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抗战精神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指出：“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群体意识，是全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向来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从爱家、爱乡到爱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在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上，爱国主义历经几千年沧桑变化、王朝更迭而一直保持蓬勃生机的内在推动力，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归结起来，抗日救亡就是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民族气节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8]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内容。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为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和实际行动，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否抗日，是否坚决抗日，成为区分全民族各阶层人民是否爱国的唯一依据，成为判断不同阶级、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是非的根本标准。总体而论，在面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各阶级、各政党、各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舍去历史上旧有的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就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灵魂和本质所在。

爱国主义凝聚人心众德。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美德之一。在古代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如不畏强暴的晏婴、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毕生致力革命创导新学的何子渊等，他们的爱国献身精神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特别是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当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越加激发而不可动摇，越发显示出它的战斗锋芒和精神力量。从孙中山、黄兴、邹容、秋瑾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董必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继承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将振兴中华的责任置于肩头之上。

二、踊跃救亡图存

卢沟桥事变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中华民族命系一线的危难时刻，都把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无私无畏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战洪流之中，自觉地用实际行动乃至最宝贵的生命，践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铮铮誓言！

爱国的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九一八事变消息一传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的青年学生便纷纷组成请愿团、示威团，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抵抗。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悲愤的北平学生自发行动起来，冲上街头，发誓“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一场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国难当头，更有无数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投笔从戎。勇敢地站出来，拿起枪杆子，走上战场，抗击日寇，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他们为着挽救中华民族的存亡，同仇敌忾、奋勇向前，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

中国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的码头工人就掀起了反日大罢工。随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行动起来，罢工示威，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七七事变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中国守军构筑工事；各地工人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决死队，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不管抗战多么艰难，不管抗战需要多长时间，不管抗战会有多少牺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是炎黄子孙，都勇敢地站出来，走上抗击日寇的最前沿。这是全民族的觉醒，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充满着必胜信念，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畏强敌，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有针对性地采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法，使数百万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梦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在华夏大地上迅猛开展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就了一道攻不破、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光有人力资源还不够，财力与物力的支持也必不可少。在财力方面，各族人民更是奋勇争先。从西部边陲的新疆、西藏、青海到中原的各族人民踊跃为抗日捐赠大量钱物。在献金运动中，连衣衫褴褛的乞丐也都慷慨相助。在武汉保卫战前夕，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出献金号召，得到民众的踊跃响应，其规模与效果都是空前的。除了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外，市民、职员、学生、工人和农民，连孩童、难民、乞丐都纷纷解囊。“由于献金踊跃，筹办者不得不增设多处献金台，并把时间从3天延长为5天，献金总额共达百万元以上。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评论：‘这次武汉三镇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少有。’”^[29]

在物力方面，全国广泛开展了捐献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仅新疆地区1943年即捐飞机144架。而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30架。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总额为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达2.3亿元以上。他们不仅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进行各种形式的对日斗争，积极配合祖国抗战，而且在财力、物力与人力等方面，给予祖国抗战以巨大支持。

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把“抗战到底”作为春联的横批；久经锤炼的钢铁战士、人民音乐家聂耳，以发自肺腑、激励万众的音乐，砸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专制者们的脑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锡雷尊殿道士、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在贫病交加、食不果腹之际，仍以“说新闻”的特殊艺术形式，怒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向民众传递救亡的吼声。

五台山的僧人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镇海寺章嘉活佛的顾问罗桑食图，将寺内原藏的200多条枪支及弹药取出来，献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台麓寺城隍庙自幼丧失双亲、被人一斗米卖到庙内的青年道士董化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参加共产党，担任民族抗日先锋队队长，出任过五台县一区区委书记，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相关的档案史料这样描述：僧人们组织起来，执起刀枪，在山头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们倾其寺内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们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喇嘛代表在发言时表示：“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全国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们也肯干的！因为羔羊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就没良心和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不少年轻僧人毅然脱去袈裟，穿起戎装，参加抗日队伍，并响亮地喊出：“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

即使身处东北敌人统治区，人民抗日的决心依然像冰天雪地里的石头一样坚硬。东北抗联第3路军6军3师代师长王明贵，回忆了轰动东北的下江农民大暴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六周年过去不几天，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满抗日爱国运动便展开了。一地起事，数县响应，不几天，佳木斯、汤原、鹤岗等县的数万农民，高举红旗，手持斧、锯、锹、镐，成群结队地呼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的口号，夜以继日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通话网。各地人流滚动着，电线杆子倒下了，公路挖断了，桥梁烧毁了。激动人心的爱国运动，也影响着伪满军，使之成营成团地反正，举起了抗日旗帜。下江日寇惊恐万分，摸不清农民和抗联的企图，兵力完全龟缩在县城和大镇子里严密防守，北满各地之敌，也忙着调兵遣将。如火如荼的农民抗日壮举一直持续进行了十几天。这次暴动，充分显示了下江农民的抗日决心，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以有力回击。^[30]

救亡图存的责任、勇气和担当，来自内心的爱国之情，来自凝聚起来的民族之光。那就像太阳一样，把心头照亮，把道路照明，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正如1937年艾青在《太阳》一诗中发出的铿锵之韵：“它以难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31]

三、华侨积极支援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掀起全面抗战浪潮。南洋华侨纷纷成立各种名义、以支援祖国抗战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组织，推举当地侨领为负责人，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捐物，多寄侨汇，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支援祖国抗战。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并要求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出面召集，以促其成。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800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爱国大团结。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

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急需大批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1940年，陈嘉庚回国，还不辞劳苦亲自到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做贡献，至今仍使人们难以忘怀。八年抗战中，有1028名南洋机工长眠故土。

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募捐：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等等。当时，华侨捐献情形正如陈嘉庚生动、形象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南侨总会领导，他索性住进新加坡上层华侨活动中心，不分昼夜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再勉励各地分会同仁：“不因环境险阻而惊心，不以筹募艰难而气馁，领导华侨奋斗到底。”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助手得力，华侨拥护，捐款所得数额甚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美国旧金山华侨一次捐飞机40架，美洲华侨还捐救护车200辆，而菲律宾华侨捐凡士林500万磅，连巴达维亚的华侨也捐奎宁丸多达一亿粒。截至1940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0000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地华侨还组织青年和技术人员回国参军参战，这些热血儿女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在中国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印度尼西亚爪哇归国女青年李林（原名李秀若），在上海就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晋绥边区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4岁，为全国同胞所敬仰。^[32]

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这种源自强烈的民族情感而爆发的爱国热潮，成为中国持久战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