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

历史学面临危机，这是毋庸回避的。我们当然可以自我安慰说，全世界历史学都有危机，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危机似乎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是在徬徨地寻找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的历史学却沉痛地发现：它越来越失去社会的承认！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历史学是不是“有用”。

中国目前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都要“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拿来就要能用”是判断的标准，长远的、将来的利益很少为一般人所顾及。历史学作为提高民族素质、陶冶文化修养的“基础学科”，目前就很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这种倾向，我们当然不会苟同，而且要大声疾呼，加以反对，我们应伸张民族大义，立足于千秋万代，为历史学的重要性努力辩护。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学有用”的论证完全建立在“长期效应”的立场上，就无异于不了解中国史学危机的真正性质；如果我们对历史在文化修养和心灵陶冶方面的作用一意孤芳自赏，那就会使历史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真的成了一个最多只需要“养起来”的观赏之物了！

事实上，历史学确实有它“有用”的一面。不过我首先要声明，我使用“有用”这个词，不是说人们可以任意编造历史，让历史附会现实（如“四人帮”所做的那样），而是说历史与现实有紧密的关系，历史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是指历史的现实意义。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须避讳。中国史学向来不否定历史的借鉴作用。周朝时，就出现“殷鉴”思想，即以殷商的兴衰为警戒，指导周的治国方策。这以后，历朝历代都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治史有针对性，在这里表达得很清楚。《国语》提出用历史对国君进行“训”、“导”，以供国君“斟酌”，中国古代各王朝都很注意修史，原因即在于此。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对历史的褒贬，渗透着他对西汉时政的评论。班固作《汉书》，是在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自称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跃然纸上。他曾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通鉴》中许多议论，都与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密切相联，表明他从不把历史当作与现实无关的单纯学问。这种传统到明清之际仍盛行于史家之中，黄宗羲、顾炎武不仅亲身参加反清复明的现实斗争，而且主张历史学要“经世致用”，按黄宗羲的说法，“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清代以后，虽然文字狱的凶残将历史学引向脱离实际的考证诠释之道，但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后集大成者，仍然将“经世致用”视作历史学的核心，而“明道”、“惩劝”则是治史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文章著述虽“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只不过是“雕龙谈天之文”而已，“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

我们再考察一下西方的史学就会发现，“致用”的原则也是它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通史》的作者波里比阿就明确提出历史有为现实作借鉴的作用，而此之前约三百年，修昔底德早就把“实用”的印记打在了他的史学著作中。恺撒作《高卢战记》，完全是为当时的（他自己的）政治服务。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到一千八百年之后还被俄国的普希金说成是“惩罚暴君的鞭子”。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的“致用”功能，例如马基雅维里在同时代人眼中主要是个历史学家，他就曾说过，他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在《君主论》以及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例如《论李维》），他使用了许多历史典故，无一不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特别是建立君主专制国家的需要提供依据的。培根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化和训诫作用，他把历史看成是“用实际进行的哲学教育”，“每一部有见识的历史都充满着政治教训和告诫”。西方史学中的这种传统在15、16世纪的法学史专家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前者用历史揭穿天主教会的伪造欺诈，后者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制度，证明理性治国的合理性。伏尔泰曾说：“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部值得一写。在这部历史（即他写的《路易十四时代》）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体。”黑格尔写历史，是为他的“普遍性精神”的最高体现即普鲁士国家声张辩护；马克思写历史，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寻找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克拉伦登、马考莱、休谟等无一不为时代的政治（包括他们自己的政治）服务；到20世纪，意大利的克罗齐把这种传统阐述得最彻底，他说：过去发生过的事“只要和现在生活中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举出以上这种种事例，是为了说明：古今中外的大历史学家都承认历史的“实用性”，许多人还自觉地用历史为现实服务。

其实，历史学就其本性而言有两大功能，一是恢复人类过去经历的客观原貌，忠实地再现人的“过去”；二是对这些过去的经历加以总结，找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参照系。其一是历史学的“重现”作用，其二是历史学的“借鉴”作用。“重现”提供的是知识，在这个层次上历史学是一种“学问”，是文化“修养”；“借鉴”提供的是思考，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思路，在这个层次上，历史学进入“应用”阶段。可以把它和自然科学相对照：科学实验提供的是数据和知识，知识进入操作才是“应用”。历史是无数生民世世代代经历的积累，由这些积累载储的信息，当然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我们应当自觉地认识历史学的双重作用：它不仅可以重现过去，而且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在。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第一要取得关于过去的真实知识，第二应尽可能地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让现在能自觉地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

当前，历史学的危机，即社会普遍认为它没有“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历史学的现状造成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就总体而言）未能成功地转变其服务功能，为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众多难题提供历史的（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参照系；相反，它的整个体系仍然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从事革命战争时设计的那种，并服务于这些目的。那些在当时有现实意义的论题，现在却脱离了时代的主旋律，成了有隔世之感的空洞回声。于是，一项研究成果再好、再客观，也只能起到“重现”的作用，无怪乎在外界看来，历史学只能够自得其乐地去陶冶情操了。

我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架。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仅限于阶级斗争，比如革命、战争、冲突等；历史本身的内容要比这丰富得多，它包括人对社会的改造，也包括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及人在这些改造中对自身的改造等，因而表现为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文化史……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不仅阶级斗争这一种形式，它还有民族冲突、种族冲突、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性别与年龄的冲突、先进与落后的冲突、进步与保守的冲突等。这些内容丰富、涉及广泛的问题正是我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必然要遇到并必须去解决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应主动触及这些问题。如果说九百多年前，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赐司马光的伟大史书以《资治通鉴》之名是因为在当时，治理国家是最大的“现实”，因而“资治”是历史学最大的“致用”；那么在现在，在一个现代化已充分发展的世界，现实就要求历史学提供更广阔的参照系，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了。有许多切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为现实提供历史的轨迹。历史学驰骋的天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只需要我们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我们不能再拘泥于政治史，不能再把战争与革命看成是历史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必须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此，我们要改造历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把时代所关心的问题增补到这个框架中去。

在历史学为现代化服务方面，世界史学科具有特殊的优势。现代化过程起源于西方，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这一过程，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亟待我们认真总结、积极汲取。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它们有的比较成功，有的较多失败；成功的也有其失策之面，失败的也不无可资鉴之处。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这些都是宝贵的“训”、“导”，如果中国人当真加以认真对待，无疑将使国家少走弯路。举例来说，如何处理经济快速发展中有可能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何在经济高速成长中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诸方面的同步发展，如何保证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以及怎样才是最佳外部环境等——这些已经出现或必将出现的急切问题（包括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导致什么后果），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参照系。

由于条件限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重现历史原貌方面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们很难发现新的史料或利用考古发掘对外国的历史进行“复原”），但在历史的“借鉴”作用上，世界史是大有作为的。这里关键的一点，是世界史学工作者要主动确立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意识，真正认识历史学的“借鉴”功能。

原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