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盛德永留芳

九、清风盛德永留芳

崔与之的再婚

近数十年来，学者介绍崔与之的文章，多引文天祥的话“菊坡翁盛德清风跨映一代”，这当然早成共识。但说及他的家庭生活时，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习惯标准去套入崔与之的“盛德清风”中，以致不敢去探究一些史料的疑点。

崔与之在妻子去世后有没有再娶？这是一个疑点。崔与之的门人温若春写的《崔清献公墓志铭》说及：“吾师……嗜欲淡泊，中道丧偶，不求伉俪，官至贵显，不蓄声妓……”据此，2008年11月以前出版或发表的谈及崔与之的书籍或文章，均说他丧妻后没有再娶。

然而，温若春写的“不求伉俪”可以认定崔与之没有再娶妻，却不能确定崔与之没有娶妾！在2008年11月出版的陈裕荣先生著的《崔与之传》中，就认为崔与之娶了妾，才有年轻的女儿嫁给李昴英的儿子！但因为陈先生的《崔与之传》是用历史演义的笔法写的，其中一些情节及次要人物的名字是虚构的，故未引起学者注意。但细读其书中的考据文字，可知娶妾之说是有道理的。这里先说一个证据证明李昴英的儿子娶了崔与之的女儿。

淳祐十年（1250），增城宁都陈汝霖的孙子、李昴英的外侄去府学考试期间，偶然购得一件旧信件，转送给同去考试的李昴英儿子李守道。李守道细看之下，惊喜之极。原来这是崔与之在临安太学读书时寄给乡中学友林介仲的信。李昴英喜见老师早期遗物，这也是崔与之上京读书前后生活的见证，资料珍贵，故即作《跋菊坡太学生时书稿》一文，后收入《文溪集》中。全文如下：

此清献公初入太学寄其友林介仲书也。吾州去所在四千里，水浮陆驰，大约七十程。士以补试，虽登名，犹未脱韦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犹劳且费之惮而止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奋然间关独往，一试予选，随即高第。平生勋业名节实……有人生易老之叹，必期三年成名而归。书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于述斋舍之费颇悉。闻其入京参斋时，皆朋友相资助，故书报之详。贫者士之常。公之贫，有人不堪其忧者，公处之甚安，所以富贵不能淫，而清白照一世也。

林介仲名介，增江老儒者，生没在公之前，后人不能宝此纸，转落士人之家，其近始得之。公以岁庚戌（按：指宋光宗绍熙元年即1190）入在胶庠（按：太学），庚戌（按：指宋理宗淳祐十年即1250年，离读太学刚好60年）而此书出，若有数然。外侄陈某往试桥门，特此授儿子守道；守道亦就试，且婿菊坡之门，公手泽宜归之。淳祐十年二月朔。

这篇文章既可证明当年崔与之入太学是得到林介仲等友人资助，也证明崔与之的女婿是李昴英的儿子李守道。

再以理证推断。从年龄去考虑，崔与之的女儿绝不会比丈夫李守道大十岁以上。崔与之的夫人林氏不会晚于嘉定三年（1210）去世，而李昴英出生于嘉泰元年（1201），林氏纵有幼女生于1210年，李昴英如十九岁生子则子生于1220年，此林女亦比李子大十岁。因此，李昴英的媳妇绝不会是林氏所生的女儿，而应该是崔与之后来娶的妾所生的女儿。

那么温若春写的墓志铭为什么说崔与之“中道丧偶不求伉俪”呢？这是因为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崔与之没有给后来娶的女子以“妻”的名分，而妾的身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不能“享受”妻的名分。而崔夫人林氏去世后，崔与之娶妾侍奉老母亲也是尽孝道之举，即使为丰富自己的生活而娶妾，也是十分正常的事，绝不能说崔与之不淡泊。我们大可不必为突出清献公的淡泊而不承认他有再娶。说崔与之再娶绝对玷污不了其“盛德清风”，真实的崔与之更令人信服。

崔与之的清廉

“富贵不能淫，清白照一世”，是李昴英对老师清廉的准确评价。崔与之的清廉，表现在无论当官或居家时都一个样，待人接物皆以廉洁自守。

先讲崔与之任地方官时的清廉。官当大了，自然多人送礼。前文谈及他从四川离任时谢绝“大送”，纵然社会上习惯于离任时可接受同僚相赠的礼物，但崔与之仍然一概不收。这可说有点“不近人情”，但身为朝廷命官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崔与之做到了。

按惯例可收的礼他不收，他并非做“秀”，而是早已立志清廉。他在广西任上到朱崖（海南岛）等地视察时，自带钱粮下乡，不准部属向地方摊派，一点不扰民，是史书有记载的。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广州居家指挥平叛的半年中，虽接受了皇命帅广，但离任交班时把半年应得的薪俸钱粮全部退还国库，清廉得叫当代人难以置信。

他离开官场到广州定居后，家中只有藏书，却无珍宝古玩，日常种菊自娱。最多是养了一对白雉鸡，以作日常观赏消遣。他书韩琦诗句“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作为居室对联，自号“菊坡”，厅堂挂“晚菊堂”匾。他常说“官职易得，名节难全”，可知他一贯重视个人名节。

一个人要保全一生名节，必须无论何时何地都戒贪念。崔与之在家中对待亲友也是这样。在他儿子结婚时，亲家送了数量不少的嫁妆田，他知道后命儿子全部退还。于此，已可见他清白持家。

崔与之对家属是严格要求的。在任秘书监时，他给弟弟的信中再三叮嘱不要恃着他当官而干预外事。按照当时朝廷惯例，他可以为自己的弟弟、儿子、外甥通过“荫补”（优惠政策的名称）求官。但他没有这样做。有一次，当他的姐姐为自己的孩子求崔与之安排外甥当个一官半职时，崔与之当即斥责：为官贤与不贤，关系到百姓休戚，不能私自赠送！从这个例子可以想像得到，为什么崔与之的弟弟、儿子没有出任官职了。

在他退休后，朝廷赐给他凤凰山庄园，他却把它捐出办学，用作培育人才的场所（后称菊坡书院），怎不令人敬佩！还有，他遗言不得为子弟求官，死后不得作佛事。他逝世后，宋理宗亲书“菊坡”二字赠给其家属，实是对崔与之的清廉作了恰当的评价。“富贵不能淫，清白照一世”，他当之无愧！

崔与之的盛德

以上说的清廉只是崔与之的私德。当官的还必须把私德延伸到从政为民的盛德，实践仁政德政。崔与之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把才与德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在他先后任浔州司法参军、淮西提刑司检法、新城知县、邕州通判、宾州知州、广西提点刑狱、淮南东路安抚使、四川安抚制置使、广东经略安抚使等职时，均可见到他从政亲民、从政为民的事迹，前文已说及，此处不赘。值得再次提及的是崔与之的绝笔：“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然惦记着为民请命！

对于犯了罪的百姓、作乱的军士，崔与之亦执行安抚政策。从他在淮西提刑检法任上为失手打死儿子的囚徒提请上司改判，到平定邕州、淮东射阳湖、广州摧锋军等三次叛乱时采取首恶必究、胁从不问的处理方法，皆可见崔与之为社会安定而细心处理突变事件的苦心。

崔与之绝非“和稀泥”之辈，他敢于与恶霸、贪官作斗争，在淮西提刑检法任上，他不畏强势，绝不官官相护，敢判王枢密之子退还豪夺的寺田。在广西提刑任上，他到各地宣扬守法，贪官闻之弃官而逃，这位“崔青天”令世上曾流行《岭南便民榜》、《海上澄清录》那堪称“吏师”的记录，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是极少出现的。

他在其他任上，还弹劾了知高州黄凤、知石泉军刘参、知涪州胡酋仲、知合州安伯恕等，令这些贪官被朝廷罢官，民心大快。

崔与之当官从来没有被人弹劾过，他在任上没有建什么楼堂馆所等标志性建筑物，但却名留青史，此足令为官者深思。

崔与之的盛德，还表现在举荐人才上。他知人善任，对自己的儿子、弟弟、外甥没有举荐，但在各地任职期间，发现人才却出以公心举荐。他先后举荐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游似、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温若春、吴纯臣、吴彦、吴泳、杨汪中、李鼎、李庭芝、李心传、王应辰、度正、苏植、刘克庄、方信孺、许巨川等数十人，后来多成为名臣。

据说崔与之的德行还感动了动物。据李昴英在端平元年（1234）夏季写的《义鹿记》记载：绍定六年（1233）六月十日，崔与之的园圃中来了两只野鹿，野鹿在园中优游自在，后来崔与之把它们放回丛林中，它们仍频频回头，似不忍离去。过了数月，人们为崔与之庆祝生日，十分热闹。大家正在大堂上饮酒时，忽见放走的两只鹿回到门前，一边叫一边跃舞。李昴英认为出现此奇迹，是崔与之施仁政的结果。

崔与之纪念地

从南宋、元、明、清到现代的数百年间，各朝代均有名人、学者写下诗文赞颂崔与之，也有不少地方有崔与之纪念地。

崔与之是其故乡广东增城的骄傲，故增城有不少崔与之纪念地。崔与之长眠于增城的华山南面山坡上，前文已略介绍其墓地。其墓所在地附近的石壁山、四望岗和马头岗上，有崔与之父亲崔世明、母亲罗氏、夫人林氏及后世子孙十数人的墓地。

南宋晚期，增城县学内设有崔与之祠堂，与孔庙并列，足见崔与之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住在古称云母里的增城崔氏族人，后来多聚居于沙村（今新敦村）、崔屋村，故两村均曾建有纪念崔与之的祠堂。沙村的俗称“丞相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毁于火灾，遗址在今新敦村东新坊，今已建成一片民居。中新镇坑背乡的崔屋村，清末时重建了“崔太师祠”。此因崔与之曾被任命为丞相，虽然他未出任，但民间已认定他是丞相，俗称他为“太师”，建的祠堂也取名“太师祠”。崔太师祠现保存完好，大门上嵌“崔太师祠”石额，祠中供奉着纱帽朝服的崔与之像。此祠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穿斗式木构梁，建筑面积三百六十九平方米。2002年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市文物志》等当代文献有介绍。

南宋人翟龛曾有诗《崔清献公祠堂落成》，据说是咏上述其中一间的。诗云：“象笏犹存旧典型，魏谟亦此振家声。矧今故第堂堂复，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间关全蜀险，端平仓卒护乡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崔与之曾居于增城的凤凰山下，山上原建有凤凰亭。崔与之逝世后，人们把凤凰亭改建为菊坡亭。抗日战争时亭毁，至当代重建，又称凤凰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把原置于崔菊坡祠（明清时建，遗址即今荔城镇一小）的碑石放到凤凰亭。此碑高一百八十厘米、宽一百厘米、厚十五厘米，标题是《题崔清献公言行录》，但正文仅见“大明正德十年知增城县事林钺”十三字。此碑应是明代增城县令林钺主持刊刻《崔清献公言行录》一书时，为永留纪念而刻。

在增城市新塘镇，民国时已办有一间纪念崔与之、湛若水（明代大教育家、理学家、官至南京三部尚书，增城人）的菊泉中学（崔与之号菊坡、湛若水号甘泉，校名各取一字）。此中学如今的楼房远比当年宏伟，但校名仍称“菊泉”。改革开放后，在新塘镇老镇长陈裕荣等主持设计下，该校斥资在校内建了一座长七十多米的云石材质书画壁，刻有崔与之及湛若水像，崔与之像造型为侧面骑马立于剑门关之山岭间，器宇轩昂。另还刻有介绍崔与之、湛若水两位乡贤的文字。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增城县立中学（今增城中学）特辟“清献堂”纪念崔与之。当代已拆掉另建新教学楼。

在增城，昔日曾改增江为“相江”（纪念崔丞相），改增江路为“相江路”，但“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已改回称增江、增江路。

在广州，也曾经有多处崔与之纪念地。就在崔与之解广州被叛兵之围后，广州人已在白云山蒲涧一带建起崔与之的生祠（为活着的人设立的纪念馆），后来在蒲涧寺建清献祠，祠内悬挂着崔与之身穿彩色衣冠的画像。明代万历丁亥（1587）还把崔与之的《水调歌头·题剑阁》刻于寺中石上。

淳祐四年（1244），广帅方大琮在广州府学中建“二献祠”，奉祀张九龄和崔与之。

广州朝天路西侧的崔府街，其街名是因有崔与之故居而得。崔与之归隐后定居于广州时，便是居住于此街中。如今的崔府街已没有崔府的痕迹。这还有个传说：当年崔府建筑很有特色，当地一个姓李的富商十分羡慕，便请原来建崔府的工匠仿照崔府的形式在附近建了一座住宅。建好后，崔与之闻之，欣然前往观看。归来后见到那建屋的工匠时，他笑着对工匠说：“你替李姓建的住宅很好，但少两枝梁呀。”工匠说：“我完全按崔府的规制去建的呀，怎会少了两枝梁呢？”崔与之说：“一枝是没思量（量与梁谐音），一枝是没酌量。”这个传说载于《夷坚续志》，既赞崔与之平易近人，也显出他有幽默感。

清代时，越秀山麓曾建书院名菊坡精舍，位置在今广州市第二中学范围内。

广州解放中路的学宫街，以前有南海学宫，学宫中有崔公祠。崔与之的姓名还镌刻于四牌楼（今解放中路）的第二牌楼“忠贤坊”上。

清代，在广州珠江南岸（今海珠区）的潄珠岗纯阳观旁建有菊坡祠，乃两广总督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二月建。据说毁于民国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出大修纯阳观环境的蓝图时，有重建菊坡祠之想，但后来没有建成。

在广州萝岗区萝岗洞，今之玉嵒书院前身乃种德庵，即崔与之青少年时与钟玉嵒一起读书的地方。钟玉嵒于开禧元年（1205）中进士，后出任安徽、徽州府判、武昌知府等职，嘉定十二年（1219）告老还乡后，重修种德庵，扩大规模，东边名萝峰寺，西边是萝坑精舍，乃教书育人之地。钟玉嵒去世后，其后人扩建萝坑精舍，改名为玉嵒书院。1983年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增城、广州以外的地方，也有纪念崔与之的建筑。据说当年崔与之离开朱崖（海南岛）后，朱崖不少地方建崔与之生祠，纪念他造福百姓。崔与之逝世后，临安太学果行斋立祠纪念他，为太学生员树立学习的楷模。

在四川，有两处纪念崔与之的建筑。一处在成都仙游阁，在崔与之离蜀南归后，百姓绘其肖像，与前贤张咏、赵抃合祠，名“三贤祠”；另一处在简州会胜堂，有纪念张咏、赵抃、崔与之的“三贤阁”。

此外，因崔氏后裔从增城分支到其他地方定居，古人喜欢炫耀先祖之德，故其他地方亦有纪念崔与之的祠堂。如广东佛岗水头镇崔村，有崔清献公祠，传说建于明代，1917年重建。祠为三进，面积二百二十五平方米。祠内有对联云：

自增城一脉而来，相府塑前型，黄菊晚香同景慕；继南海三山之后，宗祠仍旧址，白沙囊哲永留题。

据说崔氏后裔有的迁至东北，亦曾建有祠奉祀崔与之。

近几年间，广州有关部门拟在惠福路五仙观中建岭南先贤塑像，崔与之是其中之一。该项工程已召开多次专家会议，由越秀区主持建造。相信不久后，在广州也可再睹崔与之的神韵，以寄托今人怀念先贤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