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谈一谈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下，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就是构成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熟，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瓦解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中世纪西欧，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结构的存在，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24)。中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不断瓦解农业文明。这些事件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精神的扩展，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等。其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启动。与西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莫卧尔王朝的建立、满族的入关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因此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在我看来，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当准备阶段的各种因素大体上具备时（这在西欧各国都差不多），谁先在政治领域迈出第一步，谁就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对西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我们看到，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所有这些摆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无非是争取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起步早，有些国家起步迟，有些国家比较顺利，有些国家相对艰难，于是在现代化的时机与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政治条件的成熟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工业革命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但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一浪推一浪，社会经济全面变动，现代化在动荡中迅猛推进。
当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为争夺殖民地，欧洲国家激烈竞争；同时，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5)。总之，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西欧的某一个角落开始现代化，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此时，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生产能力几十倍增加，物质财富惊人地积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地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但同时西方社会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贫富不均，价值失衡，社会冲突频起，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社会就永远处于不稳定之中，于是各种“修补”问题的尝试不断出现。总之，在这个阶段上，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汇聚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尽管各国变化的方式和道路可以不同，但发展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一两个国家的特殊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政治、阶级的社会结构、阶级的文化、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由此我们理解诸如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骚乱与抗议、社会改良活动等。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就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的现代社会迈进的时候，现代化的浪潮也冲向全世界，造成了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西方国家从地理大发现时期起就开始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原有的文明形式（通常是农业文明形式）和社会结构（通常是农业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做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新出现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它所征服的地区，使其取得谋求现代化的手段，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26)。
不过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在反抗中，西方的优势得以体现，非西方国家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于是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原有的文明积淀越深，转变的过程就越艰苦，“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越加剧烈，社会动荡的规模也就越大、越悲惨。这就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现代化”，我把它叫做“反现代化”(27)。“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从那个时候起，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标志着“现代社会”可能正在发生质变。从经济结构看，工业生产的比例显著降低，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服务”正在成为主导性的经济部门。从政治结构看，超国家的政治层面已经出现，工业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政治单元即民族国家已遭遇挑战，主权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民主的内涵也在悄悄转变。从社会方面看，变动的趋势也很明显，社会分层、阶级结构、婚姻关系、工作方式以及生活、娱乐、购物、饮食等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特征，“全球化”更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总之，西方社会是不是正在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这是一个人们正拭目以待的问题。也许，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总之，回观世界五六百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我认为现代化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应该是一件可行的事。以上粗略地勾画了这一设想，不成熟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原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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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薛国中、安长春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 《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329页。
(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4)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及第242页。
(5) 马克思：《关于赞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6) 该次大会的三大主题是：（1）“全球化的视野：概念和方法”；（2）“千年纪、时间和历史”；（3）“对历史的应用和滥用及历史学家的回应”。见《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简报》 (Proceedings of 19th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奥斯陆大学，2000年；并见拙作：《探寻“全球史”的理念》，《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
(8) 《齐世荣史学文集》，第329页。
(9) 参见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0) 俄文本1955—1965年在苏联出版，1977年又加编出版第11卷。
(11)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4、247、248页。
(12) 《齐世荣史学文集》，第332页。
(1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0页。
(14) 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页。
(15) 中世纪神学历史学家认为《圣经》中的《但以理书》隐示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但以理书》曾预言“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它们在但以理的梦中表现为四只怪兽，被解梦者说成是四个相继出现的“国”。基督教历史学家说这“四个国”就是古代世界相继出现的巴比伦、亚述、波斯和马其顿，后来则有人解释成是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拿破仑帝国甚至“苏维埃帝国”，他们用这些说法来编制其世界史的“体系”。参见《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
(16) 转引自张广勇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所作前言，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18页。
(17) 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页。
(19) 汤因比批判“关于‘统一文明’的错误概念”，认为这种错误有三个思想根源，即“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5页。
(20) 这是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如齐世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见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
(21) “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时而表现为公开的阶级冲突形式，时而表现为隐蔽的形式，蒙上了思想体系的外衣，宗教的外衣和他种外衣。”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页。该书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比如科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进步过程”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千丝万缕关系中完成的”。见该书第18页。
(22) 《联共（布）党史》说：“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做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做原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而“研究联共（布）的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确保“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事业必将最后胜利”。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23) 参见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章。亦可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
(24) 详可见拙作：《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代序”。
(25)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2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27) 参见拙作：《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学术界》2001年第4期；《再论“反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例分析》，《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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