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领导者错位，应该领导现代化的力量消失在幕后，旧社会的体现者却控制着前台，他们领导现代化，是为了避免与旧社会一同消亡。但错位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德国的经历又是最好的说明。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容不得别人分享权力，于是就把俾斯麦赶下了台。俾斯麦在设计帝国大厦时，本应能估计到这一点的。

俾斯麦虽是容克代言人，却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为帝国规定了“小德意志”界限，即帝国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他知道容克力量有限，统治一个“小德意志”已经勉为其难，如若再向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但是这里有一个死结：容克何以能取得德意志的领导权？盖因为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自居。而若奥地利（它从来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是德意志民族的心脏）游离在德意志之外，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从何谈起？因此，俾斯麦的帝国徘徊于两难之间：要么它的社会基础（容克阶级）失去领导者资格，因为它不能把奥地利拉进德意志大家庭；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他是一个夸大狂，不仅要“东进”到奥地利，而且要执行“世界政策”。其实，哪怕没有威廉二世，这个“大”“小”德意志的死结也是很难解开的，俾斯麦帝国要么从内部坍塌，要么向外部扩张。容克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几乎是它必然的历史逻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这时，人们本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旧势力领导下德国已经走上歧途。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国，新的社会力量组成共和国政府，而且，居然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政治前台!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十一月革命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在德国战败的特殊条件下，当军队被困在战场上而战胜国又不肯承认皇帝的权威时，由真空状态造成的事变。军队本来可以轻易镇压“革命”的，因为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武装。但军队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它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由军队负责治安，社会民主党则保证维护军官团，即容克大本营的地位与特权。在这样一个妥协中，军队支持了“共和国”，不过按德国现代史学家埃尔德曼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³⁰⁾，它虽然有完美的宪法，但每次选举都把一个更保守的政治派别选到前台，最后把希特勒“合法地”选上权力的宝座。它虽然有“民主”的议会，但各种党派总是在议会中争吵不休，结果使任何政府事实上无法生存。它的“权力平衡”使一切权力都无法行使，最后不得不靠总统的命令来统治国家，从而为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其实，共和国只是一种“共和缺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接管共和国后做了一件最蠢的事：它代表德国签订了战败和约，从此，共和国便和耻辱挂上了钩，帝国反倒变成民族光荣的象征了！旧势力在帝国的梦呓中被保留下来，兴登堡元帅终于成为第二任总统。最后，正是这个容克阶级的总代表、帝国军官团的最高统帅，把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上，让他去创造第三帝国。

希特勒执行的是旧帝国的政策，这一点现在看应该是清楚的；希特勒是在为旧帝国复仇，这一点应该说更加清楚；连希特勒的旗帜都是旧帝国的旗帜——红、白、黑三色，而不是共和国的金、红、黑。希特勒是旧帝国在变态中的继承人，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然而旧帝国的容克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前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来做他们的最高领袖？容克们仍然控制着军官团，占据着德国上层的显要位置。但他们不仅接受希特勒的指挥，而且毫无怨言地追随他向全人类开战——这是容克的悲剧，也是容克精神的真正堕落。这说明：容克对国家的领导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旧统治者已失去了领导国家的信心，也失去了领导国家的合理性。然而被旧统治者捧出来的继承人只是一群社会渣滓，历史的错位到这时已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斯·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胜利……为1918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³¹⁾1860年代，普鲁士在容克领导下大获全胜；1918年，容克的失败终酿成大祸。如果在1918年德国就彻底埋葬旧势力，1945年的灾难也就不会再出现了。人们回顾德国的经历，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让旧势力掌握现代化的领导权。旧势力终究是旧势力，他们与新社会不会相容。他们总有一天要和新社会分道扬镳的，而这一天到来之时，就是国家的灾难降临之日。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像德国这样走上歧途的国家，其实并不只德国一个，这一点，正是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德国教训的意义所在。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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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

(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4)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5)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1978, p.44.

(6)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0.

(7)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8) Max Beloff,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1815, London, 1971, p.104.

(9)(17)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174页。

(10) 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1)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2) Olwen Hufton, Europe：Privilege and Protest, 1730-1789, Glasgow, 1980, p.85.

(13) 可参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康德的《什么是启蒙？》。

(14) Geoffrey Best,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Suffolk, 1982, p.150.

(15)(16)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3—504，144页。

(18)(22) E.J. Passant, 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5, 46.

(19)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0页。

(20)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6页。

(21) Theodore S. Hamerow ed., Otto Bismarck,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68, p.105.

(23)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24)(26) 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572—573页。

(25)(27)(31) Hans Kohn, "Liberalism Surrenders", in Theodore S. Hamerow, Otto von Bismarck, a Historical Assesment, Boston, 1962, pp.34, 33, 35.

(28) 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页。

(30)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