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英国人最自豪的是他们的“自由”，他们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Free-born Englishmen)。这是他们世代相袭的光荣称号，就像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在英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几乎都以“自由”为口号，它的旗帜上必然写上“自由”一词。“自由”意味着反对压迫，反对暴政，反对侵犯人民的权利，尽管它听起来有时显得空泛抽象，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又确实有具体的内容。

“自由”最早是在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中确立的。

和封建时期的整个欧洲一样，英国贵族一开始就处在与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但英国的王权从最初就比其他国家强一些。这是由于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1066年），把土地划成极小块让贵族封授，并结成“索尔兹伯里盟”⁽¹⁾所造成的。在相对有力的王权下，贵族们尽管时常反叛，发动内战，但力量终不足以撼动王权，使英国分裂成无数的小国。因此英国贵族对国王的斗争，时常不是为争取各自“独立”，而是为争取“最高权力”。他们不愿让国王有丝毫的“越权”，而竭力维持在王权所及范围内的最远的离心地位。

由于这个情况，英国贵族与国王的斗争，除造成事实上国家的割裂局面外，却也还留下一些积极的因素。一方面，由于王权的相对有力，使国家始终没有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贵族的反抗又给王权加上某种限制，确定了“统治者”（国王）和“被统治者”（贵族）之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范围内，谁都不应当超越界限。

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英国贵族的“自由”。

贵族对国王的斗争，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大宪章和议会。1215年的“大宪章”是在诸侯拥兵逼迫下由国王约翰签署的，其中最重要的几条规定说：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贡赋，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我等群起攻之，肆行讨伐”。条文还规定说，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就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都应站在起义者这一边。显然，“大宪章”是贵族对王权的重大胜利，它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贵族以外的其他阶级。但它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王的权力不应是无限的，它应受到某种制约，国王应该在法律的控制之下行使职责。虽然后来在“长期议会”时人们对“大宪章”作了后世人的解释，使它在内涵上发生质变，但它反对王权专制的含意，却极有价值。

议会最初是国王向各地派捐税的协商会，并没有反对王权的用意。当然，在“大宪章”制定后，国王就不得任意征税了，他必须和各地去“商议”，“议会”这个名称就出于法语的“商议”一词，本是协商征税的意思。议会后来成为反对王权的政治中心，这是最初召集议会的国王们所未及预料的。但国王一开始就把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交给议会——让它去批准国家的赋税，这就难免不在后来发展成对国家财政的全面控制。此外，英国的议会又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三级会议”不同，在三级会议中，三个等级三分天下，这就使贵族的势力始终占上风，而贵族因与国王有太多的共同利害，便很容易听国王摆布，特别是后来，当王权强大，民族国家建立起来时更是这样。英国的议会则把贵族和僧侣都归于一院，让它去和下院中人数众多的下层骑士与平民相对阵，这至少在数量上就形成劣势。此外，国王又把上下院作为一个整体摆在和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上，去和它们“商议”征税。这样做，显然就带有议会和国王平位的含义。所以当后来民族与王权对抗时，民族掌握着现成的反抗工具。

英国贵族对国王的争权就这样盖上了“自由”的印记。尽管在当时贵族们只是为保护封建特权而战，但他们的斗争却仿佛带有全民族的性质，为后来反对专制王权提供了现成的先例。既然贵族对国王的胜利以“大宪章”的形式保留下来，那么一切平民反对派就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历史的依据。“为自由而战”的口号可以为一切阶级所用，而各自赋予它独特的阶级定义。贵族们在封建时期为维护封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被后世热烈地赞美着，“自由”这个词抽象起来，深深地扎根在世世代代英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他们对历史的骄傲和对未来的希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英国贵族尽管在历史上留下过一点功绩，但他们在中古时期的主要作用却仍然是使国家分裂。一个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领地上有绝对的权力，成为国家不能统一、经济不能发展的割据势力，不消灭他们，民族不足以强盛。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的分裂势力，是在诸侯的自相残杀中灭绝的，这场混战就是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年）。由于两个王室争夺王位，把全国大大小小的旧贵族世家全都卷了进去。战争的结果是这些世家全都覆灭，王位落到亨利·都铎手里。他娶约克家的女子为妻，使分裂的国家重归统一。这以后，旧贵族没有了，专制王权得以建立，都铎王朝在完成统一的任务中取得统治委任权，它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英格兰正式出现。

紧接着由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父女共同完成了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任务。亨利八世因离婚案发动宗教改革，割断了英国教会对罗马教廷的依附关系，从而解除了欧洲天主教强国——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对英国独立的潜在威胁。从此后，由于信仰不同，英国民族就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一个天主教国王的统治，民族国家得以在宗教改革的大动荡中诞生。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不仅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达成民族的空前团结，而且在1588年消灭入侵的“无敌舰队”，取得了对当时唯一可以威胁英国民族生存的国家——西班牙的彻底胜利。民族国家保住了，英国第一次作为欧洲大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