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

随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标志着抗战进入新阶段。但是，对于能否与如何夺取抗战胜利，也就是说对抗战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在国共之间、各党派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总体而言，国共两党在当时存在着两种抗战主张和两条抗战路线。国民党方面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须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共产党则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但国共都有抗日目标，都愿维护民族利益，故而也形成了以国民党正面御敌，共产党敌后扰敌的两个战场。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洛川会议，明确提出了实行全面持久抗战方针，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以后的形势，提出由于在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方针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抗日战争正处于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这是一个危机严重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先后进行了平津、晋北、淞沪、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这些战役中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为国殒身，表现了强烈的抗战和爱国热情。共产党在敌后全面侵扰，破交通、炸机场、毁弹药，使敌军力量不断减弱。平型关大捷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屡屡胜利，更体现了共产党军队的灵活与英勇。在抗日战争进行中，我党屡次面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扰和阻拦，但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和我党具有远见卓识的先进分子的不懈努力下，我党的思想和目标才得以统一。但国民党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屈辱卖国行径随即暴露，他们大肆制造反共摩擦、支持和鼓舞反共活动，使我党处境危噩。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促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与国民党反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认识到了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日本侵略者。虽然敌后战场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但依旧坚持联合抗日的政策，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不断趋好。苏联已转入全面反攻，给德军以重创。英法联军登陆西西里岛，击败意大利。1944年，英美联军又登陆法国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国各解放区也依次展开反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其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游击战争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全民族抗战最有效的形式。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才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全民战争。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空前的人民革命战争，离开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没有对群众的广泛动员，就不能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国民党在抗战开始后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进步，但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压制人民、脱离人民的错误政策，拒绝政治开放，拒绝实行民主和动员民众参战，推行单纯政府抗战和片面的军队抗战。在如何坚持抗战的问题上，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爱国力量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这些错误主张和方针、路线，是以后中国抗战发生曲折、遭受困难的主观原因。

实际上，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各民族的团结抗战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用普通群众的语言来说就是：“人多心齐力量大，再粗的大树也能拔掉它。”日本侵略者竭力挑拨离间、分裂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利用某些少数卖国分子，建立傀儡组织，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隔阂，但各族人民的交往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历来就有联合御侮的光荣传统。中共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调动了各民族人民坚持抗战的积极性。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就是在政治上，实行全国人民、全国军队的总动员，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同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得政治自由，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肃清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民族大团结。在经济上、文化上，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的集会、言论、结社自由。我们已经从红军时期得到了这样的经验：发动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能够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根本条件。群众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义不容辞地加入到拥护和支持革命的队伍中来。同样，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政治上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地部署八路军进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指导其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组织和动员全国民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对日作战方针。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救国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正确途径，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全面抗战就是总力战，各个方面都围绕抗战、服务抗战。比如在七七事变后的两年多持久战里，边区的文化工作者也像军事、政治及其他民运一样，获得了很多的经验，足以粉碎敌人的“扫荡”阴谋，“他们半点不慌张、不动摇、不悲观地拿他们正义的、新生的进步的文化武器粉碎着歪曲的死亡的野蛮的法西斯的毒药文化。”抗战时期著名的边区人民喜爱的《抗敌报》，因为和边区民众英勇斗争血肉相连，赢得边区将士和民众爱护，也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秉承敌寇意旨的汉奸顽固分子汪派及其卖国走狗们，便想尽办法进行破坏，但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敌占区人民骂汉奸是“说人话，放狗屁，笑在脸上刀子心”。

国民党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9年到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摩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后方，缓解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