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战还是立足于降

抗战初期，骄狂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曾长驱直入，在短期内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一时间，国民党内部“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甚嚣尘上。一部分国人悲观失望，对抗战的结局、对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眼前一片迷惘。也有人抵抗意志全消，主张对日妥协投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集中了全民族智慧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日军何以以区区两万余众（有关东军正规部队一万余，乡军一万，满铁沿线警察约三千，共2.34万人），横扫东北军浩浩荡荡20万大军？蒋介石把中国命运寄托于国际联盟，施行不抵抗政策，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使侵略者兵不血刃，长驱直入，造成大片国土轻易沦丧。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更有煦洽、张海鹏、张景惠之流，借口“不抵抗”，大开城门引狼入室，公然向侵略者叛变投降。辽阔富庶的东北大好河山，仅仅在两个月之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从中国方面看，主要是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九一八事变前，蒋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9月22日，蒋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而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制止日本侵略战争，蒋所谓的依赖国联其实是掩护他的不抵抗。蒋介石置东北危局于不顾，于1931年6月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九一八事变后再从南京飞江西，亲率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辱”“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932年国民党与日寇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并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将英勇抗日的第19路军调往江西“剿共”。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罗文峪、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

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纷纷请命抗战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讲演，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此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在日军进攻热河期间，身为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一直以武汉和庐山为中心，亲自指挥反共战争，南昌行营取代了南京政府，让毫无实权的汪精卫空守石头城。山海关、热河省相继失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蒋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但却丝毫没有改弦更张之意，仍执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华北危机！上海危机！全国民怨沸腾。

1933年5月，冯玉祥组织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取得收复多伦胜利，激发了全国民众抗日热情。蒋介石、汪精卫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需要，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违背全国人民意愿，采用阻拦、劝导、诱骗，甚至不惜造谣中伤，千方百计阻止冯玉祥抗日，破坏抗日同盟军抗战。抗日同盟军与日伪血肉相搏，收复多伦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研究对付冯玉祥的办法，一面增派部队进入察省，一面对同盟军分化瓦解。冯玉祥被迫采取一面抵抗日伪军，一面阻止中央军入察的对策。北平当局认为冯玉祥“反抗中央”，遂下令以庞炳勋为总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蒋汪政治压力与军事进逼之下，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遂告失败。

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亲日派，甚至是投降派。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提交秘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29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因上海《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引起日本不满，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该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国民党政府还专门发文《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步步紧逼，提出无理要求，先后迫使签订著名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蒋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进攻。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中共于1933年1月又发表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中共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部队，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武装。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纠正1932年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在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934年4月，中共为日占领华北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愿意反帝、不愿做亡国奴的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这年4月，中共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筹备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已经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日本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

面对新的形势，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卖国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和内战，号召全党广泛发动与武装群众，投入到反侵略的战争中去。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深刻指出关门主义的实质与危害：“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驱赶到敌人那一边，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奴仆。”

瓦窑堡会议与毛泽东的精辟讲话，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在延安这个被敌寇称为“兵站基地”的四周，更建立起坚实强固的抗战根据地。从这个根据地起始，熔铸了全民族社会各阶层的意志，也熔铸了四万万五千万华夏儿女共同的信心。这个根据地人强马壮，旗帜鲜明，负起了争取自由、驱走强寇的职责。

为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政策和策略，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北，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积极促进西北抗日大联合；在华北，刘少奇领导的华北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积极同华北及其他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联系，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将领抗日，成为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结果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8月2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由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在西安事变后有了根本改变，但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内部，对日本的“和”和“战”问题，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长期争论的焦点，“和”“战”两种势力分歧仍十分严重。抗战前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

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要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其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也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一面表示对抗战“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一面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和平的外交方法，觅得卢事的解决。”即使在淞沪抗战正酣之时，国民政府接受了德国中日关系斡旋，企图以此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在抗日上的动摇性，与国民党内部“和平”妥协空气紧密相连。国民党长期的消极抗战、观望等待，造成了一批高级将领首鼠两端，通敌投敌。以汪精卫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对日妥协投降的集团，并最终走上认贼作父、公开叛国、成立伪政府，破坏抗战的道路，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散布“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战必败”，鼓吹向日本投降。以孔祥熙为代表的亲美派，鼓吹“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谬论。国民党秘书长张群则宣扬，“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后而安”，此所谓“十四字真言”。当徐州失守、武汉紧张时，亡国论更为嚣张，失败情绪迅速蔓延开来。还有一些人轻视和否定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怀疑整体上正规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部分上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提法，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肆意贬低敌后游击战争，甚至反对八路军的正确战略，即“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939年12月，日与蒋开始秘密媾和和试探性接触。1940年1月起，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多次会谈，双方在媾和条件上讨价还价，于7月23日交换备忘录，决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高层会谈。

中国共产党适时向全国人民指出，在日本封锁中国国际交通线、轰炸大城市、威逼中国屈服的形势下，国内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妥协投降危险，并号召全国加紧团结起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两周年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八路军在华北主动向日军发动百团大战。各根据地对可能出现的倒退逆转做了一定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国际上，由于日本积极向南推进，与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英美对日对华政策也有了部分改变。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同意安排“蒋板”会谈，使日策划的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桐工作”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与反共倾向公开揭露，指出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进行了既是针锋相对又是积极、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中共的反投降、反摩擦斗争，有力地抑制了国民党妥协、反共活动，对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眼里，立足于战，不是与敌人打阻击战、阵地战、运动战，而是游击战。坚持华北山地游击战，就是立足于战的立场，就是立足于战的策略，就是立足于战的方针。这是符合我党抗战之初现实的唯一选择。在平型关战斗前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迅速分头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扩大军队，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17日，毛泽东同志作出八路军各主力师分别依托五台、管涔、太行、吕梁诸山脉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并指出我军“不起决战的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9月21日，又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9月24日进一步指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做布置的出发点。”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再次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意见，既有战略思想，也有战略方向；既有总体部署，也有重点工作；既有具体方法，也有时限要求，是坚持抗战、指导抗战的根本指针。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平型关作战前后，即命令在晋东北及察南地区的第115师和第120师359旅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分别组成若干工作团、工作队，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10月下旬，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失守，日寇进攻矛头指向太原及黄河以南的我广大国土。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第115师政委聂荣臻，负责在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5师主力南下，开辟新的战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进攻作战，有些战役还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有些战役指挥不当、作战不力，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作战，抑制了日军的进攻，坚持了正面战场。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特别是依赖于美、英等国参战，企图坐享其成，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极少采取进攻的军事行动。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日军用很大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反复的“扫荡”“清乡”加以消灭。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这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2]

抗日战争于1943年进入最残酷阶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扫荡”重点指向北岳、太行、山东等区，企图消灭这些地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蒋介石集团竭力争取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实力，以对付共产党，秘密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曲线救国”幌子下，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兵投降日本。成为伪军后，同日军配合，包括太行山南部的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5军军长孙殿英、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在山东的部队，吴化文、厉文礼、荣子升、张步云等部投敌。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北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这个时期投敌，成为日军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的凶恶鹰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