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对立与冲突已不复存在,今后的世界将进入“文明的冲突”的新阶段。在“文明的冲突”中,“文明”是冲突的主体,以“文明”为界,世界将重新划分阵营。在当今世界上,“文明”有以下若干种类:“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等。亨廷顿预言:在“文明”的断裂带上,将出现重大冲突。他进一步预言说:“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冲突将在“西方文明”与“儒家—伊斯兰”文明结成的同盟之间进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共同向“西方文明”挑战,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格局,造成新的紧张局势。对此,亨廷顿告诫西方:为保卫“西方文明”,就必须加强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团结,维持与“日本文明”的传统关系,争取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友好相处,集中力量对付“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成的同盟。熟悉国际事务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亨廷顿这里说的几种“文明”,其实是指一些特定的区域政治范畴,实际上在预言:“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以西方为一方、以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之间,其他力量则是西方所必须争取的,西方对此应有所准备。其实,“文明的冲突”只是反映了“冷战”结束后西方某些人的迷惘心理,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并未跳出地缘政治学的窠臼,其基本构架也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文明的冲突”是否仅是一层遮掩旧思想框架的薄薄的轻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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