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体系

德巴里说：目前撰写世界史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巴勒克拉夫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的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实际上，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堆积在一起，写成一部“世界史”，这并不难；难的是形成一个体系。有体系的“世界史”就能最低限度地体现历史的整体性，没有体系的“世界史”哪怕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最事无巨细地复述出来，它仍然是一盘散沙。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的《人类史》，这部动用了大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集体创作的鸿篇巨制，由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果虽然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史料”，但“显然没有提供令人清晰易懂的模式”⁽¹¹⁾。齐世荣曾这样评论20世纪国际史坛出现的几部超大型世界史著作（包括《人类史》、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等）：这些著作虽内容丰富，撰写者都学有所长，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¹²⁾。实际上，缺乏体系的“世界史”一向并不少见，18世纪英国曾编过一部几十卷的《世界史》，但其破碎的程度，一如两个世纪以后的《人类史》。19世纪兰克和阿克顿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倾向，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体系”是世界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体系”？在我看来，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换句话说，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没有体系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堆积，其中堆积的知识越多，内容就越破碎。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巴勒克拉夫曾经问：如果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不是知识的堆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件应该写进“世界史”，因为它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事实又不具备这种重要性呢？他还问：如果如塔尔蒙所言，重要不重要取决于它是否关系到“有意义的整体”，那么衡量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¹³⁾？这个问题似乎把世界史学家推进了因果循环的绝境；但事实上，以“体系”为角度观察历史，有意义和没有意义都排列得清清楚楚。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穷尽这些细节；使用哪些史实来叙述历史，以及能否把历史重建为整体，其关键都在于“体系”。唐纳德·凯利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一种视野的意识，在这种视野之内进行历史探寻”⁽¹⁴⁾；建立体系就是自觉地运用这种“视野的意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因此可以说：建立体系就是建立判断的标准，确定“历史重要性”的依据；同时，建立体系也意味着对某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比如说，历史是否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发展的方向等。由此可知，体系问题不仅对世界史重要；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着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任何历史学有体系就能做到条分缕析，没有体系就会变得庞杂无章。

西方“世界史”编纂并不缺乏建立“体系”的传统。在中世纪，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形成一套用神学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历史只是上帝的意志在尘世的展现，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用历史本身来揭示人类历史是如何无可回避地按照上帝的安排在人间展开的，从而证明上帝无所不在⁽¹⁵⁾。启蒙时期，世界史的神学体系被打破了，伏尔泰用他的著作（如《论通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来确立以人类社会自身为线索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企图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¹⁶⁾。这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后一个历史阶段必然超越前一个。这种历史观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使它显得更加有道理。在众多历史学家中，还有人把自然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连成一条线，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必然延伸。在这方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个例子，他的书从宇宙和地球的形成写起，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¹⁷⁾。顺便提一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属于进步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循序递进，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以马克思的方法来书写历史，也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20世纪，有人对进步的历史观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历史未必是直线发展，文明有生有死，就如人的生命一样。各种文明生的生，死的死，相互交替，此生彼灭。因此历史运动毋宁说是循环的状态，并非随时间进展就一定进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文明生死的原因，寻找规律，揭示历史变迁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史体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斯宾格勒曾经这样概括循环的历史观念，他说：“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¹⁸⁾汤因比则构建了21种“文明”的生死循环轨迹，他同样试图说明，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¹⁹⁾。依照这种逻辑书写的“世界史”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尽管汤因比并未能避免堆积各国的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的“世界史”起步很晚，而且在含义上与国际学术界不尽相同，在“体系”构建方面也有其特殊背景。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史”形成后基本借用外来体系，尚未来得及创建自己的体系。迄今为止，中国世界史学界认真尝试建立体系的是吴于廑，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连续发表论文，阐明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最终把世界连接成一体。吴于廑的思想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于一部《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