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麦克尼尔《世界史》

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之一，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West) 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止，迄今已出版20多部作品，包括《疾病与人》、《欧洲的草原疆界》、《追逐权力》等，在西方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6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世界史》 (A World History), 这成为他的另一本名著，广为流传，迄今已出了第四版。日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英文影印本就是此书的第四版，这本书的推出，将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什么是“世界史”，也了解麦克尼尔这个人。

《世界史》是一本约500页的单册书，篇幅并不大，内容却涉及整个“人类的过去”，作者的胃口显然不小。在“前言”中，作者这样表述他的写作动机：“我的书《西方的崛起》取得成功，这似乎有理由相信：一本小一点的书，可以使我个人对人类全部历史的看法更容易传达给学生和一般读者——这些看法无论怎样不完善，却还是连贯和有见地的，可以被人们理解、记忆，然后去品味。”⁽¹⁾可见这是一本通俗教科书，是写给“学生和一般读者”看的，目的只是向大众介绍作者的观点。不过书也写得太“大众”了：全书找不到一个注，只在每一篇后面附一个“参考书说明” (Bibliographical Essay), 开列一大堆书目，估计“一般读者”是不会费心去查阅的，而不“一般”的读者大概不会去看这本书。然而，书出版后却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书卖得很好，1971年就有必要出第二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卷中，已经把它说成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影响的两本书之一⁽²⁾。时至21世纪，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 (Jerry Bentley) 还说：“专业历史学家只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开始真正留心世界史，那是随马歇尔·霍奇森、斯塔夫里阿诺斯，尤其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工作而开始的。”⁽³⁾40年来，这本书一直是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以至1999年又出第四版。这一版和前三版最大的不同在最后一章，如作者所说：当代的事情变化太快了，即便修改也还是跟不上⁽⁴⁾。

一本“大众读物”，为何引起如此反响，乃至经久不衰，不仅在美国读书界始终有卖场，而且成为世界名著，以至它的英文影印本现在也进入中国，其中文翻译本不久也要面世？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知道什么是“世界史”——“世界史”的含义在中国是与国际学术界不同的。

在中国，“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凡是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可是这个概念很奇怪：难道中国不在“世界”吗？没有中国，世界还成为“世界”吗？但这个概念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是一个有鲜明历史记忆的国家，它有深厚的史学传统，然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却没有“世界”这个概念，它只有“天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中也没有“世界”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人不知道“外国史”。中国人意识到“世界”的存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为弄清楚突如其来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了解外国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史”的起源。可是这样一来，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中国史，它是中国以外的历史，是“外国史”。“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在其他国家，只要是“世界史”，就一定涵盖整个世界。

但在欧美国家，“世界史”又有特别的含义，为此首先要了解一些西方的史学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中是有“世界”这个概念的，在西方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国独大、君临“天下”的局面几乎没有过，自古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是强国并立、彼此竞争（例如地中海世界的多极状态），所以西方的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有“世界”的意识，把叙述“世界史”作为自己的使命，希罗多德、波利比阿等就体现着这种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把世界视为一体，在它眼中，整个世界都是神的创造物，服从神的统一意志，因此历史学的功能就是昭显神的意志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展开，从而歌颂神的伟大。因此，基督教的历史学仍然具备世界眼光，仍旧是世界史。启蒙运动开始后，世界史的传统继续维持，18世纪，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这样的人，仍企图撰写世界的整体史，把世界视为一体，只是他们以理性为出发点，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线性、单向、“进步”的，是世俗的人类史，这是他们与基督教历史学的区别之处。

但变化在悄悄地发生，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欧洲体系慢慢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谁先形成民族国家，谁就占领了发展的优势，而成为领先的国家。于是民族国家成了追求的目标，历史学也成了国家的工具，“世界的”历史让位给“国家的”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经历了从“普世”到“民族”、从“业余”到“专业”的转变。转变是从德国明显地开始的，德国各大学开设历史专业，聘用专职历史学教授，历史也成为学科，培养专门的历史学家。针对“专业历史学”出现，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分析说：“德国的概念把民族看作是种族共同体，为生存与扩张而奋力拼搏。作为专业的学科，历史学一方面追求严格和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爱国，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来写作历史。但这二者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历史的专业化本应该导致更大的客观性，事实上却使历史变成了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变成了宣传。”⁽⁵⁾总之，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从“世界”的历史变成了“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即便像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这些历史学家仍然在写作《世界史》，但这些作品已经“不是人类普遍的历史，而是被放在国家框架之中的诸开化民族的历史”了⁽⁶⁾，也就是说，这种“世界史”是各个民族国家历史的相加，是国家史的合写本。

就这样，从19世纪开始，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人类整体史就被“专业历史学”驱逐出西方的历史学领域，写“世界史”为专业历史学家所不屑，人们认为“世界史”不是一种学术，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中小学生应该了解的知识。进而，“世界史”只包括开化民族的历史，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如非洲）不在世界史范围内。开化民族中也只有那些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民族值得写，因此除了在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外，“没落”和“停滞”的民族也都不会在“世界史”中有地位。根据这种逻辑，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它的辉煌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如果真的有“世界史”，那么这部历史实际上就是欧洲史，并且是几个大国的历史⁽⁷⁾。“欧洲中心论”就是这样出来的。

二战以后事情再次发生变化，“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又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时代变化了，迫使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发生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⁸⁾世界明摆着不再是几个大国的世界了，因此“世界史”也不能是几个大国的历史。进而，世界已经变得交融一体，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完全放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来加以理解，它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专业历史学”不够用了，历史学出现了由“国家”向“世界”的转变，“全球史” (global history)、“人类史” (universal history)、“整体史” (ecumenical history)这样一些名词应运而生，其目标都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⁹⁾；而方法则是跳出“国家史”的写法，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写一部“世界史”⁽¹⁰⁾。

但这种“世界史”既和中国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世界史”不同，也和欧洲史学传统中的“世界”意义不同。它不同于中国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世界史”，是因为它的对象包含全世界，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可能只是“外国史”。它不同于欧洲史学传统中的“世界”意义，是因为它试图写一部全人类的整体史，既不是地区意义上的“世界” (如古代、中世纪人们的理解)，更不是国家史的相加（如海斯或兰克的《世界史》）。R·F·韦尔说：世界史是“对相互关系的研究”，即“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巴勒克拉夫说：世界史“关注的是各种文明的接触点和相互关系”，是“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¹¹⁾。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分支。二战后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好多新分支，比如“社会史”、“性别史”、“计量史”等等，而“世界史”就是其中的一个。“世界史”的任务是寻找把各种分散的历史（例如地区的或集团的历史）连接起来的人类交互网络，正如麦克尼尔所说：他要“勾画整体而互动的欧亚世界体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即使只勾画出一小点，也可以向广大读者表明：什么是“世界史”⁽¹²⁾。

这些就是麦克尼尔写作《世界史》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中写了什么？坦率地说，一本500多页的小书，就“世界史”这个大题目而言，容纳不了太多的内容。但他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表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理解。

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约公元前3500—前500年），文明出现，并逐步定型，形成了分布于欧亚大陆上的“四大文明”。不过这“四大文明”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大文明起源”，而是他所认为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的四大文明板块，即中东、印度、希腊、中国。他认为这四个文明并非各自独立地形成，而是始于一个中心，有共同的发源地。他说这个发源地是两河流域，因为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需要灌溉的，为大规模地组织灌溉，人们必须合作，由此而形成政府，以及在复杂社会中的分工和各种专门人才，文明于是就出现了。两河流域的文明向西传播到尼罗河，向东传播到印度河，这些也都是需要灌溉的地区，于是初始的文明相继出现⁽¹³⁾。为什么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处，而不在其他地方？麦克尼尔解释说：因为这里是陆地和海洋交通的衔接处，远古居民长期在这里交融交汇，较容易产生新思想和新做法⁽¹⁴⁾。麦克尼尔非常强调交往（商业、迁徙、战争等）在文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个思想贯穿于本书始末。

如果说灌溉是文明起源的触发剂，那么犁的出现使文明第一次扩散，这是在初始文明出现的大约1000年以后。犁的运用提高了非灌溉区的农业生产力，产生剩余产品，可以养活一个复杂的社会，于是文明也就从两河及尼罗河流域扩散到周边的天然雨水灌溉区，由此，一个地域广大的“中东大一体”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就形成了，其范围包括西亚、北非，涌现出好多古老的文明，如赫梯、波斯等。

大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又一件新发明推动了文明进一步扩展，即战车的出现。这一次发明产生在文明周边地区的畜牧部落里，畜牧民乘战车长驱直入，横扫文明地区，同时也把文明带到了更广大的区域。结果是操印欧语的人种占领了欧洲、西亚和南亚，另一些人则驾驶战车经过好多世代的跋涉，最终到达东亚，制服了黄土高原的农民，建立商帝国⁽¹⁵⁾。作为结局，三个各有明确特征的新文明出现了，它们是希腊文明（迈锡尼—希腊文化）、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征服后取代原先的土著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商朝开始）。这三个文明加上原有的中东，古代的四大文明就终成定局。此后至大约公元前500年前后，四大文明经历成熟和发展期，都进入铁器时代，间或出现帝国（亚述、波斯），形成庞大的疆域，但“世界观” (world-view) 的出现则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规范了文明的特征。按麦克尼尔的说法，规范四大文明的“世界观”分别是犹太教（中东）、佛教（印度）、儒学（中国）和哲学（希腊）⁽¹⁶⁾。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梗概。与书中其他部分相比，这一部分最有独创性，也最有新意。但同时这个部分的主观臆测性也最强，史实基础最不可靠。因为在那么遥远而缺乏文字也缺少考古证据的时代，文明何以从一个中心向外流传，跋山涉水，远行数万里，然后又安营扎寨，变成新的文明中心，再向周围传播，形成庞大的文明板块，除了进行创造性的推测，历史学家是很难找到真凭实据的。但既是推测就不能太当真，所以这个部分虽然从逻辑方面说组织得很好，但其可靠性却是可以大大地打折扣的。

人类第二个历史阶段从公元前5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后1500年，跨时约20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已经成形的四个文明各自巩固与发展，彼此间谁也不占优势。原先中东文明占有的优势（对其他文明的示范作用）现在丢失了，希腊、印度和中国文明都各自发展，不再承认中东的中心地位。四个文明内部都不断变化，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并且联系还持续增强；但文明之间是彼此平衡的，联系也都出于自愿。在四大文明外部，有强大的草原民族生存，他们经常冲击文明世界，对其造成破坏，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新的生命力，使其不断地发生内部的变革，而草原民族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而扩展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地域。草原民族的冲击还会给世界带来整体性影响，比如蒙古人西侵，其帝国虽说是昙花一现，但它却让阿拉伯民族一蹶不振，奥斯曼帝国乘机崛起。

在其内部的衍化中，希腊文明演变成欧洲文明（经历了希腊—希腊化—罗马世界—蛮族迁徙与基督教传播—封建欧洲的演变），中东文明则变成了庞大的伊斯兰世界（也分成阿拉伯主导和奥斯曼主导两个阶段）。在短时间内，希腊文明曾冲击中东和印度（希腊化），印度文明则扩散到中国和日本（佛教传播）；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四个文明鼎立的格局，也没有改变四个文明自身的特性。倒是草原民族的冲击给世界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不断地应付来自北方的威胁，草原民族也一再侵占中国的土地、建立自己的统治。但中国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冲击，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传统。印度也同样经历来自北方的入侵，虽说它一般而言能够保持原有的特色，但伊斯兰教的冲击、穆斯林建立政治上的统治（莫卧儿王朝），却给印度文明带来巨大的压力，影响到印度后来的历史。

也许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念，即作为“世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所以在书的这一部分，麦克尼尔的着眼点几乎全都在文明的互动上。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其中包括主体文明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草原民族与文明中心的互动。麦克尼尔使用了过多的笔墨来书写互动，特别是草原与中心地区的互动。相比之下，各文明自身如何变化、它们是如何演进的，它们自己有什么故事？这些似乎不在麦克尼尔的视野中，不被作者注意。在麦克尼尔眼中，文明是历史的行为主体，所以他的叙述是以文明为单位的，换句话说：如果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比作一个舞台，那么舞台上的人物是“文明”，故事发生在“文明”之间；舞台上的主角是四个，即四大文明，再加上一个草原配角，作者的目的是写出这五个人之间的相关故事，至于人物自身如何，他自己有什么故事，作者是不屑过问的。

所以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上，作者特别关注打破文明间平衡的三次“危机”（希腊化、佛教传播和伊斯兰扩张），以及草原民族的屡屡入侵（匈奴、日耳曼、蒙古、突厥……）。作者认为前两次危机没有留下永久性影响，第三次危机则留下了局部性影响；到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后时刻，一次最严重的危机终于出现了，即西欧的海洋扩张，它终于打破了文明间的平衡，把历史引入到下一个阶段，即第三阶段。但西欧的海洋扩张只是打破了平衡，并没有建立谁的优势；西方真正的优势 ("such crushing superiority") 要等到1850年以后⁽¹⁷⁾。换句话说，历史的第三阶段是平衡的破坏，历史的第四阶段才是西方的优势。不过奇怪的是，在他的书中，西方主宰世界的时代出现在1500—1789年之间，即历史的第三阶段，本书的第三部分，标题就是“西方主宰世界” (The Dominance of the West); 第四阶段（1789年以后）却是“全球大一体”时代了，第四部分的标题也是“走向全球大一体” (The Onset of Global Cosmopolitanisn)。这么一来，在麦克尼尔构建的人类历史大厦中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优势”和“大一体”混杂不清。“西方的优势”和“全球大一体”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作者并没有作出解释。按照作者的思维能力，这个灰色地带是不应该出现的，看来作者有隐忍之言。

麦克尼尔关于文明平衡阶段中国文明的看法非常有趣，因此不妨拿出来略加介绍。作者认为中国文明此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说：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后来流传到欧洲，对欧洲的技术进步起了推动作用；中国航海技术成就很大，能够把大量商品运送到南海，而这些商品是欧洲人十分垂涎的，因此中国的海上贸易实际上起到了刺激欧洲商业复兴的作用；商业复兴又直接引发西欧的海洋扩张，即第四次危机——如此推论，其结论必然是：中国的发展导致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变迁，也就是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作者还认为，按照中国当时的能力和水平，在西欧开始它的海洋扩张时，中国是有可以阻挡这个趋势的，但中国政府不仅不阻挡，反而实行海禁，不准人民下海经商，放弃了这个机会⁽¹⁸⁾。但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压制工商业，而不像西欧诸国那样扶持工商业呢？麦克尼尔解释说：中国政权是控制在士绅阶级手里的，士绅阶级不需要工商业，因为在中国，靠农业发财会更快。农业财富比工业财富增长更迅速，原因是中国找到了一个新的稻米品种即双季稻，从而使士绅的财富翻倍增加⁽¹⁹⁾。如此解释，对不懂中国历史的外国读者来说应该是很圆满了；但中国读者读了之后，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前面已经提到，历史的第三阶段是“西方主宰世界”。作者说：在这个阶段，西方持续向世界冲击，先是在文明外围地区，然后向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世界；最后，在1850年前后的大约十年里，奥斯曼、莫卧儿、满清、日本等最坚固的文明堡垒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因此，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是西方的崛起，非西方则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学习西方，从而开始了延绵不断的“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直至今天，它仍然是非西方国家的中心议题⁽²⁰⁾。

按照这个思路，书中第三部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继之以“欧洲的自我转型”和“俄、美成为欧洲的外围”等。再接下来是其他地区在西方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并最终被迫做出学西方的选择。如此结构，很符合作者关于世界史是“互动”的理念，也符合四大主角唱一台戏的舞台构思。但有趣的是，地理大发现用了一章篇幅，“自我转型”也是一章篇幅，内容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发展、殖民地建立、欧洲外交关系和战争等，每一个内容都很简略，一般只是一两页。显然，在作者脑子里，地理大发现比其他所有内容都更重要。不过这的确体现着作者的思路，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作者认为“世界史”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互动”，角色自身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像文艺复兴这些内容便是无足轻重的，它们不在“世界史”的观察视角下。这种倾向在“欧洲旧制度”一章中表露得更加明显，这也是叙述欧洲自身变化的一个章节，然而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专制王权”、“启蒙运动”、“开明专制”这些词居然都没有出现，更不要说这些词所表达的历史内容了!为了避免“专制统治”、“民族国家”这一类概念，作者使用了“旧制度” (the old regime) 这个术语，把1648—1789年的欧洲史都放在这个概念下；但“旧制度”是专指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专制制度的，它不应该用来指英国的议会制度或普鲁士的军国主义⁽²¹⁾。显然，为了回避某些内容，即欧洲自身的差异与变化，作者有意识地混淆了许多现象。然而正是这些现象体现着欧洲的变化，如果欧洲不是靠自身的变化而集聚了“主宰世界”的条件，那么西方的“主宰”又如何成为可能？舍弃了近代欧洲自我变化中那么多实在的内容，“西方崛起”就只能够剩下诸如“活力”、“创新”、“多样性”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了⁽²²⁾。总之，西方何以摆脱原先与其他文明平起平坐（甚至更微弱）的地位，而超乎于他者之上成为“主宰”，这本应是第三部分需要交代的问题之一，但因为作者把“世界史”定位在“文明之间”的互动上，所以各文明内部的变化与互动，就被不恰当地忽略了。

书的第四部分是“走向全球大一体”，时间从1789年开始，延续至今，在作者眼里，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阶段。按作者的理解，这个阶段从法国的“民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然后欧美跟上，世界其他地区也随着做出反应，于是出现了全球性的变化——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全球大一体” (global cosmopolitanism)。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得益于工业和民主，力量无比增大，到19世纪末已经把整个非洲和大部分亚洲置于自己统治之下了，而世界整体则被罩进一个巨大的全球商业网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但这不意味着它们退出全球大一体过程，相反，“政治独立使现代性特征更深刻地扎根在非西方世界的每一个部分”，它们更深入地融入这个大一体的过程之中去。在作者看来，现代世界同时具有“分”、“合”两个趋向：科学、技术和弱小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使世界连接为一体，地域、语言和维护地方文化特征的要求又使世界体现出分离。人们很难预料今后的世界到底会有多少“分”、多少“合”，但城市化、工业化、官僚化和自动化在改变着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全球大一体”第一次成为人类的现实⁽²³⁾。“全球大一体”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更熟悉的术语“全球化”，麦克尼尔只是使用了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在60年代末，麦克尼尔就提出“大一体”的概念，这应该说是有相当的洞察力的。

不过从“世界史”引申到“大一体”即“全球化”，这应该是“整体史”的必然逻辑。麦克尼尔说他主张使用“整体史”这个概念，看来他在表达他的理念，即人类历史的整体运动这一点上，确实取得了成功。其实，回过头去观察麦克尼尔绘制的那幅人类历史演化图，不难看出它的主思路：文明从一个点发生，变成四个点即四个主文明；四个文明平起平坐，不分上下，后来平衡被打破，西方占了优势；其他文明学习西方，世界进入“全球大一体”。这本书的整体思路就是这样，到第四部分就画一个句号。

然而从写作方面看，第四部分应该是最平铺直叙的，所陈述的内容也最为人们所熟知。这个弱点在最后一章“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大一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这一章恰恰是本书第四版所作的最大改动。不过，这个时期的内容实在太多，同时从“文明互动”的角度看，“互动”关系也最复杂。作者还要力图维持书中各部分之间的篇幅平衡，所以不愿把这个部分写得太长。所以这个部分就基本上写成了流水账，而且“互动”这个主题也没有前面几个部分点得清楚（也许是他故意不点得太明确？）。从技术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凡写世界通史，到了最后总是这样，历史学家终究是写历史的，写到现实，就有一点束手无策。因此我们对这本书以平铺直叙退场，也抱欢迎的心态。

总结一下，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麦克尼尔是反欧洲中心论的，他在“前言”中就说：要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²⁴⁾。他的书把文明作为主角，写“文明”而不是写“国家”，目的就是要打破欧洲中心论。书中四大文明是四个主角，每个文明的发展都是从古到今有基本完整的交代。全书篇幅也大体上在四大文明之间平均分配，有意识地避免欧洲的比重过大。除四个文明外，作者也注意到了“边缘地带”的情况，所以在远古有“野蛮人”，后来有“草原民族”，再往后又写到“海洋人民”。边缘与中心的交流是他的一个重点，相比于他以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确是一个突破。

但麦克尼尔同时又是个“文明单中心论”者，意思是说：文明从单中心开始，也以单中心演进。他认为初始文明产生于一个点，后来向其他地方传播，才变成许多文明。四大文明的形成中，起先也各是一个点，然后向外围辐射，造成了四个不同的文明区。在文明发展的全部历史上，任何技术或制度的变异都是从某一个中心开始的，这个中心是原创地，带动了其他地区跟上：犁、战车是这样，火药、印刷、指南针也是这样。顺着这个逻辑，“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也应该是同样的情况，但恰恰在这一点上麦克尼尔停住了，他不说这句话，尽量淡化这些问题，所以他的书中对这些问题就谈得很少。探究其原因，应该是他的“反欧洲中心论”和他的“文明单中心论”发生冲突了，他担心再往前走就又回到“欧洲中心论”，他情愿让自己的写作保留着一道不明显的裂痕。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麦克尼尔提出了他独特的历史分期法。历史分期是历史学家主观的思考，各种各样的分期方法都可能有。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某一套概念是基本认同的，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不同学派、不同政治或学术立场甚至不同的个人都可能对这些概念提出不同的理解，但对这一套概念都基本默认。麦克尼尔却不接受这一套概念，他的书中也没有出现这些概念。《世界史》中四个部分，实际上是他对人类历史的四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文明的起源与四大文明的定型”，时间从远古至公元前500年；第二阶段是“文明的平衡状态”，时间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后1500年；第三阶段是“西方主宰世界”，时间从1500年到1789年；第四阶段是“走向全球大一体”，时间从1789年至今。可以看出来，他根本不承认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些概念，他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看法。

这里不评论他的划分是否合理，如何划分终究是他自己的事。但极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出现了时间和内容的错位，这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个错位，就是：1789年以前西方并没有真正主宰世界，西方的“优势”发生在1789年以后，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麦克尼尔自己是知道的。但在他的书中，历史的第三阶段是“西方的主宰”，第四阶段是“走向全球大一体”——主宰提前了，真正主宰的时候却变成了大一体⁽²⁵⁾。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回到刚才提到的那道裂痕上去：原来麦克尼尔确实有隐忍之言，他不愿把“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冲击力说得太厉害，否则可能让读者误会，以为他在宣扬欧洲中心论。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麦克尼尔书中关于欧洲自身的变化内容如此稀薄，即便是“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也几乎是轻车简从的。然而如此小心翼翼却有可能走向另一个偏颇；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也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他却说过：“有人想错误地否认欧洲历史在世界史中的特殊作用，这种做法只是枉然。”⁽²⁶⁾这个批评是否有所指？也许，麦克尼尔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那道裂痕，那就是：“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历史的作用”是有区别的。

第三，《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文明的互动，强调文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历史有整体性，而关系则是整体性的体现。在这个方面，麦克尼尔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很大的成功。麦克尼尔对这一点始终很清楚，他说他写《世界史》，是要把“整体而互动的欧亚世界体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勾画出来，说的就是这一点，而且做得很不错。但世界史仅仅是“关系和影响”吗？还有没有其他东西？仅就“关系和影响”而言，是什么造成了“关系和影响”？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被思考。麦克尼尔强调文明的交流，认为交流推动发展，一地出现的变化会给其他地方带来压力，甚至威胁，迫使其他地方做出反应；交往是变化的动力，在最容易交流的地方文明也最先最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对的。但变化的最初动力又从哪里来？即使变化只有一个原初点，那么这个原初点是如何进入变异的？一些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文明变异，为什么首先在这里产生，而不在那里产生？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他在谈论历史变化时，强调了互动，却忽略了内部因素，这种倾向是在破除历史的“国家史”写法时出现的（“国家史”注重的是“内”而不是“外”），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在规避一种偏颇时很容易走向另一种偏颇。此外，他在谈论早期文明的出现时，似乎把技术进步（如犁、马、战车等）看作是动力，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坚持到底，越到后面，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似乎就越不被提起。这大概是故意的吧？因为近代的技术进步是从欧洲发起的。在《世界史》中，只有一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互动”，其他观点都只是断断续续，这就使《世界史》暴露它最大的缺陷，即缺乏主线条。不过“互动”确实体现着“整体历史”的基本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麦克尼尔的这部“整体史”的确是非常成功的。

原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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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四版 (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牛津1999年版，前言，第xvi页。

(2) 另一本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其中第二卷1966年出版，第一卷1970年出版。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6页。

(3) 杰里·本特利：《什么是世界史？》 (Jerry H. Bentley, "What Is World History Now?"), 为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召开的“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大会论文第4页，未出版。

(4)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前言”，第xiv页。

(5)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如何从跨文化视野书写现代史学史》 (Gerog G. Iggers, "Ideas on Writing a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from an Intercultural Global Perspective"), 为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召开的“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大会论文第204页，未出版。

(6) 埃克哈特·富克斯：《德国的世界史写作与教学》 (Eckhardt Fuchs, "Writing and Teaching World History in Germany"), 为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召开的“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大会论文第165页，未出版。

(7) 可以用中国人了解的一部书为例，即海斯等人著《世界史》 (Carlton J.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该书1932年在美国出版，1974年翻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基本内容就是几个欧洲大国的历史相加和相互关系，其他地区则只在它们被值得注意的时候（如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拉美独立战争等）才被写进去。这样的“世界史”从兰克开始就有了，其思路和体系，不仅在西方史学界一以贯之，而且在苏联的世界史体系中也是这样，可参见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

(8)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3页。

(9) 同上书，第242页。

(1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1)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7页。

(12)(14)(18) 威廉·麦克尼尔：《变化中的世界史形态》 (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为“世界史的历史与理论大会” ("History and Theory World History Conference", March 25-26, 1994) 提交的论文，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10/041.html。

(13)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3页。

(15)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50、103—104页。

(16) 同上书，第4—6页。

(17) 同上书，第132页。

(19)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254—255页。

(20) 同上书，第295、298页。

(21) 而本书确实把英国议会制度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归在“旧制度”之列。见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363、366页。

(22) 这是作者自己对“欧洲主宰”的解释，书中专有一小节谈其原因。见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376页。

(23) 同上书，第413—415页。

(24) 同上书，“前言”，第xv页。

(25)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的优势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在此之前两百多年是西方的“崛起”期。西方丢掉它的优势是在二战以后，而这个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2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