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义与国家振兴

埃及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一条是显线，一条是隐线。显线是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的线，隐线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线。埃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运动，但埃及社会又浸透着宗教传统。在埃及现代化过程中，两种力量都发生作用，两条线始终平行地发展，结果使整个过程充满了冲突。

首先来看显线，从一开始，埃及现代化就在这条显线的主导下展开。一般认为，1798年7月1日拿破仑率法国舰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标志着埃及被拉入现代世界。埃及盛产原棉，又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这使埃及很快就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而最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如此一来，埃及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振兴国家的历史，在振兴的过程中追求现代化。

振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朝的自强阶段，其起源于穆罕默德·阿里的自强努力。阿里是马其顿出生的一个阿尔巴尼亚族军官，随奥斯曼帝国军队进驻埃及。1805年他夺取埃及的统治权。为巩固政权，他有意识地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在无意中把埃及引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他改进农业、发展工业、建立欧式军队、使用西方武器。在他的统治下，埃及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企图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西方的科学思想被引进埃及。在阿里及其继承人的努力下，埃及成为中东地区最繁荣的国家，它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已具有“东方马赛”之称，俨然是欧洲城市搬到了地中海南岸。当时的统治者伊斯迈尔（1863—1879年在位）曾得意地说：“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¹⁾很显然，埃及正努力向西方学习，一时间似乎充满了生气。

埃及学西方不仅是学习西方的器物，一些律法制度也引进埃及。19世纪下半叶埃及开始召开代表会议，这成为后来议会的雏型。不久埃及又颁布宪法，成立内阁，似乎正在建立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司法方面，埃及以法国为摹本制定法典，并建立沙里亚法庭⁽²⁾之外的“国家法院”。这方面变化是对伊斯兰原则的根本否定，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法律与宗教不可分，宗教圣典就是法律，不需要圣典之外的任何立法，也不需要沙里亚法庭之外的任何法院。埃及政府还对原有的宗教学校进行改革，并建立以国立学校为基础的世俗教育体系。西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开始传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世俗主义理论。莱法特·塔塔维说：“民族之亲高于宗教之亲。”布特鲁斯·布斯塔尼说：“人民若不分宗教与民政……那他们在这两方面就都不能取得成功。”拉赫曼·卡瓦吉比号召人们关心自己的“人世事务”，而让宗教去规范死后的世界。他还高呼：“让我们团结在这个口号下：民族万岁，祖国万岁!”⁽³⁾所有这些都表明，埃及正在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世俗主义在图强运动中占了上风，而这种趋势与伊斯兰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但就在埃及按西方的模式改造自己时，西方列强却加紧侵略，强化了对埃及的殖民过程。早在阿里时期，英俄奥普就曾联手打击阿里，不让他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力量。19世纪下半叶，英法争夺埃及，争夺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最后，埃及落入英国之手，成了英国的附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干脆宣布埃及是它的保护国，从而完成了对埃及的殖民化过程。殖民主义侵略终于使王朝的自强之梦彻底破灭了。这样，埃及便产生出一种更彻底的世俗力量，即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政党以民族独立为纲领，试图以政党政治拯救埃及。

政党在1906年开始组建，当时，在丁沙维小村庄发生了英军枪杀村民的事件，事后英国殖民当局对52名村民进行审讯、判刑、处死和监禁。这件事触发了埃及人反英情绪的大爆发，在运动中，一批由旧统治阶级组建的政党出现了，由他们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这以后，埃及振兴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自由宪政”的阶段。在“自由宪政”阶段，华夫脱党脱颖而出，担负起民族主义旗手的角色。华夫脱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当时，埃及民众要求向巴黎和会派出埃及自己的代表团，向和会申诉独立的愿望。英国对此百般阻挠，由此便产生了华夫脱党（意即“代表团”）。在华夫脱党领导下，埃及在1922年取得独立，建立以政党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标志着埃及在世俗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独立却附加着四项保留条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埃及驻军。这使埃及实际上只获得半独立地位。此后，争取完全的独立便是埃及民族也是埃及现代化的最迫切的任务。

但华夫脱党却在这个过程中腐败了，它对权力的关心渐渐地胜过对独立的关心，为自己掌权甚于为埃及掌权。在这种氛围中，各政党都以“自由宪政”为口号，实际上却争权夺利，买官鬻爵，争相与宫廷做政治交易。虽说在1936年英埃签约，承认埃及的完全独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却证明真正的独立并没有实现，而华夫脱党则丢掉了民族旗手的形象。

二战中埃及人亲德倾向严重，这实际上是反英情绪的一种表现。为阻止亲德倾向，巩固盟军后方，英军于1942年2月4日动用坦克包围王宫，迫使国王起用亲英的华夫脱党组建政府。此举虽对战争有利，却把埃及的“自由宪政”彻底摧毁了。在埃及人眼中，“自由宪政”只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种伎俩，华夫脱党不过是英国人的走狗而已，用“自由宪政”来振兴埃及就此宣告失败。此后，王朝丧失威信，政党毫无信誉，王国政权事实上已经摇摇欲坠。为拯救王国政权，埃及在1948年投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第一次战争，企图以民族主义为召唤重新争取民众。但战争的惨败却使民族主义转变为强烈的反对国王的情绪，终于在1952年发生了“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的事件，即“七月革命”。民族主义在新政权手中成为一种更加激烈的世俗手段，由此便开始了埃及图强振兴的第三个阶段，即纳赛尔主义阶段。

纳赛尔主义是一种更强烈的世俗主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民众的巨大号召力，它把民众的日常要求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把民众带进了有组织的民族主义目标。在纳赛尔时代，政治不再局限于上层，民众直接卷入政治，现代化也不再仅仅是精英们的愿望，它化成千百万人民的直接行动。在纳赛尔执政时期（1954—1970年），埃及掀起群众性的反帝、反殖和建设“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的大高潮，整个国家仿佛是个大火炉。埃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虽说纳赛尔主义最终把国家带入了困境，但它把埃及带向彻底的独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纳赛尔主义的第一个内容是民族主义。在他的眼中，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埃及人的民族主义。因此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泛阿拉伯主义的色彩。他掌权后不久就在1956年的临时宪法中声称“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⁴⁾，这与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盛行的“埃及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在这种民族主义指导下，他把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1958年和1963年两次叙利亚联合、1962—1967年5年对也门内战的干预，以及在国际反帝运动中以阿拉伯旗手自居的立场，都出自这种思想。阿拉伯民族主义把埃及推向国际声望的顶峰，但最终也把纳赛尔主义葬送了。尽管如此，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比旧的自由宪政主义仍高出一筹，对自由宪政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仅仅意味着政治独立，纳赛尔却说：“没有经济独立的政治独立是没有价值的，而经济独立又使得政治独立完全。”⁽⁵⁾出于这种认识，他才在阿斯旺水坝问题上与西方国家闹翻，使埃及外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埃及也从此向苏联集团靠拢。他的亲苏外交政策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民族利益的产物，民族主义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纳赛尔主义的第二个内容是“社会主义”。在纳赛尔制定的最后一部宪法即1964年临时宪法中明确宣布：埃及的政治制度是“以劳动的人民力量的联盟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⁶⁾。其内容是：土地改革，要害经济部门收归国有，限制个人最高收入，征收高额所得税，建立国家计划部门，实行“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政策集中体现在1961年的《七月法令》中，其结果是摧毁了地主阶级，削弱了资产阶级，工人生活得到改善，部分农民获得土地，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得到了一些保障，从而使埃及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七月法令》才是“真正的七月革命”⁽⁷⁾。

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实质仍是一种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的理论家阿夫拉克曾这样解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唤醒其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最成功的手段，因为他知道：没有全体阿拉伯人的合作，阿拉伯现在的斗争是无法进行的，而只要阿拉伯人受剥削并分成主人和奴隶，他们就无法加入到这个斗争中来。”⁽⁸⁾社会主义复兴党虽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党，但它对“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理解，却与纳赛尔主义如出一辙。因此，纳赛尔主义其实是与自阿里以来的世俗主义振兴路线一脉相承的。自阿里以来，埃及为摆脱被西方奴役的厄运已做出图强奋发的不懈努力，为此它不得不接过西方的思想库，以作为对抗西方的有效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世俗主义便不可阻挡地涌进埃及了。无论是早期的王朝自强，还是后来的“自由宪政”，再到后来的“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落脚点是世俗化。近几十年来，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现代社会的共同趋势之一是世俗化⁽⁹⁾。看来埃及的发展也没有跳出这一断言。埃及现代化一直在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与传统的伊斯兰精神显然不符。但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埃及又不得不走这条路，这正是一切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悖论。

但纳赛尔主义仍然以失败告终了。纳赛尔提出平等的口号，结果却“产生一个由行政与军队特权分子及高级官员组成的‘新阶级’”⁽¹⁰⁾。一旦民众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立刻会心灰意懒。纳赛尔提出要高速发展，但在他“计划经济”的控制下，经济的活力被官僚政治扼杀了，发展目标并没有达到。纳赛尔高举反帝反殖的大旗，把埃及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受到最大的挫败：埃叙联合的计划（即建立“阿联”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干预也门的内战几乎把埃及拖垮；1967年，纳赛尔把埃及拉进了另一场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结果和1948年一样，埃及在战争中惨败，不仅军队被打垮，还丢掉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纳赛尔主义的民族旗手形象在旦夕之间就灰飞烟灭了，于是也和1948年以后的王国政府一样，埃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主义神经被触痛了。人们不再相信纳赛尔主义万能，开始对国家振兴的问题重新思考，这就是原教旨主义突然盛行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