到起用崔与之。端平三年三月初三，边关重镇襄阳城守将王旻无能治军，怕朝廷降罪，竟举城投降蒙古军。蒙古军随后乘机兴兵，大举侵犯四川，令朝野震动，人们希望崔与之出山挽救危局。九月，宋理宗下旨任命崔与之为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丞相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长官，古代有些朝代设左、右丞相各一位，右丞相职级比左丞相稍低。枢密使是枢密院最高长官，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合称宰执，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南宋后期右丞相兼枢密使职掌都督诸路军马。于此可见当时宋理宗对崔与之的看重。

自古以来，多少有志者梦寐以求出将入相，然而，崔与之还是辞谢。九月十三日他收到尚书省送来的圣旨，随后即上《辞免特授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第一诏奏状》，说及：我已经八十岁了，头风时常发作，耳又聋眼又蒙，走路也如风摆柳，恐怕活不了多久，不能担此重任了。请皇上批准我以旧官职退休，以保余生吧。

由于此疏开始有“……备录麻制，颁降授臣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之句，增城民间有个传说，说皇帝用黑色圣旨召崔与之上京，他怕被处死而不肯去。其实这是对当时圣旨的材料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唐宋时期，重要的文书都是用麻纸写的。此因麻纸不易变脆，可以长久保存。但麻纸表面较粗糙，又带植物纤维本色，有白、黄、黑三种色，称白诏、黄诏、黑诏。任用将相的诏书，例用白麻诏。故崔与之同时代的家大酉有诗句说“白麻不能起南海”，即是说圣旨也不能使南海郡崔与之出山的意思。

再说理宗下达第一道请崔与之任右丞相的圣旨后，又于九月二十四日亲笔写御札给崔与之，曰“卿允文允武，善断善谋，简自朕心，爰立作相，缙绅上贺，中外均欢”，请他见信后立即登程上京。理宗还诏命广东经略使彭铉亲带此札面见崔与之，礼请他起行。

崔与之接到彭铉转交的御札之后，立即写成《第二诏趣行辞免奏状》，说及皇上“令广东经略使彭铉以礼劝勉，催促上道，毋致迁延。臣闻命惊惶，无地容身……惊心汗背。重念臣年事已老，病势已深，余息厌厌，生意垂绝。只得披肝滴血，许臣谢事，俾待尽于邱园，免速毙于道路，实出天地保存之大赐……”

此后，朝廷又先后派出关彬、邹成、王渊等朝臣、内监来到崔与之家中，理宗又亲派钦差专程带两百两黄金，来请崔与之起行。崔与之不为所动，逐一热情接待，恳切上疏辞谢，并坚决请来使带回两百两黄金交国库。

为了表示自己绝不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崔与之于此期间也数次向理宗上疏，提出自己对施政的意见。这些奏章内容，不乏真知灼见。其中说及治国用人必须德才兼备、首重于德的《论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说：

“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越于此。盖忠实之才，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为无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实无别，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基于此矣。陛下励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或谓世数将衰，则人才凋谢，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继而去，天意固不可晓。至于敢谏之臣，忠心为国，言未脱口，斥逐随之，一去而不可复留。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陛下悟以往而图方来，昨以言去位者亟加竣擢，补外者早与召还，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非厌恶忠言，一转移力耳。”

如劝说皇帝要采纳忠言，处事不可偏听：“陛下收揽大权，悉归独断。谓之独断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见，而后独断而行之。比闻独断以来，朝廷的事体以轻，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倘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移于下矣。”

对于邦交，崔与之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边臣主和，朝廷虽知而未尝明有施行。忧边之士，剀切而言，一鸣辄斥，得非朝廷亦阴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当议而行之可也。”

崔与之也有直斥皇亲国戚、内监干涉朝廷的意见：“戚畹旧僚，凡有丝发夤缘者，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习之臣朝夕在侧，易于亲昵，而难于防闲。司马光谓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盖干预之门，自此始也。若谓其所言出于无心，岂知爱恶之私因此而入，其于圣德宁无玷乎？”

理宗看了崔与之一篇篇建言奏章，更感崔与之的可贵，而加紧催促他上京。当时崔与之连疏辞相，惊动朝野，有人迫切要求他出山，有人说他过于清高，也有人怜他的确老而有病、有心无力。还有大臣趁有同僚调任岭南而托其劝崔与之出山的。如京官王迈送黄非熊、黄必昌到岭南为官时，赠诗有句说：“羊城定见菊坡老，能为苍生一出无？”大臣吴泳也写信给崔与之，请他效法先辈司马光、韩琦，耄耋之年犹回朝廷参与政事。

嘉熙元年（1237），曾任广南市舶使、提举转运使的赵师楷，调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他与崔与之是绍熙同年进士，一别数十年而相会于广州，双方感慨万千。次年春，赵师楷不幸病逝，八十一岁的崔与之感而写下《悼赵师楷》一诗，此诗也可见崔与之此时心境。诗云：

老来心事向谁论？每见移时话肺肝。

黄金同登今有几？白头相对古来难。

死生转盼星辰坠，聚散酸心暮雨寒。

病里不堪问楚地，海山望断泪泛澜。

赵师楷是福建漳州人，后来《漳州府志》收入崔与之这首悼亡诗。

自端平三年（1236）至嘉熙二年（1238），宋理宗一直虚位以待崔与之，而崔与之则前后共十三次上疏力辞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最后一次是由其门生李昴英带回去的。此因理宗与时在太学为官的李昴英谈起人才时，想起李是崔的门生，便问崔与之何时能来京。李昴英答道：崔与之只是远方一位老人，承蒙陛下的特殊礼遇，他确是年高病久，路途又远，恐怕不能对得起陛下久立等待之意。理宗说：听说他年事虽高，体力尚强，应勉强为我出一次山。李昴英说：崔与之待在家里还勉强走走，若跋涉长途恐难承受颠簸。理宗便叫李昴英写信给崔，说明他切望崔出山之意，请他尽快上京共图康济之功。

随后，理宗见崔与之心切，命李昴英专程到广州劝说崔与之上京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李昴英明知老师不会出山，但圣旨既下不好推辞，于是回乡一趟。到了崔府，见到崔老师自书的“晚菊堂”匾，以及书斋对联“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怎忍再劝老师出山？

崔与之知道李昴英有皇命在身，便把第十三篇辞右丞相的奏章托李昴英带返朝廷。李昴英回朝后，对理宗说崔与之确是难以进京，请皇上体谅。理宗想到崔与之虽是逆旨，但对朝政也多有建言，像他这样风格的大臣也难以见到，于是亲笔写御札赠与之，说及“卿自镇蜀南还，屡诏不起，清名高节，朕实慕之”。同时，下诏封崔与之为“提举洞霄宫，任便居住”，还是不让他退休。但崔与之觉得“任便居住”已很轻松了。

崔与之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相，在历朝中无前例；而理宗能容忍崔与之多次逆旨辞官，在历朝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宋理宗或许以崔与之辞相为契机，大加表彰崔与之这个典型，自己得个尊贤的名望，同时也可革除官吏中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不管怎样，宋理宗是南宋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位40年），有人说与他有容人之量有关系。

崔与之也感到理宗有恩于己，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写下一篇数千字的建言，以便在自己去世时作为《遗表》呈送朝廷，作最后的表忠。《遗表》较集中地反映了崔与之的治国思想，其中说及：“事有万变而隐于微，人惟一心而攻者众。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规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幸之徒承顺之时多。倘戒谨之志稍衰，则清明之躬易怠。盖天下以身而为本，惟圣人以礼而自防。毋不敬则内敬常存，思无邪则外邪难入，大书特书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则求其对越无愧之心；报亲则思其付托不轻之意。登延硕彦以辅成王德，惠养黎元以培固邦基。经筵不徒亲考历代兴衰之故，而为之监戒；言路不徒广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于变更。责己可以弭天灾；正家可以厚风俗；握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而辨之在早；审中国外夷盛衰之势，而防于未然……”

这篇文章是说皇帝身系国家的安危，面对国政民生、时势的千变万化，必须时刻谨慎，要把“毋不敬”，“思无邪”大书特书于室内，时刻自省，可保江山安稳。这是对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发挥。

嘉熙三年（1239）五月，理宗终于恩准崔与之以“特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紫霄宫、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致仕（退休）。六月，钦差到广州，会同路、府的官员到崔府宣读圣旨。崔与之叩谢皇恩后，写下谢恩疏。搁笔之后，又凝神细思，再提笔写下一幅十八个字的条幅：“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钦差把谢恩疏及条幅带回朝廷呈给理宗，理宗看了条幅感动地说：“崔卿家致仕后，犹念念社稷民生！”

是年十一月（一些古籍记十二月，但据其门人温若春写的《崔清献公墓志铭》所记为十一月）十二日，崔与之逝世，享年八十二岁。逝世前对家人说：我为官四十七年，没有被人弹劾过，官职易得，名节难全，今终保晚节了；我死后不必耗费钱财大办丧事，不许做佛事；今后子侄不得求官，耕读可以保家声。

崔与之逝世后，他早已写好的《遗表》送到朝廷，理宗接到讣讯及《遗表》，痛感国丧良臣，立即传旨罢朝三天、禁止动乐、减少饭菜，以表哀悼。还派专使带着诏书到广州，会同广州府文武官员，设御祭坛，代理宗致祭。并宣读圣旨给崔与之封赠谥：“赠紫金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累赠南海郡开国公，赠少师，谥清献”，并赐葬田一百亩。

崔与之写的《欧阳氏山坟记》所署时间及署名为：“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孙、观文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崔与之谨立。”于此可知南海郡开国公是崔与之生前已享受的待遇。圣旨中赠的“开府仪同三司”是阶官最高名位，“上柱国”则是有战功大臣的最高勋位。“谥清献”是朝廷给崔与之盖棺定论的美谥，“清”乃清正廉明，“献”乃聪明睿哲。因此，后人对崔与之尊称为“崔清献”，奉祀他的祠有的称“清献祠”。

崔与之墓位于增城县西归仁乡云母都华山狮子岭（今属增城市朱村镇凤岗乡官庄村）。原墓为圈椅形三合土板筑的大墓，面积约五百平方米。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崔与之墓的墓碑、石狮、石兽、华表等均被无知狂徒砸碎或移作他用。如今所见的坟面，是1991年重建的。坟面为长方形，仿宋祠前、中、后三座的布局形式，分成三级。前、中两级在中间的左右两边砌出长条形花槽，象征庭院。最上一级为后座，中间是高约三米的八棱形水泥碑柱，中嵌重修时刻的白云石大碑，碑文正中一行为“宋丞相崔与之谥赠清献号菊坡公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