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分析

英国当时有三大阶级、六种力量。它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不同。

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从19世纪初起就以加倍的速度发展着，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万锭纱爵爷”已经和“万亩田爵爷”平起平坐了。但政治上他们却几乎无权，处处低人一等。他们有许多“苦”要诉，比如说国家干涉经济活动过多，税务负担太重，关税太高，影响国外竞争能力，等等。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特别反对《谷物法》。为解除这些“疾苦”，他们多次申诉请愿，得到的只是议会轻蔑的拒绝乃至嘲弄。直到这时，他们才懂得议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才要求改革议会选举法。“五十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¹⁾，工业家弗赖尔在1832年讲的这些话，充分表述了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的原因。

但工业家是到20年代末才开始提出改革要求的。而且他们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是很温和的，如把衰败选邑的席位逐步转让给大城市，逐步取得选举权等。议会中曾多次动议把某些席位转让给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三大工业城市，以此来满足工业家的愿望。但托利党控制的议会始终不肯让步。1826年，关于东雷特福和彭林二镇的选邑权转移问题在议会讨论三年，仍然给了乡村，这才燃起了他们的怒火，工业资产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才猝然爆发。

运动的中心是伯明翰——英国黑色金属工业的心脏。1830年1月25日，银行家托玛斯·阿特伍德发起成立伯明翰政治同盟，很快成为改革斗争中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其成立宣言要求“改变”“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几乎全无代表”的状况，坚称“下院中‘市镇公民’代表应是真正的‘市镇公民’，即经营实业，积极关心它，将其毕生的财产与幸福委托于它的人”⁽²⁾。可见，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十分清楚的。

但工业资产阶级并非是唯一的“资产阶级”。在他们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即以商人、业主、批发商、作坊主为骨干，加上医生、律师等知识界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一批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的旧“中等阶级”⁽³⁾。他们可说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先驱。在工业革命前他们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为英国的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他们在勃然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面前黯然失色，越来越失去自己独立的地位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生产的方式仍有别于工业家，他们的数量依然庞大，因此在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仍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这个阶层有悠久的斗争传统，最先开拓群众性议会改革运动的就是它。18世纪70年代，正当威尔克斯事件⁽⁴⁾如火如荼时，他们首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80年代又在美洲战争的高潮中成立了著名的中等阶级激进团体“宪法知识会”。90年代，他们和下层劳动群众紧密联盟，借法国革命之势大闹英伦三岛⁽⁵⁾。到19世纪，尽管改革运动声势低落，大部分人退出了运动，他们中的中坚分子却依然不懈地宣传改革，组织了像“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汉普登俱乐部”这样一些激进团体。1831年秋，在弗朗西斯·普雷斯领导下成立“全国政治同盟”，掀起了又一个斗争高潮。比起工业资产阶级来，他们的政治斗争不仅历史长，而且曲折艰难得多。从政治上看，他们确实比工业资产阶级更积极，更能代表“中等阶级”。但他们的阶级意识始终不如工业资产阶级那么明确。他们总是把抽象的平等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他们的文献中，充斥着“人民在议会中的充分而平等的代表权”，“伟大的宪政自由的原则”等含糊的词语。直到全国政治同盟成立，他们还自称是“各阶层”的代表⁽⁶⁾。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他们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那时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如中等阶级有两翼一样，也不是一个整体。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大工业虽然发展，手工业却绝未消失。因此很容易理解工人阶级有两个分支，而每一支又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因而有不同的中心运动。产业工人组织性更强些，又直接和工业资本家对抗，所以工会运动是他们斗争的主要方式。1824年《反结社法》废除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组织林立，队伍浩大，尤其是北、中部工业区，几乎村村镇镇都有工会组织，并逐步联合，形成全国四大工会——建筑、纺纱、陶瓷、呢绒，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多尔蒂领导的纺纱工会。1829年多尔蒂领导兰开郡纺纱工人大罢工，失败之后，他认识到必须联合更多的工人共同斗争，因此于当年12月发起组织“不列颠和爱尔兰纺纱工人总工会”。1830年2月，他进一步扩大组织，成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是组织全国性跨行业产业工联的第一次尝试，其成员最多时号称10万。1831年9月，他还想成立全国总工会，但未能遂愿。除工会运动外，产业工人中还盛行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和合作社运动。这些运动都把产业工人以这种那种方式组织在一起，形成庞大的阶级大军。这无疑对一切有产者都是巨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独占国家政权的地主阶级感到力量单薄，想把经济上实力强大、政治上却无权的“中等阶级”拉在自己一边是很自然的。

当时产业工人受欧文主义影响很深。多尔蒂就自称是欧文主义者。建筑工会领袖莫里森亦然。但欧文是反对改革的，他说即使实行了普选制，“也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大好处，甚至根本不会有好处”⁽⁷⁾。因此在他的影响下，工会运动和其他产业工人运动都偏重经济斗争，对议会改革较少兴趣。尽管如此，当辉格党政府提出改革法案时，产业工人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831年3月5日，法案提出的第五天，多尔蒂的《人民之声报》就表明态度说：“尽管法案具有较多的人民性，超出我们对现政府的期望，但仍然没有一项条文……是为工人利益制定的。”6月18日，多尔蒂更明确地说：“法案是通向我们的目标——建立普遍的政治自由——的辉煌的一步。”⁽⁸⁾由此可见，产业工人一方面支持改革，一方面又认为它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目标，而只是争取工人解放的第一步，这与把改革看作是最终目标的中等阶级有质的不同。

工人队伍中另一支重要力量是手工工人和工匠。他们中有许多是独立生产的劳动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要求变革的呼声也就经久不衰。他们的政治斗争传统相当悠久，过去的一切工人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由他们进行的。1792年1月成立的“伦敦通讯会”标志着他们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开始，托玛斯·潘恩的《人权》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他们也空谈“天赋人权”、“生而自由”等抽象的权利，但根本的政治要求是普选权，认为普选是通向工人解放的唯一途径。他们要求改革，完全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工人激进派”。工人激进派是英国工人政治运动的先驱。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进入19世纪，当辉格党贵族偃旗息鼓，中等阶级改革运动一息尚存时，只有他们坚持斗争，把运动推向了“彼得卢”的高潮⁽⁹⁾。由于他们为普选权进行过长期斗争，因此，当辉格党政府于1831年提出一个中等阶级财产选举权时，他们便坚决反对，声称要么普选，要么什么都不要。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堪称典型。在1831—1832年的整个改革高潮中，《贫民卫报》发表文章反对工人支持辉格党改革法。这些文章的出发点都是对的，即工人“从中得不到一点好处”。但他们一面指责“现在这个改革方案无论在哪方面都满足不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而只对社会上一小批特殊的人有利”；一面又对上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它“否决这偏心的、不公正的、叛卖性的方案”，然后再“把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交付给”人民⁽¹⁰⁾。可是，一个连“偏心的”改革都极力反对的托利党贵族院，又怎会实行普选权呢？但他们的这种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地位正受到工业革命的排挤，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满怀恐惧，生怕工厂主在政治上得势后便通过立法来剥夺他们的生计。过去在提到英国工人对辉格党改革法的态度时，许多人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复杂现象感到困惑，并得出结论说，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代表了工人中最有远见的阶层。这种看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有两支——产业工人和手工工人，英国工人运动有两个——工会运动和工人激进运动。它们的要求和斗争的形式都是不同的。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确实，伯明翰政治同盟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和工匠，因而声势特别浩大。但如果得出结论说，全国都像伯明翰那样，是资产阶级控制领导权，工人阶级充其量只是火中取栗的马前卒，那就错了。伯明翰是个小企业林立的地方，业主和雇工相当容易互相转化，彼此间也就有较多的共同利害。因此工人阶级甘愿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这种现象，只在与伯明翰相似的地方才有。大部分工业区，特别是大工厂发达、阶级分化明显的地区，比如曼彻斯特，工人就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纲领，不受资产阶级领导。另一方面，大工业不甚发达，但工人激进派势力强大的地区，如伦敦等旧式商业中心，工人也多独立。所以议会改革运动绝不能简单看作是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

辉格党贵族也是支持改革的。他们的基地在城市，与工商业接触较多，联系较密，往往本人也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因此倾心于重商主义，要求海外扩张，有别于纯粹的土地贵族。辉格党在“光荣革命”后盛极一时，独揽朝政，但乔治三世以后就逐步失势，怨气颇大。从这以后，他们就以反对党的姿态出现，要求改革，目的主要为重新掌权；但另一方面却也是看出了时代的变化，认为这是“防止灾祸（即法国式革命）的最好方法”⁽¹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后一种看法越来越成为辉格党政策的出发点，特别是到19世纪20年代，一批新人崭露头角，步入党内最高层。他们在政治上接受边沁学说，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社会准则方面崇尚个人竞争，因而在各方面都接近自由资产阶级。他们对工商业主不乏赞美之词，说他们是“社会上人数最多，迄今为止又最富有”的阶级，是“坚定、有正确判断力的人，特别是不会人云亦云”⁽¹²⁾等等。由于这批人的兴起，辉格党活力大增，与中等阶级的联系也更密切了。正因为如此，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得以在辉格党内阁手中完成。

真正反对改革的只是托利党贵族。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乡村地主的总代言人，既得利益的总代表。但托利党阵营本身也经受不住社会变化的剧烈冲击，逐渐分崩离析了。首先是20年代初，托利党内出现了一个自由派集团，主张对内政、外交、经济等政策进行重新调整，使之适应自由化原则。但党内保守派对此深恶痛绝，竭尽排挤倾轧之能事，终于迫使自由派于1830年最终脱离托利党，站进辉格党队伍，宣布支持改革。对托利党打击更大的，是威灵顿内阁在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触发了保守派本身的大分裂。党内极右翼认为国家被政府出卖了，因此不仅提出了改革议会制度的要求（仅是一种姿态），而且发誓要推翻威灵顿内阁。1830年11月16日，威灵顿终于在左右反对派的全面包围中垮台，为格雷勋爵组阁扫清了道路。这样，在辉格党当政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改革历程。

由此可见，到1830年底，英国三大阶级、六种力量中，只有最顽固的托利党贵族反对改革。但支持改革的势力又各不相同。它们各有各的要求，各有各的打算。因此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也就有分有合，有进有退，彼此依赖又相互牵制，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力量的对比已保证改革势在必行，但各种改革力量又都竭力使改革朝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在要求改革的大前提下你争我夺，互不相让。1832年改革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必然几经反复，多次修改，最终保持了力量的平衡，其结果也就难以使任何一个阶级单独得到满足。

在这场复杂的较量中，哪些是主动的、进攻的力量，哪些是被动的、防守的力量，哪些是根本的、推动的力量，哪些是依附的、顺带的力量呢？换言之，1832年改革成功的动力何在？下面我们简单叙述一下斗争的过程，以图得到某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