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激进主义的理论体系

工人激进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关于政权和产权的关系的看法。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工人激进主义理论的，是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他的《人权》是工人阶级最早的政治启蒙书。潘恩认为劳动人民贫苦的根源在于纳税，之所以纳税是因为无权。因此，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取得权利，而要想得到权利就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要想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首先就必须控制议会，因为议会的法律能决定国家的一切；而要想控制议会就必须取得普选权，因为只有取得普选权，才能使没有财产的劳苦大众都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一旦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都取得选举权时，他们就能控制议会，就能够保证国家的政权为自己谋利了。潘恩的这些看法奠定了工人激进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认为：第一，权利的分配决定了财富的分配，不平等的财产是由不平等的政治权造成的；富人有权能抽税，富人抽税而致富。这个关于产权和政权的关系的看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头脚倒置的，但又确实反映了手工工人的经济地位现实。第二，既然政权决定产权，那么贫苦人民就应该首先争取政治权利，建立起民主的代议制政府，然后用这个权利去消灭贫穷。由潘恩奠定的这个理论体系确立了此后几十年中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工人激进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潘恩以后，出现了许多优秀工人阶级理论家，其中包括《黑矮人》报 (The Black Dwarf) 编辑伍勒 (T. J. Wooler)、《共和报》 (The Republican) 的创始人卡莱尔 (Richard Carlile)、《女怪》 (The Gorgon) 的编辑韦德 (John Wade) 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潘恩的赋税致贫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赋税致贫论逐渐不能解释世界了，于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传播，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霍奇斯金 (Thomas Hodgskin)。在《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这本小册子中，霍奇斯金提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贫穷的原因这一论断，指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是产生利润的源泉。他的许多论述已相当接近马克思的提法，然而在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剩余价值论上，他未向前推进一步，因而始终发现不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

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后期工人激进主义理论家有很大影响，奥布莱恩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不再认为赋税是贫穷的原因，而开始揭露资本的剥削本质。他认为工人生产的东西要比他自身消费的东西多，富人拿走了多余的产品，使工人陷于永久的贫困。但资本家如何能拿走这个多余产品，或者说，剥削的秘密何在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布莱恩重复着潘恩的说教。他和潘恩不一样，认为产权来自政权，他说：“……‘有产者’自己制定法律，设置并维持欺骗性的机构，靠这些机构他们设法……把生产者的财富据为己有。而国家一切有关土地和金钱的机构就都是这种类型……”也就是说，剥削是靠政权实现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工人们说：“恶棍们说你们没有代表权是因为你们没有财产，我说相反，你们没有财产是因为你们没有代表权。……你们的贫困是没有代表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³⁾

在把政治权利看作是公平分配财富的手段这一点上，从潘恩到奥布莱恩一脉相承；正是这共同之点，把从潘恩到奥布莱恩这几十年间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连成一条线。政权决定产权——通过争取政治权利达到消灭贫困，这就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激进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和理论核心。这个理论体系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中一支最主要的政治力量——手工工人的经济地位现实。对那些“独立”或半独立的手工工人来说，出问题的不是生产方式本身，而是国家错误的政治制度，是没有“完全、真正的”人民代表权。手工工人在国家的直接压榨下苟延残喘，因而总是把改革国家制度看作是消除贫困的根本手段。即使在奥布莱恩时代，资本已驾驭社会，议会改革又把工厂主送进了“有权阶级”的行列，工人们已明确提出反对资本的口号了，但在手工工人那里，他们也还是更多地把工厂主看作是“有权的”阶级，而不是剥削的阶级加以反对的。手工工人的真正悲剧是：他们永远体会不到资本的直接剥削。工业革命一旦使他们开始体会到这种剥削，他们就开始消亡；而当他们完全体会到这种剥削时，他们就完全消亡了。因此，作为一个阶层，手工工人的思想意识将永远局限在激进主义的范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