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无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的，但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一直未能形成。这个时期留下的，主要是大量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如工人社团的议事录，工会的文献，合作社账目，政府档案，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法庭审判记录，教区地方志，工人领袖的回忆录，工人报纸、书刊，以及成千上万份在动荡年代出现的传单、小册子、手抄本等(1)。其中特别宝贵的是一批被称为“普雷斯文献” (Place Papers) 的史料原件，记载了工人运动早期，也就是它非法时期的活动情况。由于当时工人运动往往处于地下，要保存文献资料就特别困难，除了通过法庭审判记录和内政部文件幸存于世外，“普雷斯文献”是藏量最丰的一批史料了，尤为可贵的是，它完全是从工人方面直接得来的，未经过政府插手，因而可靠性会更大一些。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我们理解早期劳工史的指导性文件。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他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2)。但这本书还不仅是记叙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它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将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预言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胜利。因此马克思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即科学共产主义(3)。
工人阶级状况的另一重要资料是亨利·梅休 (Henry Mayhew) 的调查报告。从1839年9月24日到1850年12月12日一年多时间里，梅休在《晨报》 (Morning Chronicle) 上连载八十二封信，报告了他对英国穷人的调查经过。这个调查面广量大，作者曾亲身寻访英格兰、威尔士的许多地区，记录了工业区、农业区、首都地区不同职业、年龄、性别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由此得出与恩格斯大体相同的结论，即工业革命造成工人的贫穷和苦难。但梅休亦未由此引申出社会主义一定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而是企图用他的调查唤醒社会良知，找一个补救的办法。后来，他据此出版了《伦敦的工人和穷人》 (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 1851)。
因此1890年以前，英国工运史研究只限于积累资料的阶段，而没有分析和整理，更谈不上写“史”。但这亦不排斥偶或有一两本“写史”的书籍出现，其中比较好的如弗兰克·皮尔 (Frank Peel) 1880年出版的《卢德派、宪章派、拔汽栓派的造反史》 (The Risings of the Luddites, Chartists and Plug-Drawers)。不过这些书一般都不够系统，范围较窄，使用的资料也贫乏。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史前”阶段。
真正的研究始于19世纪90年代，是和费边社的活动分不开的(4)。费边主义在英国产生，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必然性，对此本文不想多谈。费边主义的奠基人都是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出身于中等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对工人中普遍存在的贫困感到震惊；同时，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和“新工会”运动又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兴起。他们于是怀疑统治了英国五十年之久的正统理论“自由主义”，开始寻求新的“理想社会”。这种现实与理性思考的结合，就产生了所谓的“费边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说，它扮演了为工党的成立和上台摇旗呐喊的角色。
很明显，出于取代自由主义的需要，研究新的社会力量就刻不容缓了。恰巧工人阶级在这时已基本获得选举权，下一步必然是要求选派工人议员。于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探讨他们在“新社会”的作用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个任务，是由费边社的思想灵魂韦伯夫妇完成的。
西德尼·韦伯 (Sidney Webb, 1859—1947) 出身于中间偏下阶层，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年轻时当下级文官，1885年加入费边社，很快就成了该社的思想中枢，费边主义的真正缔造人。他一生除大量著述外，还积极参政，担任过伦敦市参事、工党议员、最初两届工党政府的内阁大臣，并于1929年受领男爵衔。1889年，在费边社第一部成功的著作《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中，韦伯就阐发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像其他费边派一样，认为经济力量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因为，随着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不得不接过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以全民的名义加以经管，从而实行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指出这种变化的必然性，自觉地推进这种“进化”。但这种进化必须是（1）民主的，（2）渐进的，（3）合乎道德的，（4）在英国一定应该是和平的和合法的(5)。总之，韦伯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相信有必要通过完全的民主，把工业体制和生产资料交给一个已经是全体人民的化身的国家”(6)。
但如何实现这个“社会主义”，韦伯当时拿不出方案。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当时他们根本不重视各种形式的工人组织(7)。第一个把工人运动放到费边主义的色带下加以考察的，是比阿特丽丝·波特 (Beatrice Potter, 1858—1943), 即后来的韦伯夫人。波特是铁路大王的女儿，受慈善主义影响很深。16岁时就参加布斯 (Charles Booth) 组织的社会调查，参与写作《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889)。1891年，她写出的《英国的合作运动》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立即名噪一时。这实际上是一本小册子，材料来源主要是《合作社新闻报》和波特参加社会调查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与其说是“史”，不如说是政论文。作者认为，合作社有“生产者合作社”与“消费者合作社”之分，反对通常的“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的分法。她认为“生产者合作社”只追求小生产者自己的利益，旨在把雇主（从而雇主的利益）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这种合作社必然以全体消费者为敌，千方百计低买高卖，因此必然把自己纳入“资本主义血汗制度”中去，是“个人主义的”。与此相反，起源于欧文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消费者合作社”与全体消费者共同分享利润，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正确形式。但只要合作的原则未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合作社就必须与它以外的经济力量竞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而且有许多行业是无法组成合作社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用政治民主的手段来改造国家，使国家成为一个大的合作社，代表全体消费者，从而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合作社必须与工会合作，因为工会是实行政治民主的最佳工具(8)。
不用说，这本书很能满足“费边社会主义”的需要，因而很快成了费边社的经典理论之一。韦伯和波特小姐也因此情投意合，两人在1892年结婚，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终生合作。
韦伯夫妇合作的第一部书是《英国工会运动史》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4，有中译本)。紧接着，又在1897年写出《工业民主》 (Industrial Democracy), 显然是沿用了波特在《合作运动》中的提法。这两本书实际上是姊妹篇，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工会运动史》写的是“工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它在“各行各业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它的“活动和特点”，因此是写它的“外部特征”，或“工会的自然史”；而《工业民主》则是“对英国工会运动作一个科学的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对工会的章程与手段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有什么影响作出我们自己的解释”(9)。显然，后一本比前一本重要得多。
《工会运动史》中资料之多是毋庸多说了，而《工业民主》则史料更丰，描述更详。该书立论充足，结构严谨，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巨作。
书的第一部分分析工会结构，而发现它是一种“民主实体”。这种实体和其他民主实体不同之处，仅在于它“完全是由体力工资劳动者按行业组成”的。作者在研究了工会的几种不同民主形式后说，他们认为较好的形式是“代表制”，由此断定工人有参政的能力，而一旦他们真的开始参政了，他们将不得不采用推选职业议会代表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也就是说，由工人议会党团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不难看出这里实际上勾画的是工党政治的设计蓝图。
第二部分分析工会的目标和手段。作者认为斗争的手段有三种：互助的方式、集体议定工资的方式和制定法律的方式。在分析过成百个工会章程之后，作者认为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七种目的，如要求最低工资率，制定最长工作时间，限制本行业人数等。这些章程孰好孰坏的评判标准表达在书的第三部分，即理论部分中。作者认为，必须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标准”评定工会，即无论手段还是目标，如能“提高效率”则为好，“降低效率”则为坏。为此，作者又把七种目的并为二类，一类是“限制成员”的，如学徒制、排斥女工、只强调行业利益等；另一类是“共同原则”的，如制定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等。作者认为前者坏，后者好。他们认为由于“限制成员”旨在保护本行业利益，必然使这个行业中智能、技能都低下的人也受到保护，使他们既不必学习又不必提高技术，从而“降低了效率”，因此不可取。相反，最低工资率实行后，资本家在招聘工人时不得不从经济效益出发，选择技能最好的人雇佣，这样就迫使相形见绌的人勤奋向上。同时，由于资本家不能通过无限压低工资来取得利润，因此经营不善的厂家就必须关闭，这也使资方不得不“提高效率”；其他“共同原则的”章程也都有同样效果。出于同样原则，作者认为最好的斗争手段是“制定法律的方式”，因为它最有“经济优越性”。罢工、议定工资的方法虽好，且更易见效，但未免伤害生产、“降低效率”，因此最好不用，不如等国家制定法律为善。特别是，由于许多行业是不能组成工会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由国家赶紧定出全国最低工资法、最长工时法、卫生保障法等，以在全国范围内“提高效率”。所以，万变不离其宗，韦伯夫妇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还是回到其“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来。
韦伯夫妇开了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先河，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一般政治史中分离出来了。说韦伯夫妇是工运史学科的创始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此外，还必须谈一下哈孟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哈孟德夫妇 (J. L. Hammond, 1872—1949; Barbara Hammond, 1873—1961) 在政治上都属自由党，都在牛津上过学。哈孟德几乎终生办报，但一战时参加过全国复兴内阁的工作。从1907年起，他们开始研究刚向公众开放的内政部档案，写成了“劳工三部曲”，即1911年的《乡村工人》 (The Village Labourer)、1917年的《城镇工人》 (The Town Labourer) 和1919年的《技术工人》 (The Skilled Labourer)。这三本书中，作者“悲观”地看待工业革命，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工业革命时期普通工人的苦难遭遇，指出：技术的进步本当造福全人类，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展方式却使千百万劳苦大众备受艰辛，长久地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工人群众并没有逆来顺受，他们在剥削和压迫面前奋起反抗，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10)。三本书的共同思路是：技术革新—剥削和压迫—反抗与斗争。因此，《乡村工人》写圈地和1830年的农工骚动，即哈孟德所说的“最后一次农人暴动”；《城镇工人》写工厂制和工会运动，其中对工厂制的谴责淋漓尽致；但三本书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技术工人》，因为它写的是手工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遭遇，写他们的政治反抗。虽说写作范围还不够广，却触及了工业革命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手工工人的衰落。哈孟德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与工业革命本身有什么关系？正是这个关系使后来的无数学者探讨不已，争持不下，论战数十年而不衰。因此说，哈孟德从另一面开拓了工人运动史研究的方向。
但他们的书只是到后来才显出其价值。当它们刚出版时，诋毁之声远过于赞誉。学术圈子认为哈孟德太感情用事，以伦理代替现实，对历史妄作道德的裁判。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引起各方批驳；特别是1926年克拉潘写的《现代英国经济史》全面批判哈孟德对工业革命的“悲观”论点，开创了对立的“乐观”学派。许多争执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很有把史学界分成两个营垒之势。
一战后，工人运动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以柯尔为其代表。大家知道，当时自由党迅速衰落，工党急速上升，成为最大反对党。不久，麦克唐纳领衔组阁，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首相”。韦伯夫妇的梦想竟以难以逆料的速度实现了，一时间费边社的理想社会仿佛就要成为现实！但流年不利，接连两届工党政府大败下阵，不要说没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就连社会主义的口号都不敢提。而且，第一位“工人首相”弃党变节，更使工党威风扫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路，还是和1889年《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出版时一样远(11)。
柯尔 (G. D. H. Cole, 1889—1959) 是所谓的“第二代”费边领袖，早年上牛津大学，以后终身执教，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1913年参加费边研究部，很快崭露头角，形成所谓的“柯尔集团”。但这批人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只能导致官僚和集权，结果无非是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大老板去取代各自为政的资本家而已。他们因此声称国有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模式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里，基尔特负责组织生产，国家则作为消费者的代表与各基尔特谈判产品的分配和销售，因此在这个二元化社会中它只是与“基尔特代表大会”平行的另一个民主机关，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至于如何实现这个社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般认为工会是基尔特的雏形，而国家的民主进程将能改变国家的专制性质。由此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尽管在目标上不同于费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在手段上所见略同，都寄希望于工会和选举。因此在与费边社实际分立有时甚而对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柯尔集团”终于和费边社合并，并由柯尔先后出任主席、总裁等要职，完成了他对费边社的“渗透”。
柯尔所有的政治、学术观点几乎全都表现在《渐进中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中。它实际上是由八篇独立的论文汇编而成，篇幅很小。柯尔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必然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将不同；西方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已大为改观了；特别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之间的中间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只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如经理层、技术层、白领工人等，并且越来越强。这样，西方的无产阶级将不大可能进行革命，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赤贫进入中间层，无产阶级已经“有产”了；另一方面，革命的威胁将迫使中间层倒向大资产阶级，出现像德、意那样的法西斯专政。西方无产阶级应当做的是，尽一切努力争取中间层的支持，而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议会多数，就应不失时机地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他因此谴责工党首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未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任务。但同时他仍认为工会—工党结构是英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工具，因为这是唯一能在英国立足、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出于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他的历史就不得不具备一种“客观的”性质。柯尔对他的“客观性”十分自负，说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又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个“客观的社会主义者”，因此最有权写好工人运动(12)。实际上他所代表的仍然是社会民主党（在英国是工党）史学，柯尔的同时代人中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如玛格丽特·柯尔 (Margaret Cole)、雷蒙德·波斯特盖特 (Raymond Postgate)、德国人马克斯·比尔 (Max Beer)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自称“社会主义者”，以研究社会主义史为己任，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加以阐述。他们往往以工会、工党为研究重点，对它们的组织、活动等可以作极细微的剖析，研究时期也相对集中在1850年以后。加之柯尔执教终身，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和景仰者中后来成为名学者、名教授者不乏其人，有些至今仍活跃在史坛上。因此这一派在英国史学界颇具影响，从30—50年代几乎垄断了工人运动史论坛。较年轻的一代，如阿萨·布里格斯 (Asa Briggs)、约翰·萨维尔 (John Saville) 等，又逐渐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工会史以外，渗入到社会史、经济史、早期工人运动史等领域中去(13)。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得十分缓慢，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国也是姗姗来迟。有人说从1900年乔治·昂温发表论文“价值论哲学” (George Unwin, "The Philosophy of Value") 到1934年迈克尔·波斯坦发表论文“卡尔·马克思是民主派吗？” (Michael Postan, "Karl Marx: A Democrat?"), 标志着英国史学界熟悉、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14)。这当然言过其实，但确确实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国大量出现（或开始显示其重要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著名的有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和唐娜·托尔 (Dona Torr), 前者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后者对人民民主运动感兴趣。50年代，一批较年轻而且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写作，其中如克里斯托弗·希尔 (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 (Rodney Hilton)、埃里克·霍布斯巴姆 (Eric Hobsbawm)、乔治·鲁德 (George Rudè)、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和爱德华·汤普森 (E. P. Thompson) 等，如今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范围极广，如希尔是17世纪革命史专家，希尔顿以封建主义和农民战争史著称，威廉斯以民主制度史见长；其他三人集中在18—19世纪，但霍布斯巴姆和鲁德都以整个社会为驰骋的战场，前者尤善剖析工业资本主义，后者专长描写自发群众运动(15)，二人又尤以合作的《斯文大尉》 (Captain Swing, 1968) 著称于世；真正全力以赴研究工人运动的，只有汤普森一人。莫尔顿和台德合写的《英国工人运动史》 (A. L. Morton & George Tate,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956, 有中文本) 也在这个时期问世。该书在运用马列主义解释历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但有时有生搬硬套别国现成结论的倾向，加上史料方面欠发掘，影响到它的学术价值。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刚一问世，立即震动史坛。二十年中，这本书在欧美两洲一版再版，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货。特别是年轻学生，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欧美的社会大动荡，经历了“校园革命”和“五月风暴”后，更有无数人投到汤普森旗下，成长为新一代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现在正如泉而涌，如笋而出；汤普森及其学派，大有执史学界牛耳之势。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约翰·布鲁尔教授曾专门撰文向我国读者作过介绍，本文不拟重复(16)。但为叙述方便，还必须把他的主要理论介绍一下。
与韦伯和柯尔不同，汤普森不把工会看作工人运动的正宗，不把它当作重点来写。他的书着意刻画工人阶级的早期活动，写的是1780—1832年的工人运动。汤普森要表现的是工人阶级“对创造历史的贡献”。因此，他研究各种形式的工人活动，特别注意政治斗争。他高度赞扬工人的政治活动，尤其为非法的、暴力的活动声张，指出它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工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创造了自己，从而完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他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阶级不是社会中预先就有的“东西”，而是个“发生”，它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当一个人呱呱落地时，他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日后各人的经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将经过大致相像的共同经历，这便是阶级经历。但阶级经历并不是阶级本身，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才产生。也就是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说的有了阶级觉悟时，阶级才算形成。但阶级对自己的自我意识又只是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才取得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他认为阶级不是静止的物，而是个运动的、历史的过程。汤普森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看作是件“东西”而不是过程，从而把阶级觉悟看作是脱离阶级而独立存在，而且必定是后阶级本身而产生的了。汤普森广征博引，精心写作，用八百多页篇幅、近百万字竭力证明的，就是他这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
汤普森的书出版后，挑起史学界许多辩论。有些辩论是自哈孟德时期就开始的，因此有必要追溯过去。大体而言，辩论主要围绕这样几点：如何评价工业革命？如何看待工人斗争？怎样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
1．对工业革命的评价。几乎没有人否认它在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成就。关键是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汤普森和哈孟德一样，是“悲观派”。前面说过，克拉潘在1926年引用大量统计数字证明1785—1850年间城乡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大大提高了，其证据不可谓不足了！哈孟德夫妇于是退让，说即使工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确有改进，仍抵消不了他们在生活的“质”方面付出的代价。一时间，克拉潘像是占了上风。但后来人们发现克拉潘赖以立据的主要统计数字——希伯林 (N. J. Silberling) 生活指数表是错误的，因此克拉潘书的学术价值一落千丈。但这个问题远未解决。“悲观派”与“乐观派”仍各说各的，互不相让。而且从30年代起，乐观派一直占上风，成了当时的正统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艾什顿 (T. S. Ashton), 这一派的其他重要人物有多萝西·乔治 (Dorothy George) 等。50年代，论战主要在霍布斯巴姆（悲观派）和哈特威尔 (R.M. Hartwell, 乐观派) 之间展开，到1963年告一段落，当时两人共同在《经济史评论》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观点。但正在这时汤普森投入论战，他指责乐观派不看“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全貌”而只顾追求一个“平均值”，但这个平均值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他认为工资—物价指数反映不出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应研究工人的实际消费。在对工人消费作过一番探讨之后，他指出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国民财富，而工人的消费却基本保持原样，停留在维持生命的水平，因而和财富相比，实际上是下降了。但光看工人吃什么、穿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工人的卫生、健康、居住、工作、娱乐、休息、教育、文化享受等各方面，也就是说，要研究“生活的质”。在工业革命时期，这个“质”确实是恶化了(17)。可见，汤普森这个说法基本上符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分析。这里要补充的是，单就统计数字而言（即生活的“量”），争论的双方恐怕都同意1790年前情况是逐步好转，1790—1820年是日益恶化，1840年以后又逐渐改进，直至19世纪末。所以争论的焦点在1820—1840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学家泰勒 (A. J. Taylor) 曾把各种意见汇编成书，题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生活水平》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5), 对我们理解这个所谓“生活水平的争论”很有帮助。泰勒本人企图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但实际上偏向乐观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结成大同盟，因此，正如霍布斯巴姆所说，存在着一个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汤因比—哈孟德以及韦伯和柯尔的传统(18)；另一方面，乐观派则主要是保守派。
2．汤普森认为，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宪章运动，英国工人中存在一个延绵不断的革命传统，即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现存制度的传统。这个传统往往和请愿的、和平的“合法传统”交叉发展，交替出现，两者间无截然界限。同样一批人，在一个时期可以是“合法主义者”，另一时期则可以提倡暴动。此外，工人的斗争是跨行业、跨地区地相互支持、彼此联系的，不能把各地区的不同工人活动割裂开来看。据此，汤普森批评哈孟德对卢德运动的描写是从费边主义偏见出发，竭力鼓吹和平道路，反对暴力行动。他还批评哈孟德为此目的任意剪裁史料，蓄意掩盖工人的革命传统和相互联系，表现了一种辉格党史学的劣根性。
但保守派历史学家否认英国工人有革命传统。哈特威尔、柯里、钱伯斯、丁威迪、比瑟尔等都持异议(19)。托米斯和霍尔特还专门写了《英国的革命恐吓》 (M. I. Thomis & P. Holt, 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1977) 一书，来否认这个革命传统。保守派历史学家还否认工人在行业、地区间的相互支持，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作是托米斯的《卢德派》 (The Luddites, 1970)。他认为卢德运动与议会改革运动、革命政治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没有关系，卢德运动就是卢德运动，是英国历史上无数次饥饿运动的一次而已；而且发生卢德运动的三个地区间相互也没有联系。更有甚者，他最后引申出的结论说，19世纪上半期各种工人运动彼此都是分开的，没有任何关联可言。他这种理论被史学界称为“分割论”，是否认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一种极端形式。
汤普森还认为，当政治斗争失败时，工人阶级往往到宗教迷信中去寻求安慰，监理派教会所以发展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观点最初是由霍布斯巴姆和法国人哈勒维 (E. Halévy) 提出的。但这也遭到保守派围攻，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是陶冶心灵、稳定社会的手段，决不愿它和工人的政治斗争有任何瓜葛。汤普森进而认为，出于同样原因，对一切形式的工人自发活动都应当同情，就连受女巫蛊惑而“受骗上当的人”也不例外。尽管他对宗教迷信并不赞成，他仍承认它们的合理存在，因为一切种类的工人活动，都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从而有助于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在这个观点背后，汤普森真正反对的是一种所谓“辉格党历史观”(20)，即：合法的、渐进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骚乱和暴动都是罪孽。怀特的《从滑铁卢到彼得卢》 (R.J．White, Waterloo to Peterloo, 1957) 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汤普森反对用这种观点来判断工人运动。他说：“我们判断的标准不应用后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人的行动。”(21)因此，汤普森提出要正面评价一切工人活动，把它们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按其本意”来理解。
总之，保守派对汤普森的种种非难归根结底是一条，即否认工人阶级的形成，特别是否认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平衡体，构成它的各个方面（比如各阶级）都是有机地相关的，缺一不可。如果说经济的变动引起平衡失调，就必须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让社会自行恢复平衡。因此，一切操之过急的行动，特别是革命，都是有害的。这种理论叫做“结构功能主义”，它特别表现在帕斯森的著作《社会制度》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1967) 和斯梅尔策的著作《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及《集体行动理论》中 (Neil Smelser,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59;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1962)。
3．怎样理解阶级和阶级觉悟的问题。前面已经介绍过汤普森的看法了。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激烈争论。反对汤普森的主要是约翰·福斯特 (John Foster), 他在《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7) 一书中试图证明：阶级和阶级觉悟是两个分开的概念，阶级不会自发产生阶级意识，必须靠先锋队去形成。这个观点是针对汤普森的，结果却引起一场大辩论，即：1850年后工人阶级为什么丧失战斗性？因为照福斯特的说法，这是由“工人贵族”造成的。许多人反对这个说法，纷纷撰文反驳，又有许多人提出反批评，于是形成关于“工人贵族问题”的大辩论(22)。参加辩论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布斯巴姆、穆尔豪斯 (H. F. Moorhouse) 、琼斯 (G. Stedman Jones)、格雷 (R. Q. Gray)、欣顿 (J. Hinton) 等。
必须指出，当代史学界几乎没有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了，问题是如何理解阶级，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在这方面，有必要提一提两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是绍尔夫森写的《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人激进主义》 (Trygve R.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1977), 二是珀金写的《英国现代社会之起源》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969)。绍尔夫森主要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工人激进主义是否消失了；珀金的书则对几乎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采取折中主义立场，比如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提高了，另一方面又降低了，工人运动开始的时期可以说是这时，也可以说是那时等。但这本书是理解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必读之书。总之，阶级和阶级觉悟问题已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而且由这个问题本身性质所定，要写它就必须把范围扩得很大，即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写。因此，和社会史紧密相联，已是当今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汤普森本人就是这个特征的极好代表。此外，尼尔写的《英国历史上的阶级》 (R. S. Neale, Class in English History, 1981), 乔伊斯的《工作、社会和政治》 (Patrick Joyce,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1980), 哈里森的《早期维多利亚人》 (J. F. C. Harrison, The Early Victorians, 1971), 霍普金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社会史》 (Eric 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9), 英格利斯的《贫穷与工业革命》 (Brian Inglis, Pover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1) 等，都是这一种类型。
随着研究的发展，许多专题著作也大量出版，专门研究工人运动的一个时期、一种形式或一个方面。比如说柯尔比和马森研究兰开郡纺织工人的工会运动及其领袖多尔蒂 (R. G. Kirdy & A. E. Musson, The Voice of People, 1975), 霍利斯研究工人出版物 (Patricia Hollis, The Pauper Press, 1970), 古德温研究伦敦通讯会 (Alfred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1979), 贝利研究工人阶级的休息和娱乐 (Peter Bailey, Leisure and 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 1978) 等，此处就不一一介绍了。1960年，还成立了“劳工史研究会”，并发行该会《公报》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在这个《公报》和其他一些杂志如《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社会史》 (Social History)、《新左派论坛》 (New Left Review)、《历史园地》 (History Workshop) 上，都发表了大量劳工史研究的论文。所有这些工作中，“马克思主义者”都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他们是当前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主力军。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是和英国史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受到英国政局变化的制约的。
原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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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将不涉及宪章运动的史学，因而有关宪章运动的书籍、史料都不作论述。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第13卷，第9页。
(4) 至于费边社的历史，可参考马加里特·科尔：《费边社会主义史》（1961）。费边社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费边论丛》 (Fabian Tracts), 已有中文译本。费边社的官方历史书是爱德华·皮斯的《费边社会主义史》，皮斯在1890—1913年一直是费边社书记。
(5) 见韦伯为《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写的“历史”部分。
(6) 《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费边社1931年版，第46页。
(7) 见韦伯为上书写的序，第21—22页。
(8) 波特：《英国的合作运动》，伦敦1930年版。
(9) 《工业民主》，伦敦和纽约1919年版，第5—8页。
(10) 《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年版，第1页。
(11) 工党的历史可参看亨利·贝林：《工党的起源》；贝林和弗朗克·比莱：《劳工与政治，1900—1906年》；G·D·H·柯尔：《1914年来的工党史》。
(12) 参看《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下册，伦敦及纽约1965年版，第849—850页。
(13) 比如布里格斯有《前进的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民》等社会史著作，编辑了《宪章运动研究集》；萨维尔编辑《宪章派琼斯》，著有《1851—19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地区的人口递减》等。
(14) 见乔治·伊格斯和哈罗德·帕克的《国际历史研究手册》（1980年伦敦版）中“大不列颠”一节。
(15) 霍布斯巴姆的主要著作有《早期的造反者》（1950年）、《革命年代》（1962年）、《劳动者》（1964年）、《工业和帝国》（1968年）、《资本时代》（1975年）等。鲁德的主要著作有《历史中的人民大众》（1965年）、《革命的欧洲》（1967年）、《十八世纪的巴黎和伦敦》（1970年）等。
(16) 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
(17) 散见汤普森书各处，尤其是第十章“生活水平和经历”。
(18) 霍布斯巴姆：《劳动者》，伦敦1964年版，第64页。
(19) R·M·哈特威尔& R·柯里：《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吗？》，《经济史评论》18卷8期（1965年），第640—641页；J·D·钱伯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51期（1966年），第186页；J·R·丁威迪《约克郡的黑灯（1801—1802）》，《过去与现在》64期（1974年），第113—123页；D·比瑟尔：《手织工们》（1969年）。
(20) 这个词最早由赫伯特·勃特菲尔德在《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1950年）中提出，现已为史学界广为应用。
(21) 汤普森书，第12—13页。
(22) 可参看布鲁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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