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化的理解为什么出现偏差?这是由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中国的误解其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误解,因为对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都是被迫实行的,在其引发的过程中,还曾经出现过痛苦的经历。
这体现在“西方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粗暴对待上。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便气势汹汹,以强凌弱,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地区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从而给当地居民造成许多苦难。我们不能说工业文明应该用这种方式传播,但对世界很多地区来说,它最初就是这样传播的,没有西方国家的强行进入,就没有这些地区最初接触“现代化”。
工业文明最初的这种进入方式,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十分艰难。现代化本来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或其他更古老的文明)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老文明的冲突会相当激烈,现在,又加上“西方文明”与当地原有文明的冲突,便使得文明转换的过程尤其困难。新的文明受到抵制,不仅因为它“新”,而且因为它“洋”,旧有势力在抵制“新”文明方面表现出的不合理性,被它在维护本土化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合理性所抵消了。这样,“现代化”在这些地区就深陷在各种冲突的漩涡中心,要使全民族都认同现代化,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由于中国的古代文明太光辉,所以对接受一个“外来的文明”就更加抵触,更何况这个“外来”文明是西方的炮舰所强加给它的!中国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才终于承认大刀长矛不如洋枪火炮,以农立国比不上以工立国。在这种认识中,它开始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但这种学习是有条件的,它一方面希望学到西方的“奇技淫巧”,一方面又希望保住中国的“儒学道统”。维护民族认同性与追赶世界潮流似乎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这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感到十分困惑,摆在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现代民族必须以现代的文明方式立足,但今天这个认识得来何其不易,有多少前人经过多少痛苦的摸索才最终懂得这个道理!昨天的历史必然要反映在今天的现实中,因此今天的困苦实际上就产生在昨天的背景中。
出自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当年的中国人本能地设计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就是把在西方出现的那种新文明拆成两层,一个是“器物”的层次,一个是“观念与建制”的层次,工业文明于是被分解为“工业”与“文明”两个部分,“工业”是需要的,“文明”是不需要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思路下发动的,今天,我们会嘲笑这种说法的幼稚,也会嘲笑洋务运动的不切实际,但这种思想其实一直僵而未死,在国人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中,难道看不到那种思想的幽灵——如果现代化仅仅意味着发达的经济,那么它就只剩下“器物”的层面了!今天的困惑是由昨天的环境造成的,但今天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困惑。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误。但现实中的许多失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它们由认识上的失误而引起。如果对现代化有正确的认识,有许多失误就不会产生;如果不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现代化,有许多问题在一出现时就会引起高度重视。
比如说,社会财富分配失调的问题,如果单从经济角度看就难以处理。经济运行规律支持收入不平等,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似乎是必然的趋势。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收入不均似乎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当工业化最早在英国发生时,英国实际上鼓励了这种不均,而且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但它的社会恶果很快暴露出来了;财富越多贫穷也越多,富裕的果实只被少数人吞噬,对多数人来说,财富就是苦难的根源。这种局面造成长期的社会动荡,终于使人民意识到:财富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英国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纠正这个问题,并且给其他国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再比如说企业管理制度问题,这虽然与经济的发展关系甚密,但同时也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有感于东方劳资关系(例如日本企业)相对和谐,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劳资关系,鼓励工人参加管理,实行所谓“民主管理”。不管这种做法是否产生实效,它却是西方国家自工业化以后许多教训的经验总结,“民主管理”解决的是社会关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变化过程本应引起中国现代化的足够注意,然而,自转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以来,在一些地方行政首长的权力越来越大,“厂长责任制”越来越变成厂长说了算,如此造成的企业内部关系紧张是必然的。
腐败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滋生出腐败,其中有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南美国家,腐败之烈可以使现代化计划严重受挫,而且导致政权更迭,政局不稳,军队以清除腐败为名频频发动政变,国家的发展实际上无法进行。在发达国家中,腐败最严重的是意大利,而正是意大利,在西方国家中政局最动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也最低。有趣的是,有些西方学者从功能主义学说出发,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腐败有其合理性,腐败能使效率不高的经济机器运转起来,从而使办不成的事办得成。他们进而推论说:腐败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应认可腐败,承认腐败的积极作用。这些西方学者的立场是很奇怪的,我们很难判断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比如说,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腐败丑闻,他们是否会站出来为丑闻辩护呢?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也相信这种理论,其实是为腐败寻找合理性。我们权且撇开为腐败辩护的私人动机,即使他们真的认为腐败在发展中起积极作用,那么至少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一个严重的错误倾向,即只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而不顾其他。
有些人认为先把经济发展起来,其他的事以后慢慢再说,袋子里有钱,别的一切都好办。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尤其是领导层有这种看法就更加危险,经济发展不等于现代化,钱更不等于现代化,若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甚至等同于钱,今后将为这严重的失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国家关于腐败的教训已经不少,如若无视这些教训,就会重蹈覆车之辙。
伊朗现代化失败是其他国家应永远吸取的教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他以石油为依托,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在短短十几年中就使伊朗经济大为改观,一时令世人瞩目。但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完全着眼于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几乎完全没有列入考虑的范围,结果,经济是迅速发展了,其他方面一概跟不上,造成典型的二元脱节现象——这被现代化理论视为最忌讳的现象之一。其结果是一场悲剧: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种种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人们的不满一致发泄到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上来,最终让最保守的势力——伊斯兰教阿訇得到可乘之机,一举而推翻了巴列维政权。接下来,便是近20年的战争与混乱,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
以上种种事例说明:对现代化的正确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认识可以使现代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理解上的偏差则会给现代化带来危害,甚至导致现代化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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