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早期”，是指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开始发轫（1790年），到宪章运动基本结束（1850年）的一整段时间，可以看出，这几乎就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人 (working men, labouring men) 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独立或貌似“独立”的行业都先后丧失了独立性，变成资本生产利润的工具了。原先按不同方式组织在不同行业中的劳动者，现在由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受资本雇用）和共同的经历（无产阶级化）而产生了不同于其他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阶级；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正如列宁所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
但单是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还不足以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阶级。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时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2)很显然，要形成一个阶级，既要有基于共同“经济条件”上的“相同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又要有“彼此间”的“共同关系”，有“全国性的联系”，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总之，仅有“利益的同一性”是不行的。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从而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通过政治的手段把自己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说在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了阶级。因此，阶级自我意识的过程在阶级的形成中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考察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文化”，看看它对阶级意识的形成有什么作用。
工业革命时期，通过遍布全国的慈善学校、主日学校等，劳动人民有可能接受最低程度的教育。这类学校主要是靠慈善募捐或地方公款开办的，虽说常由宗教团体主持，但收费低廉，甚至不收费，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如有一所慈善学校对学生来源作如下规定说：“他们必须是劳苦但正派人家的子弟，因贫困或其他原因舍此校而无他处可接受教育者。”(3)1800年前后，仅伦敦附近就有179所慈善学校，可见其分布之广。主日学校还只在星期天开课，目的就是让平日必须以劳动持家帮助父母的儿童学一点文化，其旨意十分明确。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日学 (Day School) 和女师塾 (Dame School), 都是些星罗棋布又时隐时现的私办学校。这些学校除向劳动人民传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教学大权往往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因为任何一个失业工人或残疾工匠，只要识几个字，又能找得到学生，就都可以开办一所“学校”。比如当过店员的威廉·布朗，退伍后找不到工作就在四乡流浪，乞讨为生。后来他在别人启发下“写了个招生广告，贴在集市上，弄了块木板，写上威廉·布朗学堂这几个字，挂在窗户上。……不久，我就有十六个学生了”(4)。造船工汤普森也曾回忆说：“我办了学校，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人人都能当教员。人得活下去，办学堂不过和干别的一样罢了……”(5)即使是教区办的学校，教员也往往是有一点文化的劳动人民。机工伍德就记得他最初上的一个半日制小学是设在水车坊的入口处，因此，那个“找来教书的穷老头”必须一边上课一边照管水车坊，“把洗捣器和大木桩上那个沉重的木槌从呢料堆里踩出来”(6)。学校教师都很穷，矿工洛夫在教书时虽然有40个学生，“但教识字我只收每周顶多一便士，学写字顶多一个半便士，所以工资少得可怜，收入很糟”(7)。学校的设备当然就更差了，洛夫的学校大概是设在一个谷仓中，里面放些方桌板凳；“布朗学堂”更不像样，一张床几块板，晚上睡觉，白天当凳子，学生就在这里上课。因为买不起纸，沙盘往往是习字的簿本；由于缺乏师资，大一点的学生教小学生几乎是普遍的事，就连略微正规一点的教区学校也不例外。鞋匠出身的宪章派邓宁就回忆说：“朗读还算可以的孩子被指定去教较小的或低班的孩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几乎没有时间去学算术和写字，更没有时间学语法或地理了。”(8)尽管如此，这些学校却向工人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唯一机会；没有这些学校，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要普遍低得多。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向工人后代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阶级教育。由于教师来自工人，国家又没有统一的教学要求和考核标准，工人开办的学校就很容易超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之外，而滋生出一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许多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是在这种学校里接受阶级意识的初步洗礼的。无怪乎罗彻斯特主教要在1800年指责这些“披着慈善学校和主日学校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雅各宾叛乱的学校”和“无神论、叛国罪的学校”了(9)。
的确，作为历史的特殊产物，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存在着一个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工人阶级教育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统治阶级自己造成的。由于“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于世，国家被排斥出一切经济活动；教书既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就不受政府的干预。由于这种情况，洛夫或汤姆森才可能随随便便地开办一个“学校”；也正是这种情况，使一批阶级性很强的工人学校得以存在。这些学校无论其质量如何差、水平如何低，终究是造就了一批能独立思考，会读书写字，不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浸染的劳动工人，为培养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作出了贡献。这种情况只是后来才被逐步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到的。因此1832年改革后辉格党政府开始给某些特定的学校拨款，到50年代形成了政府控制的国立学校网，这才使资产阶级在初等教育中取得了优势，不过这已是后来的事了。
在一切工人中，手工工人曾占有文化上的优势。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曾有过优势，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其次，他们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时间，不一定像工厂工人那样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还要受严格纪律的约束。因此一个上了几年学，学会读书写字的工匠，只要有志于学习，总可以自学下去。比如说，一个起先在丝带厂做工，后来到手工作坊织天鹅绒，最后因机器的逼迫不得不又回到工厂去的人，对手工业中较好的学习条件就深有感触。他说：“我发现织天鹅绒很适合于动脑筋——比过去的工作适合多了。织丝带时，工人须同时照管许多丝带，每一条都需要他专心看顾。但织天鹅绒时他自己更能掌管活计，而且只要照看一块料。因此只要有好丝而且使用得当，活计就几乎成为机械性的了，很少会打断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织单丝的工人干活时就在面前放本书看……”(10)另外一个手织工法里什也说：“我踩动织机时常在身旁摆本算术书，和一块石板一支笔……专心做习题。”(11)很显然，一个在隆隆的机器旁操作，随时都有可能被切掉手指的工厂工人，是不能这么干的，更不要说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哪怕能看一点点书了。此外，有证据表明，在女工比例高的地区，文盲率也相应地高，比如说直至1846年奥德姆地区还有84％的女工是文盲，而当时在各种纺织厂工作的成年男工只占工人总数的22.25％。这样，工厂工人在文化上的劣势就更明显了。至于农业工人和仆从，只要给两个数字就能说明问题。其一是19世纪中期能够在结婚证书上签字的工匠和小贩，是农工和仆佣的两倍；其二是14本当时工人的自传中，其作者受教育最少的一个是仆人，另一个是农工的儿子。这恰好印证了1838年一段关于农业工人文化素质的描述：“他们活着时是强健有力的牲畜，从小长大，就世代学着扶犁耕地，赶车牵牛，以至最终承受男子的一切重负，长成个扛大活的庄稼汉。他在这段时期中一直学种田，但决不学其他。……后来他长大了，去干活了，头脑简单而无知，辛劳终日不知苦，简直像头拉车的老黄牛。工匠在抽烟吃饭时还会看份报；但乡巴佬呢……他不看报，即使看了也认不得；假如东家念给他听，十之八九会听得打瞌睡。说实在的，他一点兴趣也没有……”(12)显然，在如此状态下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可以设想，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必定是那最早摆脱了文盲的黑暗的人。
但到工业革命末期，工厂工人的文化劣势逐渐改变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系列的工厂立法（特别是1833年以后）缩短了工时，并规定对童工进行强制教育；另一方面也因为生活水平略见好转，一部分工人开始分享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此外，大量手工工人加入工业无产者的队伍，也给他们增添了活跃的文化因素。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手工工人的急剧衰落，工作强度成倍增加，他们接受教育或进行自我教育的机会反而少了。但手工工人的衰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的，而这一代人又恰恰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一代，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经济状况越是恶化，就越逼迫他们去思考，去寻找恶化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他们逐步认识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形成了清楚的阶级意识，从而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站到了前列。
但这种探索是艰苦的，它需要在知识的追求中不辞劳苦。很显然，主日学校的那一点东西是不足以认识世界的；要寻求真理，必须学得更多。曾当选为全国宪章派协会执委会委员的贝策 (John J. Bezer) 幼时曾在主日学校学了十五年，但后来他回忆这段漫长的年华时怅然发问：十五年中“我学到了什么呢？不错，书是读得挺流利了，但仅此而已；直到三年前我还一点算术都不会，连名字都写不出”，“我在主日学校学的还不如在新门监狱里学得多！”(13)所以，要多学点东西，就必须在自学的阶梯上奋力攀登。
可以说，所有工人出身的领袖，都曾这样攀登过；一切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也都曾沿着这条路奋发向前。学习的条件是艰苦的——根本谈不上有条件。没有课堂、没有教师、没有时间、没有书本，更困难的是，他们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必须辛劳谋生。他们要在艰难的谋生中省一块面包去买一本书，少一点休息去看一份报。当别人回家与妻儿谈笑时，他们却点起一根烛钻进低矮的阁楼挑灯夜读；当别人去酒馆消磨时光时，他们却捧起一本书避开喧闹的人群埋头细看。有时他们饿着肚子、睡眼惺忪却以读书为最大乐趣，经常他们忘记疲劳和酸痛的筋骨却把学习当作休息。他们这样做，需要的是毅力，是坚持不懈的意志。正如著名的工人激进派、彼得卢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塞缪尔·班福德 (Samuel Banford) 所说：“若不能律己，岂可持家？若不能持家，岂可治国？”(14)正是在如此高度使命感的召唤下，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地在求知的征途上披荆斩棘。班福德自己就是这样。当他给一个花布印染商当仓库管理工时，“因为只有春秋两季是真正的旺季，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我间或会有相当的空闲。这时，假如我能弄到一本值得看的书，我就坐在打包房里小隔室的桌子旁，埋头念书。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读了许多书，而这些书我以前只不过听说而已”(15)。宪章运动的著名领袖、鞋匠出身的托玛斯·库珀 (Thomas Cooper) 更是废寝忘食，他的记叙最令人感动，因此虽然长一点，仍转录如下：
工作日早上，无论三点还是四点起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历史、学外语或者做翻译，直到七点钟我去铺子时才停止。吃早饭时拿本书或杂志，就又能看上半小时了。一点到两点的午饭时间，我又有半小时，有时还是一小时，可以读书学语文——经常是把饭菜切成小块，手里拿把调羹边吃着，眼睛却始终盯着书看。我干活干到晚上八点，有时到九点，然后，不是读书，就是在小小的房间里踱方步，一边背诵《哈姆莱特》，或现代诗人的诗歌，直到筋疲力尽了，不得不去睡觉——要知道，当我坐着干活时，几乎整天都是在轻声背诵的——不是背文法变化，就是记造句用词，要不就是欧几里得定律、《失乐园》、《哈姆莱特》和近代的现代的作家的诗句。(16)
对“激进裁缝”普雷斯 (Francis Place) 来说，失业是摄取知识的大好时机，失业的八个月中，他看了“许多卷关于历史、旅行、政治、法律和哲学方面的书，读了亚当·斯密和洛克，尤其是休谟的随笔和论文”，这些书“使我受益匪浅，否则我是决不会像这样扪心自问，深思反省的，它奠定了我日后成功的基础，满足了我追求知识的热望”(17)。而在工人出版家沃森 (James Watson) 看来，监狱则是安心学习的上等学校：“在坐牢的十二个月里，我饶有兴味地阅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休谟的《英国史》，和其他许多优秀作品——比如说，莫斯海姆的《教会史》，读后颇有感受，倘若我以前不会独立思考，这最后的一本书也足以把我教会了……书读得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的不足。”(18)
除自学外，工人们还自发地组织读书会互教互学，这在成年工人业余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排字工史密斯在回忆他们成立读书会的经过时说：“一天下午放假，我在克里夫顿多石的野地里漫步时，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建议我参加一个七人俱乐部，当时他正一心想把它办起来，以为互助提高之用。……他的打算是租一间房子，每星期花三个半先令，房间里放上些书报纸墨，每个人尽其所能出钱出力。”史密斯立刻答应参加。不久，俱乐部成立了，“我们在这里一年聚会近三百夜，读啊，谈啊，争论啊，还写小散文，直到时钟敲十一点。不来的人要受罚，从罚款中拿出钱来，奖励写得最好的文章”(19)。这些组织不仅向成年工人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在启发工人的自我意识方面也成效卓著。宪章派著名领袖洛维特 (William Lovett) 就曾说过：“第一次促使我探求知识，并为我现有的一点点学问打下基础的，是我被引进一个小小的文化团体，名叫‘自由者协会’……它主要由工人组成，每星期交一点会费，用来办一个图书馆，书在成员间交流。……政治问题也在会里讨论，以至把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著作，最终对议会辩论和现实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总之，我的心灵仿佛被唤醒，达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新感情、新希望、新抱负在我胸中荡漾，我把每一点空暇都用来追求某种有用的知识。”(20)这就是洛维特投身政治的开始。
关于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洛维特自传的全名为“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生活与斗争”，这相当概括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有用的知识”的看法。诚然，有些人追求知识是为了“日后的成功”，即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中去，如“激进裁缝”普雷斯后来那样(21)。但更多的先进分子，他们追求知识，则完全是为了寻找苦难的根源，探求工人解放的道路。他们因为没有面包而追求知识，追求知识是为了自由。班福德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候妈妈去看他那个嫁了个阔佬的亲姨妈时，姨妈对自己的姊妹粗言冷语，视同奴仆，在佣人房中接待她，还在暴风雨中把她赶回家。“这些事想起来好像是昨天。有一次她从那‘贵妇人’的府邸回来，拉去湿透的鞋帽，换下滴着水的外套，肘膀靠在窗台上，手撑下巴，两眼望天，泪水顺着指缝流下来。”母亲的眼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贫富对立的最初印渍，“它使我憎恨一切邪恶——以我的整个幼小的心全力憎恨——同时又使我怜悯苦难。这是一种媒介，它在我心中唤起两种最强烈最持久的冲力——正义和同情”(22)。另一位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法恩更是明确地说：“我十分肯定，由目睹父母的苦难而引起的忧心，是使我长期地、真诚地、迫切地，我还要说忠诚而无私地致力于改进工人阶级状况的主要动因。”(23)基于这种认识，洛维特曾代表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说：“知识的闸门已经打开，全世界的暴君们曾用它阻挡洪流。我们已尝到知识的甘露，无知和谬误已经过去；我们已知道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感到了身受的奴役，虽说现在还没有力量解放自己。然而我们的解放将依赖这种知识在各国工人阶级中的传播程度，依赖这个过程的有效成果：它将引导我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真正地位——引导我们了解：作为财富的生产者，我们有最先的享受权……”(24)杰出的宪章运动领袖，优秀的工人思想家布朗台尔·奥布莱恩 (Bronterre O'Brien) 用更明确的语言宣告：“对工人有用的唯一知识，是增进其不满的知识，是使他们成为不称职的奴隶的知识，这就是我们要教给他们的知识。”(25)可见，幼年班福德心中朦胧的不平，到成熟的洛维特和奥布莱恩时，已成为清楚的阶级对抗的意识了。
资产阶级的概念却完全不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提倡传授知识，这与贵族托利党人有所区别。但他们第一要求工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以适应大生产的需要，第二要求工人乐天安命不威胁现存的秩序。他们的“有用的知识”因此也就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曾经在辉格党的改革内阁中当过大法官的布鲁厄姆 (Henry Brougham) 就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在谈到科学的作用时，他说：“它使人们在本职工作中更熟练、更内行、更有用，靠这种工作人们挣得面包，并且使得面包在挣来时更有价值、更香甜。”有了科学知识，处于生产第一线、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适合作出发明创造的人”。他还说科学能陶冶工人的哲学休养和提高工人的艺术鉴赏水平，并且“从单纯的知识中汲取欢乐，而不顾及其肉体的享受”(26)。总之一句话，就是知识能使工人忘记尘世的痛苦而追求精神的安乐，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他们看来，知识的作用与宗教无异。在布鲁厄姆倡导下，中等阶级名流们在1826年成立了“有用的知识传播会”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这个团体后来和辉格党政府关系密切，其成员中有大法官、财政大臣、商务大臣等达官要人。1832年该会开始发行《一便士杂志》 (Penny Magazine), 向工人提供“趣味的”、“实用的”知识，比如蝴蝶的翅膀有多少种不同花纹、十个先令如何持家等。资产阶级还在“技工学校” (Mechanics' Institutes) 这个成人教育机构中和工人进行激烈争夺。“技工学校”最初是由工人首创的，旨在对成年工人进行业余教育，相当于现代的“职工夜校”。1823年伦敦成立了“伦敦技校” (London Institute), 不久，布鲁厄姆就开始插手。首先是否决了造船工人领袖格斯特 (John Guest) 提出的在工人中募款办校的主张，使其财政权旁落。然后，又在1825年把讲授“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霍奇斯金 (Thomas Hodgskin) 赶下讲台，由布鲁厄姆亲自开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可见，和学童教育一样，资产阶级在成人教育中也与工人阶级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对此曾百般揭露，玛丽莱本的一个工匠就曾在一次集会上说道：“人们在运用知识时对知识的理解大不相同。布鲁厄姆这帮人把知识说成是一种荣誉，是对国王和国王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的服从。他们说：‘你们可以学点应用科学嘛，但只能是用来使你们成为更好的奴仆。’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而我们的看法则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之上。技工学校并非想教授最有用的知识，而只是教一些对不劳而获的人有利可图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让工人们去追问一下他们的劳动果实是如何被人用狡诈贪婪的手段偷了去的。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真理，这样，要不了多久就能获取……幸福和大同。”(27)由于工人阶级的强大宣传，直到宪章运动结束止，资产阶级的争夺都不很成功。一份亲托利党的杂志1834年就这样讽刺说：“教育家的整个体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他们以为自己津津有味的东西旁人也一样感兴趣，以为培根、牛顿和洛克可以在劳动人民中有效地抑制肉欲的诱惑或犯罪的刺激。……但人类的多数却躲开这些干瘪的话题，而跑到办报人和杜撰小说家那里去，去听他们辱骂上司、攻讦教会或痛斥政府；这些咒骂因财产的不均而大大抚慰着他们的心……”(28)
确实，在这份托利党杂志中以讥讽的口吻提到的“办报人和杜撰小说家”，在培植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方面曾有过重大贡献。19世纪初，英国政府对报纸征收重税。目的一方面当然是贴补财政开支，但更重要的是垄断知识，不让劳动人民了解世界。从1815年起，报纸每份抽税4便士，广告每条3先令半，纸税每磅1.5—3便士，这使每张报纸的售价至少达7便士，相当于中等水平工人收入的四分之一，当然是超乎工人购买力之外的，工人们因此称之为“知识税”。但“知识税”可以规避，办法是把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付印，而不把它叫做“报纸”。1816年著名的激进派人士科贝特 (William Cobbett) 率先发行《政治纪事》大众版，售价2便士 (Twopenny Political Register), 专为工人疾呼请命，深受工人欢迎。1819年所谓的“六项钳口令”将这种做法也禁止了，工人们于是不得不直接去与法律对抗。早期的英雄是锡匠出身的理查德·卡莱尔 (Richard Carlile), 他创办的《共和报》 (The Republican) 锋芒毕露，矛头直指，战斗性很强。他入狱后，他的妻子和妹妹又相继办报，相继入狱；当卡莱尔一家都被捕后，他店里的工人又顶上来，前仆后继，绝不屈服。卡莱尔的斗争赢得全国的广泛支持，人们不仅筹集捐款，为他交纳罚款偿付保释金，从而挫败了政府企图靠经济手段迫使卡莱尔破产的策略；各地还涌现出150名志愿者，自愿为他销售报纸。这一家人连同店里的学徒帮工和各地帮手络绎不绝地被捕入狱，总共坐了200年牢，居然把牢底坐穿了！1824年起政府停止对他们起诉；《共和报》如同熊熊的火炬，经久不熄。
1830年起，工人阶级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无印花之战”，这次的主帅是赫瑟林顿 (Henry Hetherington)。赫瑟林顿是裁缝的儿子，幼年时给第一个发表议会记录的著名书商汉萨 (Luke Hansard) 当学徒，自小就深受言论自由的熏陶。后来他当过印刷工、书贩，又自己开了印刷所。他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因此当1823年“伦敦技校”成立时，他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1830年夏，卡宾特 (William Carpenter) 开始发行《时政信刊》 (Political Letters), 售价4便士，打响了无印花之战的第一枪。秋天，赫瑟林顿以卡宾特为榜样创办《人民的一便士报》 (People's Penny Papers)。和《时政信刊》一样，《一便士报》只是一封封互不连续的致某某公开信，如致乔治国王、威灵顿公爵，或坎特伯雷大主教等等。名为公开信，实是借题发挥，针砭时事，议论政治。卡莱尔已在1826年停止发行《共和报》；这时他继赫瑟林顿之后又创办《鼓动者》报 (Prompter)。由于这些报纸都热情鼓吹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因此自诩以改革为己任的辉格党政府上台后，立刻将这三个人加上科贝特一起交付审讯，各判罚款。这次审判后，赫瑟林顿干脆把《一便士报》改成正式的报纸，称为《贫民卫报》 (Poor Man's Guardian)。大标题之下，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旁，还加了个醒目的副标题：“一份为检验‘以权压理’有多大能耐而‘非法’出版的人民周报。”如此鲜明的旗帜，无疑是对政府的正式挑战了！但这还不够，在创刊词中他竟一一列举他准备触犯的那些法律：“《贫民卫报》……将刊载‘新闻、消息和时事’，及‘有关的评论和意见’，‘议论教会和国家事务’，坚决地‘煽动对本国依法建立的……政府和宪法的仇恨与蔑视’，并‘诽谤宗教的陋弊’……”请注意：凡单引号中所引的字句都是对言论出版自由进行压制的各项法律的条款原文，赫瑟林顿气吞山河地英勇宣战，揭开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他公开宣布《贫民卫报》是“愚氓和穷人的报纸”，把出版自由看作是“我们一切权利的巨大保障，通往自由的锁钥”，表示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29)。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此后的四年中，他三次被判刑，坐牢共两年，在不坐牢的时候，他“被追得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像头野兽；为了看看家人或通个音讯，不得不使尽浑身的解数”(30)。但《贫民卫报》却坚持下来了，其发行量达到一万五千份；相比之下，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发行一万份，而其他著名报纸如《晨报》、《旗帜报》等都只有几千份。
为发行《贫民卫报》，赫瑟林顿用尽了心机。政府一开始用逮捕报贩、对被捕者罚款、判刑等手段进行镇压，企图斩断《贫民卫报》的手脚。赫瑟林顿针锋相对，立刻在第四期上刊出“招聘启事”：“现急需数百名失业贫民，其一无所有已使冒险成无谓之言；亦急需相当数量之天涯沦落人，其凄苦之状已令监狱成安身之所。凡无视可憎暴君强加于受奴役受压迫人民之可憎法律，愿向贫苦愚昧之辈出售《贫民卫报》之英国爱国者，实不啻有机会以诚实有道之方获安身立命之所，且博取同胞之无限感激之情耳！”(31)他同时宣布将对因卖报而身系囹圄的人发放经济补贴。这一招很灵，成百上千的报贩源源而至，完全不顾政府逮捕。由于不能使用一般报纸的发行网，赫瑟林顿曾三度出游各地，建立了南、北、中三条线，形成强大的销售网，使《贫民卫报》传遍全国。政府于是在进出伦敦的大道上设卡堵截，赫瑟林顿则把报纸藏在马车夫的坐垫下，裹在小媳妇走娘家的包袱中，装在包好的鞋盒、茶叶箱内，甚至放在棺材里抬出城去，以至一时间人们大为疑惑：棺材卖得那么快，出殡的丧礼却极少见！赫瑟林顿为这一切承受了极大的牺牲。有一次，一个富有的主顾见他的铺子里堆满未售完的报纸，便提出若他放弃《贫民卫报》，自己愿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此后给他招揽大量的生意，让他发财；但赫瑟林顿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斗争精神获得人民的高度敬仰。用一个友人的话来说：“他是我们中最勇敢的人。他可以舍生忘死；但对于事业和原则所赋予他的职责，他却从没有也决不会掉以轻心。”(32)赫瑟林顿不愧是工人阶级的英勇斗士。
在1830—1836年的六年间，伦敦和各地总共出现近600份无印花报，其中重要的有本波 (William Benbow) 主编的《人民论坛》 (The Tribune of the People, 1832), 卡莱尔编辑发行的《鼓动者》和《挑战者》 (Gauntlet, 1833), 卡宾特的《时政信刊》和《卡宾特伦敦日报》 (Carpenter's London Journal, 1836), 克利夫 (John Cleave) 与沃森合作的《工人之友》 (Working Man's Friend, 1832), 克利夫的《人民治安公报》 (People's Police Gazette, 1833), 赫瑟林顿发行的《贫民卫报》和《毁灭》 (Destructive, 1833，都由奥布莱恩主编)，李 (Richard Lee) 主编的《人报》 (Man, 1833) 等。各省城也有一批地方报纸。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卷入这场战斗，他们绝大多数是手工工人。比如卡莱尔的代销人在埃克塞特的是剃头匠，在巴思的是鞋匠，在亚茅斯的是皮匠，在哈德斯菲尔德的是织工，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是制帽工。在伦敦，销售各种无印花报的人中，更有看仓人、丝织工、家具工、小商贩等。领袖们更是如此，如本波是鞋匠，卡莱尔锡匠出身，克利夫当过水手，赫瑟林顿学徒起家，奥布莱恩幼年贫穷，李是手工印刷工。这些都显示了无印花之战的阶级渊源。四年中，八百多人被捕判刑，更多的人被拘留监禁而不加审讯。为营救这些受害者并维持其家庭生活，1831年7月设立了“受害者基金会”，由洛维特担任书记。资金的募集约1／3来自“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组织的集会，1/3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工人政治团体，其余1／3来自私人捐款。据政府说，每一个被捕者每坐一天牢，可以得到1先令坐牢费；出狱时还可以拿到10先令津贴(33)。
多数被捕者表现得英勇不屈。麦克尔斯菲尔德一个制帽工1819年曾因出售“煽动性”小册子被判四年半徒刑；1831年，他因出售无印花报再次受审。当法官问他为什么再犯时，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被告：“是这样的，先生，我已经失业好久了，也找不到工作，我一家都在挨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为同胞的利益而卖报，让他们看清楚议会根本不能代表他们……但愿人人都知道自己上当了……”
法官：“住嘴！”
被告：“不!但愿人人都能看到这些报纸……”
法官：“你太傲慢了，为此要罚你在纳茨福德劳改院监禁三个月，去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都不感谢你，不过，出来后我还要再卖。而且，当心点，第一份要卖到你家大门口……”(34)
没有群众的支持，无印花之战是不能胜利的。每当一份无印花报遭到迫害时，其销售量就立刻大增。赫瑟林顿1831年被捕时，《贫民卫报》半早晨就销出5000份，到晚上，全卖完了还供不应求。1835年他和克利夫的报纸被查收后，销售量立刻扩大一倍，以至于第二天就无报可卖了。1834年夏，政府将赫瑟林顿提交财政部法庭审判；出乎意料的是，伦敦大陪审团宣告赫瑟林顿无罪开释，《贫民卫报》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后，无印花报的发行量更大了，有人估计到1836年伦敦最大的六家无印花报每周共发行20万份。而根据一般的推算，每份报纸至少可以有10—20人阅读或听别人朗读。出于这种形势，政府不得不于1836年9月把报纸印花税降为一便士，无印花之战大获全胜。
洛维特在写他的自传时说，无印花报标志着“一种新的、公然为千百万大众服务的文化第一次在英国大地上出现，其有益影响至今仍在发扬光大”(35)。且不论洛维特本意如何(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在“道德”上的进步)，这个说法却是千真万确的。无印花报鼓吹工人阶级的权利，宣扬工人阶级的解放，为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它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坚强骨干，为宪章运动准备了基本队伍，像洛维特、卡宾特、克利夫、奥布莱恩等都是后来宪章运动的著名领袖。连无印花之战的基本群众，也都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如当年赫瑟林顿店中的小伙计哈尼 (G. Julian Harney), 更成为宪章运动的后期领导人。特别重要的，是报纸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探索工人阶级贫困根源，提出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案方面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从而把无产阶级思想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6)。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说：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37)。没有无印花之战，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普遍的政治觉悟，也就不会有宪章时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无印花之战就没有宪章运动。由此可见，说宪章运动仅仅是个“面包问题”就是极不全面的了。
面对工人阶级的无印花之战，资产阶级也办起自己的“无印花报”，《一便士杂志》就是这种类型。由于工人中政治热情浓厚，这类“知识性”的杂志吸引不了他们，资产阶级又先后办起《历史报》 (Historical Newspaper) 和《报纸指南》 (Companion to the Newspaper) 等，专门宣讲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权和历史观。1834年，还成立了“政治知识传播会”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在布鲁厄姆指导下专对工人进行工作。他们的报纸自然是不受“印花税法”约束的。1832年一个地方官在判处一个出售《贫民卫报》的青年监禁一个月时竟然说：“街上有那么多书刊可卖，他可以借以谋生又不必担风险，比如说，可以去卖《一便士杂志》……”对这种法律的不公正就连资产阶级的《检查官》报 (The Examiner) 也感叹说：“实在太糟了！……我们搞不懂为什么《贫民卫报》就应该受镇压，而《一便士杂志》就可以不受惩罚地违法走私，还可以被法官推荐成是较好的走私品!”(38)尽管资产阶级组织了强大的反攻，其效果却并不理想。1835年有人在教育委员会作证时说：这些报刊对工人来说“不合口味；倘若有什么东西向他们宣告，说他们受到了损害受到了虐待，那他们就一定要如饥似渴般去阅读的……”(39)《一便士杂志》终究挡不住《贫民卫报》的凌厉攻势。
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文化素质时说：“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40)请注意“独立”这两个字——我们前面的研究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工人阶级在求知的荒原上已辛勤开拓，就可以指望从他们中会产生出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对这些成果只好留待以后再谈了。过去我们常把英国工人阶级看作一贯是资产阶级的小尾巴，缺乏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然而没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怎么能开展长期不懈的阶级斗争，又怎能掀起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呢？最常见的解释是把工人的斗争看成是单纯经济变动的产物——经济景况恶化则斗争起，经济景况好转则斗争平。这样一来就把工人阶级贬低为只会对衣食住行作条件反射的经济动物了，而忽视了他们在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方面作出的艰巨努力。然而，英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地方，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一块没有深厚阶级意识土壤的光石板上培植出一株阶级意识的花中之冠。所以，对我们来说，仅仅研究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已经不够了，还必须研究其阶级意识的形成。不如此就不能理解早期的工人运动，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谈了工人文化对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而没有谈阶级意识本身;但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一定会更深入地开展起来的。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专辑·外国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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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11页。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所表述，书中说：工人的“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叫做“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可见无产者并不因其经济地位相同就自然形成阶级，但这个思想后来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3) Eric Hopkin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s, London, 1979, p.70.
(4) William Brown,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William Brown, York, 1829, p.121.
(5) Christopher Thomso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rtisan, London, 1847, p.207.
(6) Thomas Wood, The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Wood, Leeds, 1956（手稿写于1878年），p.7.
(7) David Love, The Life, 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 of David Love, Nottingham, 1823-1824, p.14.
(8) Thomas Dunning: Reminiscences, in Testaments of Radicalism, ed. David Vincent, London, 1977, pp.119-120.
(9) Hopkins, p.72.
(10) J. A. Leatherland, Essays and Poems with a Brief Autobiographical Memoir, London, 1862, p.12.
(11) William Farish,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Farish, 1889, p.45.
(12) J. F. C. Harrison, The Early Victorians, 1832-1851, London, 1971, p.39.
(13) John James Bezer, The Autobiography of one of the Chartist Rebels of 1848, Vincent (ed), p.157.
(14) Patricia Hollis (ed), Class and Conflict in 19th-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London, 1973,“Introduction”, xxiv.
(15) Samuel Bamford, Early Days, London, 1849, p.280.
(16) Thomas Cooper, 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written by himself, London, 1875, p.59.
(17) Francis Pl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Francis Place, ed. Mary Thr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2, p.119.
(18) James Watson, Reminiscences of James Watson, Vincent (ed), p.111.
(19) C. M. Smith, The Working-Man's Way in the World: Being the Autobiography of a Journeyman Printer, London, c. 1853, pp.1415.
(20) William Lovett, 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tt, in His Pursuit of Bread, Knowledge & Freedom, London, 1876, pp.3435.
(21) 普雷斯后来发了财，自己当了老板，随之也就从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转变为中等阶级激进派了。参看普雷斯《自传》。
(22) Bamford, pp.6, 39.
(23) John C, Far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Living Publicist", 1857.
(24) "Address to 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Belgium", Nov, 1836, Lovett, p.98.
(25) Destructive, 7 June, 1834.
(26) David Vincent, Bread, Knowledge & Freedom, London, 1981, pp.142-144.
(27) Richard Johnson, "'Really Useful Knowlegdge;：Radical Education and Working Class Culture, 1790-1848",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eds. J. Clarke, C. Critcher & R. Johnson, London, 1979, p.85.
(28) Hollis (ed), pp.334-335.
(29) Poor Man's Guardian, 2 July, 1831.
(30) H. R. F. Bourne, English Newspapers, London, 1887, Vol. Ⅱ, p.58.
(31) Poor Man's Guardian, 30 July, 1831.
(32) Bourne, p.55.
(33) Patricia Hollis, The Pauper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1970.
(34)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6, p.732.
(35) Lovett, p.63.
(36) 特别是奥布莱恩，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方面大大深入了一步。可惜此处没有篇幅详细介绍。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9页。
(38) The Examiner, 17 June, 1832.
(39) Hollis, The Pauper Press, p.142.
(4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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