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含义

什么是“世界史”？这个问题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但为了讨论世界近现代史的体系问题，似乎还需要从这里说起。

关于世界史的含义，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把它理解成“世界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这是一种“整体史” (universal history) 或“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的观念；另一种把它看成是各国历史的相加 (history of all countries), 事实上是一种组合起来的国别史。持第一种理解倾向的国内学者以吴于廑为代表。吴先生在逝世前曾多次表达世界史是一种“整体史”的思想。他曾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过程⁽¹⁾。齐世荣也主张这样看待世界史。齐世荣先生说：“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按照他的想法，在世界成为“全球一体”之前不可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他说：只有到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撰写到这时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²⁾。

在西方史学界最能代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思想的大概要算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还特意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说法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卷头语：“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³⁾有趣的是：巴勒克拉夫又以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他自己那本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全书卷首语。赫伊津哈曾经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对此，巴勒克拉夫评论说：“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史学界）的主要特征之一。”⁽⁴⁾

作为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巴勒克拉夫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必须用“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由此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世界历史”，确实只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马克思曾经对“世界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⁵⁾。如果说在19世纪，大工业还仅仅“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到20世纪，它就算真正完成了世界史的形成过程。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到世界的整体中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上提出的会议主题，就是如何研究“全球史”⁽⁶⁾。

从理论上说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其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却并不多，成功的作品就更少。对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国别研究是他们的专长，而且在国别研究中，他们感兴趣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专题。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努力构建“整体的”世界史，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世界史”只不过是组合起来的国别史。书写真正的“世界史”并不容易，“世界史”要求把握世界各地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缺失使多数“世界史”作品流为一盘散沙。

实际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撰写“世界史”的努力自古就有，被尊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历史》就称得上是西方第一部“世界史”。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已经把“世界”看成了“整体”，在他看来：各地方发生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以，“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⁷⁾。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谓世界史，按照我的理解，它不同于一切国家的历史组合，不是脆弱的拼凑，而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它贯穿古今，各民族在其中只起辅助的作用。各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序列的从属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的时间和程度来叙述。”⁽⁸⁾这种“理想的”世界史很少有人真的能写出来，比如波利比阿的作品基本上是当时“世界”的国际关系史，而阿克顿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则是典型的各国历史的堆砌，并且以西欧为中心。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世界史”在专业圈子里，是历史这一大学科范畴下的分支学科，它是有严格的学科含义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个单个的“国家”。但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同时也在一般的公众理解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而且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外绝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一本西方人编写的“世界史”著作中，绝对不会没有他本国的历史，而且一定对它大书特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的《世界通史》，现代人普遍承认，实际上在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历史”中，普鲁士中心论是他的基本主题。

中国人把“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世界”的概念，其“天下”观把中国视为中心，在它周围有一些番邦蛮国。这种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虽有记载“异域”的传统，但这不是书写“世界史”，而是对异邦风物的注意，常常出于猎奇心理加以记录。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雄独霸的局面相当少见，自希腊以降诸强并立的情况就几乎不断。如此一来，西方文化从来就承认多民族、多国家的“世界”格局，西方史学传统也就更多地承认“世界”的存在，因此更多地关注它们各自时代的“世界历史”，比如希罗多德、波利比阿记载希腊、罗马时代的“世界史”，兰克和阿克顿则记载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史”。

中国人关注“世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的介绍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早介绍西方历史的是一些翻译书籍，直至1949年，研究性的工作仍旧少之又少。专门研究“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是站不住的，许多在国外留学、以所在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回国后几乎全都要改作中国史⁽⁹⁾。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特殊背景，194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家，因此“西洋史”这个名称又盛行，取代了具有较大内涵的“外国史”。长期以来，非中国的历史都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西洋史”来表示，可想而知，这个概念和“世界史”的应有含义相去何等之远。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历史学界何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截然分开，并且不能够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史”概念。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得益于建国初期“全盘苏化”的政策导向。在苏联，“外国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研究“外国”历史而享誉学界的人不在少数。并且，苏联存在着公认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苏联科学院耗时十年编撰的《世界通史》10卷⁽¹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历史，其涵盖面包括俄苏在内的世界各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在引进苏联的“外国史”之后，一方面接受了“外国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给它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即“世界史”。这以后，“世界史”在中国就专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历史，它既做不到涵盖整个“世界”，又不具备西方“世界史”的严格定义，实在是词不达意，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很特别。但在引进这门学科的本意即建立统一的历史学体系方面，它却是完全成功的。下面就来谈谈世界史的体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