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运动的性质

宪章运动是工人激进运动的延续，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可以看出来。具体地说：

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手工工人，现存的许多资料都表现出，在中央、地方和基层三级，运动的参加者都以手工工人为主。

宪章运动的组织方式和几十年来的工人政治组织一脉相承，特别是全国宪章派协会，可以说是一个扩大了的伦敦通讯会，只不过它的总委员会不仅指导伦敦，而且统辖全国，它的地区分会散布在全国各地，而不仅是在伦敦各区。

宪章运动的活动方式继承了长期以来工人政治运动的传统，只不过把这些活动推进到最广大的规模上去，使它成为真正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大运动。列宁说：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⁷⁾。这句话应该在“广泛”和“真正群众性”这两个词上来理解，而不是“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

宪章运动的纲领也是激进主义性质的。在宪章派中流行的普遍看法是：工人贫穷是因为没有选举权。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议会改革，实行普选制。阿什顿工人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们说：“工人不挨饿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个目标只有人人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有发言权时才可能实现……”⁽⁸⁾正因为如此，宪章运动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六条，其中首要的是“成年男子普选”。

宪章运动后期曾把宣传的重点放到社会权利方面来，提出了“宪章以及更多”的口号。在哈尼的主持下，运动还通过了1851年新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受到社会主义的相当影响，却还是局限在工人激进主义理论体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社会权利方面，奥布莱恩甚至比哈尼和琼斯走得还要远，在由他起草的1849年“全国改革联盟”的纲领草案中，包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哈尼的1851年新纲领还多，但即使是这样，奥布莱恩仍不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和历来的工人激进运动一样，宪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不主张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表明自己是工人激进运动的领导人，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

马克思对宪章运动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并尽了极大努力想把它转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来。但由于运动的手工工人性质，宪章运动（以及整个工人激进运动）不可能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去完成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