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暴行罄竹难书

日本染指中国早有狂谋。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中朝的战争叫嚣。明治天皇即位伊始，便制定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分期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侵略政策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东北与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即位的那一年，即1868年3月14日发表的《天皇御笔信》就表露了这种野心，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间，根据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日本这个西太平洋上的新月状岛国，本体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1/3，准备发动侵华战争时（1928年）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8，但这个面积不大、人口较少、战争资源有限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东半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5～10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历史上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侵略。

日本发动战争准备：一是制造舆论，拟订计划。从1928年9月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要点》、1929年5月“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决议和7月石原莞尔奉命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一直到1930年《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明确规定了侵略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成为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同时大量印发宣传材料和传单，声称东北是满族的领土，日本对东北有特殊利益，组织“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鼓动“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是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1930年，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为适应侵占东北需要，驻日本仙台由日北方士兵组成的第2师与驻中国东北的第16师换防，以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7月1日，日本调一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两年一次换防制度。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地运往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船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并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日本于7月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作战，令驻防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8月1日进行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情况十分了解；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将此二人派往中国，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走马上任的本庄繁视察沈阳、长春、辽阳等部队，要求“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三是挑起事端，寻找借口。这是日军攻城略地惯用伎俩，在卢沟桥事变、上海事变等一系列侵略行径中，都是这样的故技重演。以后整个侵华过程，都是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的，武装侵略伴随着各种政治阴谋，企图一步步达到其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四是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并用，逐步达到侵华目的。到1931年，日本已攫取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群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但是日本的野心并没有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征服中国，征服全世界。

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以后，加快其全面侵华步伐：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19路军奋起抵抗，苦战33天、战斗100多次，迫使日军三易其主，损失万余兵力，但最后日本凭借《淞沪抗战协定》，获得了日军在上海的留驻权，而中国军队不能再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1933年1月至5月，日军侵入长城各口，侵占热河，最后凭借《塘沽协定》，日本打开了侵略华北、直取北平通道，对华侵略进入新阶段。1935年5月，发生“华北事变”，日军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调入大批关东军进行武力威胁；7月，何应钦与日本侵华驻屯军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时国民政府又令察哈尔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11月又策划“冀东事变”，同时迫使中国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关头。^[2]

一、惨无人道的杀戮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了无数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八一三事变；从华北大“扫荡”到南京大屠杀，再到重庆大轰炸，真可谓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侵略从东北开始，杀戮也从那里开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12天，也就是9月30日这一天，日军在长春活埋被俘中国伤员200余人。从1932年起到1937年期间，日军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惨案，约7000余名中国人被屠杀，数十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使许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932年3月，日本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军民。1932年9月16日，敌人在抚顺平顶山密谋以照相为名，诱骗无辜百姓集合，被赶到山上后，一次就用机关枪集体屠杀3000多人，400多户人家几乎绝户，800多间民房被烧毁。这是日军在东北地区制造的最大的惨案之一。日军当天还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东西千金堡屠杀180余名百姓。为毁灭证据，掩盖其罪行，第二天，日军把约3000具尸体拖至山崖下，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炸崩山崖掩埋尸体。

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抗日武装、抗日团体及共产党组织，实行屠杀与“矫正”相结合政策。1937年4月15日和1938年3月25日的两次“大逮捕”，逮捕了数千名抗日志士及普通中国百姓。日军在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五年时间里，又制造西二堡等大量惨案，在这些“逮捕”与惨案中，4400余人无辜遭受逮捕，1850余人被残杀，1900余人被投入监狱。^[3]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及其他部队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公然违反战争法，在石井松根、谷寿夫指挥下，对南京和平居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警察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被杀害者达34万人之多。1937年12月15日，日军把在司法院等难民收容所避难的2000余名难民押至汉中门用机枪扫射后焚尸灭迹；入夜，在鱼雷营杀害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9000余人。16日，日军多次将大量百姓押至鱼雷营附近和宝塔桥一带用机枪扫射，进行集体屠杀，殉难者三万余人。傍晚，避于华侨招待所的难民5000余人被驱赶至中山码头，用机枪扫射，赶到江中溺死。12月集体大屠杀的还有：燕子矶江边五万余人、上新河地区2.8万人、花神庙7000余人。经中国审判战犯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进行集体屠杀并焚尸的共28案，人数在19万人以上。日军在南京分散杀害的中国人达15万人。他们搞“清街运动”“环城屠杀”“杀人锦标赛”。手段极为残酷，除了枪杀、刀砍、水淹、火烧、活埋，还切腹掏心、挖眼割鼻、浇镪水等。^[4]

日军这些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公然愤慨。就连个别参与其中的刽子手们，也都自知罪孽深重。一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又在对苏作战中陷入重围的日本陆军军官山县武光，将死之前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正躺在战壕中，满身是伤，不时就要死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我是个罪人，我在中国东北和南京杀死那么多中国人，我死有余辜。”次日眼见士兵一个个在突围中死去，他大声喊道：“同胞们，让我这个战争罪人，也跟你们一起去吧！”喊罢，用手枪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自杀身亡。^[5]

在抗日的各个阶段，日寇的残忍杀戮从未停止。经过敌人连续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夹击，我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抗日军民遭到严重困难。通过199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1931～1945），我们分别将其中记载的“日军在东北制造惨案示意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示意图”“日军在华北制造惨案示意图”和“日军在华中、华南制造惨案示意图”的文字说明中披露的杀人数量进行计算，就能既直观又具体地看出侵略者的暴虐与杀戮，令人发指，惨不忍睹。

根据现在已知资料，从七七抗战开始至1945年8月，日军在华北制造百人以上的惨案49起，其中一次屠杀超过3000人的就有1937年9月28日的山西朔县城惨案（屠杀4000人）、1937年10月2日山西宁武城大屠杀（屠杀4800人）、1937年10月24日成安大惨案（屠杀5300余人）、1941年12月山东临沂留田惨案（屠杀3000人）、1943年12月察哈尔张北县狼窝沟惨案（屠杀3000人），总计屠杀无辜百姓在58680人以上（不包括日军秘密杀害或一次伤亡百十人以下者）。^[6]

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均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不计其数。

1940年5月1日出版的《抗敌报》刊登了《五十九个殉难者》的文章：1940年4月6日，敌人包围了望都5区的柳驼村，包围之后，敌人搜查出区工会和农会主任、男自卫队干部15人，妇女自卫队干部中队长以下16人及其他群众50余人。农会主任被装在口袋里，几个人抬起来高高地往地上摔去，已被摔得昏迷过去，鲜血从鼻孔、额角流出来。敌人和汉奸把烧红的铁条烙向妇女自卫队同志们的身体……

然而，敌人从59位刚烈儿女身上没有得到一点口供，所得到的只是晋察冀边区儿女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过了十几天，敌人看从他们身上如何酷刑拷打也不能获得口供，就在处死他们之前，用滚开的热水从59个人的身上浇下来，妇女同志们的头发掉光了，皮肤烫肿了。

日本兵挖好了泥坑，妇女自卫队的小队长王俊英首先跳进坑里，敌人向着她的胸口就是一刺刀。16个妇女同志都是青年人，她们临死之前每人都身受三四刀。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泡肿的身上布满了刺伤。^[7]

日寇的军犬一如那些残暴的兽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才变得如此凶猛残忍。军犬本来是利用狗的嗅觉，辅助侦探并实施追捕，而现在又增添了新的“功能”。从东北至华北，敌寇的军犬训练都与镇压反抗联系在一起。在东北，看见不顺眼的东北同胞便捉来喂狗。在华北，敌寇这种“警犬训练所”利用狗锋利的牙齿，镇压全北平市及四邻的民众。敌人经常有目的地训练军犬如何“咬人”和“吃人”。

正如当时报刊上所写的如下文字：我们的同胞都是这样死在日本人的不可想象的酷刑和屠刀下，可是我们在死难者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屈服的标记来，他们死了还咬着牙，紧握着拳头。他们直到死没有给敌人一个字的口供，没有在敌人面前低头，更没有对死的畏惧，他们英勇地在敌人这非人的酷刑和屠刀下向着中华民族呈现了他们最崇高的人格。^[8]

二、残酷的“三光”政策

八路军将日军在抗日地区杀戮居民与彻底破坏粮秣、房舍与其他物资设备的罪行，概括为“三光”政策。1940年10月，日本军事机关曾命令其部队，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能抢走的抢走，不能运走的，亦一律烧毁。同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对晋西北、冀西、冀中的连续“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再次提到“三光”的种种残酷。

敌人在一些地区实施“三光”政策，给老百姓造成巨大损失。在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过程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极其严重。如山东南沂蒙纵横不过50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被杀害3000多人，牲畜被抢去万余头，粮食被掠夺169万斤，民房被毁5000余间。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冀中美丽的白洋淀，血腥的“三光”政策，使这个方圆几百平方公里、跨越三县的鱼米之乡，顷刻变成了人间地狱。日寇使淀里46个村庄变成废墟，仅在端村就枪杀群众200多人。^[9]

在烧杀方面，徐水1区大小牟山一月内就烧了两次，小牟山烧得不剩几家了，敌人企图以这样阴险的恐怖手段来“震慑”人心，来奴化我抗日民众。鬼子只要下手“抢”，便狠狠地要达到“光”的程度，敛锅队后面是敛铁队，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专搜各家的煤油灯瓶，每一个墙角、粪堆、厕所，甚至锅台角都搜索周到。拉不走的就是“烧”，房子、门子、窗子是必定烧的，还有各种拉不走的小家什、衣物等等，都要统统烧掉。

敌人“扫荡”频繁的冀中地区，有时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堆火，里边是柴草、衣服、粮食、门扇、柜盖等，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挑开粮食囤后的粮食流满院子，掺和着粪便和土。影壁墙被推倒，每家的锅和水缸都有两个以上的窟窿。肉铺里的肉和油都倾倒在院子里——这就是1942年5月16日鬼子“扫荡”深泽贾村时的一幕。我们从资料上看到，鬼子“烧光”的村庄和造成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野蛮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大破坏和损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实行坚壁清野，使之在根据地找不到给养、没有水喝、没有人带路、没有消息来源，从而使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三、野蛮的狂轰滥炸

在整个抗战中，在日本侵略者攻城略地过程中，时常伴随着肆无忌惮的轰炸，根本无视平民的死亡和财产损失。日本飞机炸死和平居民335934人，炸伤426249人，炸毁房屋17608栋，工商业直接损失达500万美元。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造成19路军与第5军官兵伤亡14100人。上海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致死6080余人，伤2000余人，一万多人失踪，财产损失16亿元。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轰炸，使我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商务印书馆全部被毁。东方图书馆所藏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真迹，清乾隆年间谱写的四库全书，先后炸毁和被日军劫掠，当时报道日军以卡车运送七天之久。^[10]

1938年5月28日至6月9日，日军飞机连续对广州进行大轰炸，市民被炸死者近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许多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著名的中山纪念堂被炸毁。

为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侵略者不仅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而且对中国大后方城市实施狂轰滥炸，轰炸范围遍及云、桂、川、陕、湘数省，受荼毒最深的城市有重庆、成都、泸州、昆明、长沙、西安、兰州、梁平、延安等。仅在1939年一年内，日本派出飞机14138架次，对中国大后方城市轰炸2603次，中国居民被炸死28436人，炸伤31546人，炸毁房屋138171间。当年担任援华苏联空军库里申科大队翻译的刘群后来回忆：“一九三九年夏天，日寇的飞机发疯一样地轰炸全国各大城市，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的人民，天天在警报声里过生活。”^[11]

重庆作为陪都，遭受轰炸的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往往遭受“地毯式”轰炸，损失也最为惨重。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连续两天轰炸重庆，市区房屋被毁1200余栋，市民死亡达4400人，有3100余人受伤。5月25日，日军飞机又对重庆进行轰炸。1940年，日本飞机以重庆为重点，对四川境内的中国空军基地及资源丰富地区进行轰炸。仅对重庆，从5月到10月，就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疲劳轰炸”，市中心、机关、学校，处处被炸。7月4日，国立中央大学、省立重庆大学落弹200余枚，校舍被毁100余间，死伤10余人。

1941年的6月至8月，日机更加疯狂地轰炸重庆。6月5日傍晚，为躲避日机空袭，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用卡车运了十几趟。据事后考证，死亡人数有2000多人。8月间，日机轰炸时间间隔不超过六小时，市内饮水、灯火皆断。8月30日，日空军分10批轰炸四川各地，地处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遭到轰炸。当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军事汇报会议，炸死卫士两人，重伤四人，设在市内的国民政府大礼堂完全被炸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