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个夜晚·江家

下卷·我与崇贤

裘家兜，1973·胡建伟

裘家兜是我生活了五年多的地方。1973年7月13日，我被历史投放到此地，于是，我的人生就和这个地方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生走向也因此而改变。之前我写过一篇《裘家兜务农记》的万字文，觉得意犹未尽，如今再铺纸援笔，觉得应该再记录一些人事才好。

裘家兜地方不大，有粮田、藕塘、鱼塘，还有一条九曲港。五六月，苦楝树开始放花，紫白色的花簇拥着开在枝头，带点甜味的馨香弥漫了整个贫穷的村庄，让人的呼吸都变得舒缓和深沉了。三家村有一条小河，是运河的支流，东西走向。凌晨开始，河里便热闹了起来，橹声欸乃，划楫淋漓，泛些天光的河面倒映着勤奋农民的身影，烟火明灭，有咳嗽声，有嘤嘤说话的声音。三家村河流淌不久即分岔，一条直指独山，一条则北折向裘家兜。春天时节，彼时天朗气清，九曲港两岸绿起来，不知名的花次第开放，芦苇在风雨中拔节，让两岸的曲折中充满风景，船在河中划行，有野鹜从苇丛惊起。夏和秋，九曲港里船楫穿梭，人声鼎沸。瘦骨嶙峋、肤色酱赤的人们，把浑身的力气都倾注在夏收秋种上，船的速度让整河的水都沸腾起来。满船的人，满船的稻谷，满船的种荸荠和种慈姑，亦是满船的骄阳，满船的汗水。冬天的九曲港，是沉寂又热闹的。萧索冷静的河里，沉寂是乡村的一种休憩和蓄势。冬闲的九曲港，常常会有另一种热闹——彩旗飘展，锣鼓铿锵，送亲与娶亲的婚船在河里相遇，“潮头货”嗷嗷地呐喊，五彩缤纷的水果糖此起彼伏地抛起，落到船上，落到水里，欢声笑语不止，锣鼓更是急急走。

我的房东杨阿补，在我落户到他家时，年纪应该不大，约五十岁，已头发斑白。他是个和蔼的人，常笑，寡言。一笑，脸像绽放的菊花，露出一嘴的黄牙。吃饭时，杨阿补朝我笑，以筷子指菜碗，曰吃，就不再说话，先自闷头吃起来。我从镇上来，与素昧平生的一家人同桌吃饭，开始难免拘束，甚至有了最好别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念头。刚和他们一起搭伙时，就出了两件尴尬的事。桌上多了一碗面，面是咸菜烧的。那天杨阿补几次以筷指面，盛情劝吃。我是个爱面之人，物质匮乏年代，咸菜烧面便是美味佳肴，在他的盛情之下，我捧过面，呼啦呼啦便吃起来。待吃完，我发现一桌的眼睛都惊诧地望我，我便觉得这面吃得肯定有些不妥。后来询问乡邻，曰此间风俗，有客来，为表热情，便设法烧一碗咸菜面，放在桌上，添一菜也，作为公菜。我懵懂无知，将一桌最好的菜误吃了。我从小是个积极向善的人，在房东家搭伙，我就决心要寻找机会为房东做些好事，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水缸早挑满了，地早扫干净了，桌子早抹得锃亮了，这是家勤劳的人家，我似乎无忙可帮。吃着饭，我终于找到了帮忙的机会。匆匆吃完，我就等着。全家吃完，我就要收拾桌子，想做一次好事，洗一次碗。在家我从不洗碗，而那时我特别想为房东家洗一次碗，洗碗一时成了我的心结。以我年轻向善的心，便较着劲想我怎么就不能洗碗。为了表示我的确非常真诚地要洗一次碗，饭后我和杨阿补的儿媳便夺起碗来。我和她同时抢了一只打了补丁的碗，我用力一掰，啪，碗碎成了两半。全家都被定格在错愕的状态。洗碗不成，碗先碎了，好事做不成，错误却已铸成。那时地上如果有缝，我肯定就钻下去了。杨阿补摇摇头，说男人家洗什么碗啊！乡村的热情与观念就这样剥夺了我的美好愿望及可以付诸的行动。我当时住杨阿补家，他家有一羊圈，大约有二十平方米。推开大门，低头进去，昏暗中羊在栏里乱窜，羊叫的声音还算温和，不至于吓一跳。上楼是一木棒扎起的简易楼梯，不高，五六档即到楼上，阳光从楼窗照进来，有豁然开朗之意。住在湖羊们上面，比较难耐的是黄梅季节。江南的连绵阴雨，时晴时雨的潮闷天气，让人有身处炼狱之感，羊粪味羊骚味裹着热浪一阵一阵地从楼板缝和楼梯口涌来，就是歇着，人的脑子也已经木了。乡村劳动，大多拼的是体力，但意志的血拼有时更为重要。比如挑羊粪，就是会令人厌恶我至今不能淡忘的一种劳动。羊圈是用稻草一层一层地垫高的。一层稻草铺上，湖羊们在上面踩啊尿啊屎啊，便再铺一层。如是层层加铺，湖羊们则不遗余力地排泄，等到起粪时，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考验了。赤脚进羊圈，一站稳，羊粪水便嗞嗞地溢进脚趾缝里，这时，我全身的毛孔惊恐地张开了。把羊粪装到土箕里，就得用手去撕扯已经纠缠不清的粪水稻草，奋力一拉，粪水溅到脸上身上。紧要关头，意志便出来调整心态，贫下中农能干，我为什么就不能干。于是，我继续在粪水泛滥中炼一颗红心。挑羊粪到田里，路上清新的空气立马使人有重生之感。田埂上，撕碎了羊粪稻草，一堆一堆抛向田里。一天劳动下来，收尾工作便是洗澡洗手洗脚，“西湖”牌肥皂在当时是紧俏的东西，洗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洗不去恶心的羊粪味。吃饭时捧起碗来，羊粪味扑鼻，五脏六腑便翻腾起来。

机埠旁边造了一排平房，平房沿河，顽石垒就，好像不怎么容易抹灰，晴天有灿烂的阳光漏进来，冬天有凛冽的风从石缝中钻进来。这是大队里为知识青年造的房子，钱是国家的，房子造的实在粗糙，应该说在三联大队，除了羊圈，知识青年住的这些房是最差的了。我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了两年，算是练了胆子练了筋骨。夜里内急，广阔天地嘛，哪里不可嘘嘘，门口一站，便可解决。夜半时分，糊里糊涂门口一站，开始嘘，皎洁的月光一照，神智便有些清醒了，眼前景致让我魂飞魄散，转身逃进屋里，半天缓不过劲来。石屋门口，一尿之地，月光下枯索的桑树间，森森白骨、骷髅狰狞。当地风俗，人死入棺埋地三年，然后清棺移入骨殖瓮，堆小小坟头，而却常有野狗扒坟，这是我观赏到的最恐怖的夜景了。秋粮收起，乡村一片萧条，衰草连天。稻草收回来，作烧饭的柴火，作垫羊圈的储备，也拿去王家庄对岸华丰造纸厂仓库售卖。家庭妇女们则开始作过冬的准备，把稻草叶子扯去，只留结实筋道干净的稻草芯，扎好，架到晾竿上晒。太阳底下，这精心处理过的稻草闪着金子般的光。这些稻草，天一冷，就要铺到床上，做草席底下的温暖垫子，就地取材，绿色环保。我也准备了三捆稻草，冬天来临时，便觉乡村冬季保温工作的简便实在。竹床上铺了太阳味的稻草，上覆草席，躺在上面软且暖，这是乡村生活的一个小小智慧。隆冬时节，滴水成冰的日子来临，我住的石屋有风雨飘摇之虞。稻草带来的温暖已经不再，躺在床上瑟缩成为一种常态，无数个夜晚无法入眠，是因为冬夜寒冷的侵袭。某夜我被冻醒，便掀被，赤膊短裤立于床前，身上热气烟消云散，坚持十分钟已是如患狂犬病般牙齿咯咯作响，再咬牙坚持五分钟，再上床，裹紧薄被，须臾已是全身发热，不久即入温柔之乡。

杨副书记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大队领导干部，那时他很年轻。个不高但敦实，寸头、圆眼、短鼻、厚唇，走路跨大步。“双抢”时期，杨副书记常常戴一巴拿马式宽沿大草帽，冷不丁就出现在有些凉风的高高的桑树地头了，他边用白毛巾揩汗边神色冷峻地扫视劳动的人群。偶尔也会跳下田去，操起一把秧，“唰唰唰”干起来。插完几把秧，他就隐身于桑林枇杷林之间了。杨副书记于田头巡察作了示范后，便回他的办公室。大队办公室在湾里塘，俗称水阁。水阁其实就是吊脚楼，这是此间罕见的建筑。从九曲港的这边可以看到许多粗大的木柱和条石撑起的木楼。这楼一半建在岸上，一半悬在水上，楼边有一青石河埠，水阁下面总是系着一条小船，晃晃悠悠。整个水阁形制，文人们看见，肯定会觉得很有水乡情调。大队医务室就在水阁一楼。医务室原有一位部队里回来的卫生员在做赤脚医生，后来又来了位漂亮姑娘。姑娘姓范，是水阁对面二队的人。范姑娘的身材容貌在当时农业学大寨以“铁姑娘”为时尚的年月，堪称奇迹。何谓“铁姑娘”？农业学大寨，男女同工同酬，姑娘们插秧便插秧，割稻便割稻，即便是挑担，也是捷步如飞赛男人。一百多斤的泥担，把乡村姑娘都压得身材壮实，屁股大腰腿粗，少有女人模样了。范姑娘眉目清秀，肌肤白皙，身材苗条，一开口有嗲嗲的甜味，且目光稍斜，不经意地媚你一下，把整个乡村的年轻男人都惹得有些心跳过速。在许多男人吞口水的时候，范姑娘的人生便已有些尘埃落定，在我们杨家埭五队队长的撮合下，范姑娘的生辰八字给了一位大队干部的儿子。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是英俊得可以，他在某部当海军，穿着四个兜的海蓝呢军装，已经做到鱼雷快艇的艇长。探亲时，在冬日的阳光下，他站在木桥头笑呵呵地和路过的父老乡亲招呼，一遍又一遍地发着香烟，惹得姑娘们都动了心思乱了方寸。这位有模有样的艇长，一时成为乡村茶余饭后的传说。范姑娘成了海军艇长的未婚妻，郎才女貌，这似乎就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的事。范姑娘果然成了大队干部的准儿媳，不久又成了赤脚医生，这也似乎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的事。范姑娘很快学会了搽红药水碘酒，还学会了打针开肚痛腹泻感冒药。范姑娘去田间行医的时候，戴宽沿大草帽，背人造革红十字医疗箱，两条拖及腰下的长辫一左一右地晃，一出现，田里劳作的男人们便来了劲，嗷嗷地喊起来。这便把乡村的男人世界晃得恍惚起来了，食色都匮乏的年代，范姑娘无疑是乡村的一个传奇。

第二年，范姑娘犯事儿了，大队团支部开会令她做检讨，范姑娘拿出一个旗鼓牌香烟壳子，翻转放在桌上，上有密密麻麻的字，范姑娘不识，推给坐在身边的杨副书记。杨副书记在那样的年代，有时嘴里也会淡出鸟来。当然，他有办法。某日下午，他扛一长长晾衣竿，跨着大步来到河边。河里有许多草鸭，杨副书记大吼一声“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便奋力以竹竿贴水面横扫鸭群。竹竿所到之处，鸭们惊叫扑飞，待河面复归平静，水上已见草鸭遗体三二。前年我重访曾经的三联大队，听说杨副书记晚景落寞，感觉也是人生轨迹所致，敦厚不足，张扬有余，所谓挟时势之风者，风过处，一地鸡毛。徜徉田头，风景依旧，正是荷香莲妍时节。大自然给人的启示是，天地依旧，人事兴替，人类的演绎终不过是大地的点缀。我摘取一只莲蓬，剥出仍有些青涩的莲子，脑海里不由跳出一行字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

裘家兜务农记·胡建伟

裘家兜，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三十七年前的盛夏，我成了裘家兜的一个毫无根底的农民。那一年，我十六岁。

裘家兜这个地名，是我后来知晓的。其时，一条插满彩旗的轮船，一路喧天锣鼓，热热闹闹地把一船懵懂的塘栖子女沿运河向西，又折向南，拖到了二十里开外的余杭县沾桥人民公社。从俞泾渡码头上岸，一路已是骄阳高悬。人民公社机关也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的样子。就这样，没见过世面的我，第一次和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准确地说应该是少男少女吧），受到了莫名其妙的隆重礼遇。公社的高音喇叭有振聋发聩之功，尖锐高亢的女声在不间断地宣读伟大领袖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撩拨起人的光荣感，也让人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而惴惴不安。欢迎大会开完后，知识青年们便被“瓜分”了。各大队来的干部吆五喝六地喊着知识青年的名字，整齐的队伍迅速被瓦解。

1973年7月13日，骄阳似火，十多里乡间疾走的体验，让我在兴奋之余深深感到来自全新生活的一丝恐惧。酷热中的行走，成为我艰难乡村生活的一个前奏。谁也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如何面对生活。因为，那时我们并不善于思考，只知道跟随革命的大潮，坚定只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可能完成人生的理想、完善健全的人格。那时我们只在革命激情和革命口号中冲浪，我们还没有触摸到生活的坚硬。我们无法思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会思考或无法思考，可能就是一种幸福。

我和几个知识青年被三联大队的杨姓副书记领着走向我们将要“大有作为”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三家村。过桥往北约三里，就是我要扎根一辈子的三联大队了。三家村，我是早几年就知道的。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徐育宽先生，当时蛰居于东塘初级中学，博学且精通古典诗文，又兼及民间人文轶事。徐老师可以给我们讲毛主席诗词，也可以讲国际时事，讲黑格尔讲康德讲联共布，还可以讲烘豆茶讲晏殊的“小园香径独徘徊”。我们曾凝望他走进教室还嚼着的那半只刀切馒头，无比羡慕，还偷喝过他的盐水瓶里的让人陶醉的绍兴黄酒。某次语文课，徐老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三家村，说以前的三家村肯定是个好地方。何以见得呢？他说见过三家村凉亭石柱上的一副楹联，叫作“仆仆风尘何妨小坐，依依杨柳莫误归程”。说旅途劳顿，凉亭小坐，然莫让运河畔凉亭边美妙的风光迷失了归路。前人镌刻的，是一种风景和随之而来的愉悦心情。1973年7月13日午后，我见到的三家村，则是烈日下人影憧憧的一处临河小街。有小石桥贯南北，有橹船从河中过，有成群的拖着猩红长舌俯卧在地的草狗。当然，此情此景，已全然没有凉亭楹联的古典诗意了。走过三家村小石桥，右转碎石路蜿蜒，田野稻穗低垂，晃眼的阳光下只是一片沉寂。路上田里都看不到人影，有淡淡的荷香伴着燥热，却绝对没有悦人的感觉。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歇下来，喝一碗茶。杨家埭是一个不大的自然村，南北走向狭长一路，村头有一株很大的苦楝树。杨副书记没有带我去大队部，知识青年都已分配到各生产队，他就直接带我去了杨家埭。杨家埭在三联大队中排行老五，正确的说法是沾桥人民公社三联大队第五生产队。三联大队有五个生产队，比如杨家埭、木桥头、湾里塘……不晓得这个大队为什么叫作三联大队。我进村的时候，“双抢”已经开始，杨家埭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热火朝天。杨副书记带我去落户的杨阿补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在晒谷场边停了下来。这时我身边出现了一位中年农妇，她很惊奇地打量着我，说这知识青年这么小这么瘦啊，这么个“芽头儿”快热死了。她倒了一碗茶给我，碗是大碗，有一个陈旧的缺口，混浊的茶汤有点泛黄。我从没有一口气喝下这么一大碗茶，但那时我真就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抹了下嘴，却下意识地盯着地上的茶壶。她笑了笑，又给我倒了一碗。我又一口气喝了下去。两大碗茶喝下，只觉肚腹鼓胀，舌头发糙，人却缓了过来。不到半个月后，村里有哀号声，我循声去凑热闹，就看到那位给我茶喝的女人直挺挺地躺在自家的堂前，一盏十五瓦的电灯，一盏忽闪火苗的长命油灯。她死了，她死于疾病。那时我看到她躺着的身体，觉得昨天下午在田里遇到的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卷走。这位已经死去的女人有着秀气的脸庞，有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还有一副娇小的身材。我不知道她年轻时是否有许多追求者。我的确无从了解她的前世今生，但在我心里她却是我踏进社会碰到的第一位印象深刻的女人。这位乡村女人好奇地曾经打量着我，大声小气地说着话，她就那样给我倒了一碗茶，又倒了一碗茶。这是留在我心里的永远不能磨灭的乡村印象。我们素昧平生，但一个刚离开家庭即将开始在乡村刨食吃的古镇男孩，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她的热情和善良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人生趋向光明，茶也是越喝越好，什么径山、龙井、毛峰啊，什么碧螺春、乌牛早啊，什么苦丁啊，什么普洱、祁门、大红袍啊，红茶绿茶，和清敬寂，谷雨明前，汲井烹茗，犹沐春风。然此生饮茶，总觉人生最好的那杯茶，非我初到杨家埭那女人给我的一碗莫属了。

“知识青年”的叫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老人家发了个号召，革命青年纷纷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成为知识青年，至今想来仍是个黑色幽默。一个只读三年小学两年初中，只识了些字读了些毛主席语录的人成了知识青年。哈！现在想来仍觉幽默。当然，更幽默的是在三联大队的知识青年中只上过几年小学的不乏其人。做知识青年的好处是，国家有些安置政策，比如我作为知识青年就分到了一张小方桌，一张条凳，一面粮橱，还有二十块钱，买了煤油炉和锅碗瓢盆若干，铁耙、锄头、蓑衣、箬帽若干。这就是我人生初级阶段的全部生活和生产资料。在举目无亲的乡间，我开始感觉到人生并不如歌。一个人，恰如一颗没来由的种子，无论撒到哪里，结局一定是自生自灭。然而在生活的坚硬面前，只有能够坚忍地前行的人，才有可能看到生活的希望，才有可能享受生命的快乐。在房东家吃完两大碗饭，我的想法是，在这里可以吃饱饭，这是一。二呢，是从现在开始，胡建伟，你就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如果说下乡第一天从公社到裘家兜的烈日下奔走，犹如《水浒传》里的一百杀威棒，那么接下来的“双抢”，就是传说中的炼狱了。每天天未亮，政治队长的吼声在黑暗中响起，家家户户开始做饭。我坐到落户人家饭桌前时，脑子仍处于沉睡状态。早饭是在昏暗的电灯下吃的，饭是糙米干饭，菜有咸菜肉片、酱油冬瓜、炒葫芦、炒丝瓜，有时还有红烧肉。榨菜蛋花汤每餐都有，切细的榨菜丝加入蛋花做成的汤，乡村俗称“榨蛋汤”。“双抢”期间的农家菜，在物资极其短缺的年月，实在可以说是丰盛无比了。但事实上这是由于繁重无比的劳作，消耗太大，才让乡村农户当家人作出这样一个极其慷慨的决策。田间劳作日复一日地刮走了人们身上仅剩的脂肪，每天的荤腥被视为能量的补充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平常日子，农户难得见荤腥，于是乡村有谚语曰：“吃素碰到月大。”在没钱又少肉的年月，人们就只喜欢那大鱼大肉，而碰到三十一天的月份，就倍觉煎熬了，这大约就是乡村对物质要求的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了。说到吃早饭，在那时，真是对我的考验。真正的糙米干饭，该是上午半天劳作的能量来源，但是对于吃惯了泡饭腐乳的古镇男孩来说，却是一种难以下咽的艰难工作。身体还沉浸在睡眠状态不能自拔，又要填鸭式地吃下去这么两碗干饭，虽然有“榨蛋汤”，但依然是机械下咽，味同嚼蜡，未能完成预期的进食目标。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各个系统分工明确，启动却要通过习惯来预设。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任何强大的力量诸如习惯，都是可以在环境的压迫下改变的。完成“吃干饭——能吃干饭——多吃干饭”的转型，这对我来讲真是一个奇迹。关于吃饭，严格地讲，我在裘家兜才学会了吃饭。在乡村，往往有集体吃饭的时候。什么叫集体吃饭呢，比如大修水利工程、修筑机埠的时候，就是集体吃饭。刚做知识青年时，隆冬时节，青壮年们都被拉到到西岸去修机埠了。柴家坝机埠，风雪之中，严寒彻骨，但高音喇叭吼叫，红旗猎猎飘展，挖泥挑土，热火朝天。整个工程是整体挖下去，部分筑起来。开饭的时候，有人抬着新箩筐，新箩筐里是干饭。把搪瓷盆子盛了饭过秤，然后猛吃。那时我就不会吃饭，我先盛满一盆子，等我再想添时，筐里已经空空如也。大家都是饭桶，干饭面前人人平等，谁下手快，谁就多吃。于是，因为技巧的问题，我常常挨饿。这是我的知识青年生活的很大烦恼，民以食为天，我这片天总是塌去一半。苦役般的强劳作，吃不饱实在是让人身心疲惫的事情。有悲悯之心之人总是会及时出现在可怜巴巴之人面前。有一天，我正捧着空盆傻盯空筐，一中年农民走过来给我面授机宜，说“你个‘木陀’（笨蛋），你要吃饱，先盛半碗快快吃完，然后再去盛满，就慢慢吃也能饱啦！”这真是一无偿施教的好老师，我如法炮制，果然不错。接下来我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饭桶，一顿饭我能吃二斤四两糙米饭。其实，这样骄人的饭量，从另一角度出发，反映的是艰难生活的一个侧面。

吃完了早饭，摸黑上船。去田里劳动，船是必备交通工具。晒谷场上灯火通明，人们乡音浓重，喉咙梆响，吆五喝六。一条条船出发了。此间田地多在运河西岸，八里十里的水路自是不在话下。夜色浓重的夏日凌晨，有无数条以革命的名义去田里刨食的船就这样划行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小河里，橹声欸乃，没什么人说话。到了田里，天还没亮，队长骂一句，吼一句“先睡会吧”。于是大家把麻袋从脚下往上套，躺在地上睡。我也套上麻袋躺地上，然只觉脸上老是有乌蚊虫咬。乌蚊虫者，小如纤尘，而毒性却大，待天亮，我的脸上已肿起一片了。

天亮开始劳动，割稻、掼稻、拔秧、插秧、背谷，周而复始，所有的体力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简单却是异常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中了。队里的农田，原先都是藕塘。藕塘的特点是塘深泥稀，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政策，将裘家兜的藕塘变粮田，水稻成为主打产品。农民战天斗地，最终只是混了个半饱。在藕塘里生产劳动，我们队里的青壮年和姑娘大嫂们的腿上都没有毛。因为一落田，淤泥齐大腿，人类的汗毛都被淤泥粘光了。挽着裤腿的农民兄弟姐妹的无毛之腿，成为裘家兜当时的一道风景。青壮年将四方梯形的稻桶肩到田里，稻桶其实不像桶，如一只硕大的四方饭碗，上宽下窄，桶边三面插上麻片做的围帘，满把的稻子奋力掼向斜搁桶中的竹栅，啪的一声砸下去，手腕抖一抖，翻转稻把又啪的一声砸下去，如是再三。从天亮到天黑，这样的动作重复了一天又一天，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整个“双抢”，我从割稻开始，不几天进入掼稻行列。从羡慕崇拜到自己能独自肩扛稻桶在田塍上健步如飞，这过程实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锤炼。割稻是最没有成就感的劳动，稻桶跟在身后，青壮年们大声地吼，有被围追堵截之感。稻子掼下来，装进麻袋，扛在肩上，在田塍上嗷嗷叫着跑，成功的喜悦便会油然而生。一天的掼稻运作的反应，对一个刚来乡村的小男人来说，生理的痛苦远远大过了成功的喜悦。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一天下来，蓝色的布料已是白渍一片，用手指将盐封刮下来，舌头舔一舔，咸。收工时，感到手臂肿痛，抬不及肩。什么是真正的疲劳呢？不是说累了睡一觉就好？其实，真正的疲劳，是脑子极其清醒，想到明天还要出工，就闭上眼睛睡吧，但就是怎么也睡不着。对人而言，过量劳动，不仅是生理的折磨，更是对精神的挑战。但那样的日子，精神思想意志渐趋麻木，已无一丝涟漪。在生理上过度疲劳，人已经不可能再有哪怕一点点的思维能力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所有的想法只是完成劳动任务，然后争取吃喝拉撒睡。是谁发明了劳动改造？这真是一个英明伟大的人。劳动其实改造不了思想，因为超强度的劳动已经抑制了人的思维活动。“双抢”不过立秋关，鸡叫出门，鬼叫进门。全村男女老幼一齐起早贪黑，稻子收回来，荸荠、慈姑种下去了，“双抢”之后，太阳已不再那么毒，田野已看不见那种人头攒动抢劫般的劳动场面了。大致一个月的劳动，我便有了马瘦毛长之体验，头发很长，皮肤酱赤，上三家村供销社的秤上一磅，体重陡降十四斤，筋骨却是远比从前强健。我摇摇晃晃地荷锄走在裘家兜的乡间小路上，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乡村的劳动，强度大的是“双抢”期间，还有耘田、摸藕、捻泥、搬料，还有摸荸荠慈姑。耘田，就是排除田间杂草和翻动泥土，以便庄稼更好地生长。基本是在风和日丽，太阳不那么毒，水温也正好的日子，在株距间以手摸行，觉得有亲近大地之感。这是至今以为的最适宜人类的一种劳动方式。摸藕是冬季的活，队里干部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悄悄地商量怎么偷偷地在冬闲季节“走走资本主义”。本地种藕无多，光靠三家村藕粉厂明显吃不饱。摸出的藕自己在家里磨碎、过滤、沥干、削成薄片，晾干，但换来的钱，不够一家全年的开销。好的做法，是去数十里外的德清淘生活。船们载了青壮年，青壮年们带了棉短裤，出小河，沿运河北向，年年如此，熟门熟路。德清农民种了藕却不会生产藕粉，裘家兜的人来了，这无疑也是他们的福音。“藕把式”是经验丰富的判藕高手，叼着劣质烟，围着藕塘丈量，沉吟片刻，然后说出一个数，讨价还价是常事，但总能很快成交。滴水成冰的日子，青壮年们换了棉短裤跳到藕塘里，家里人就看到小河里一船一船的泥藕载了回来。摸荸荠与慈姑都是在隆冬。秋初排下的种子，到冬天就成了一窝了。等到叶子枯萎，朔风怒吼的时候，就要下田了。那个年代，破冰摸荸荠与慈姑，是要赤脚下田的。穿着破棉袄，腰里扎一根稻草绳，清水鼻涕在风雪中飘荡。一土箕一土箕的荸荠与慈姑挑到队里的晒谷场上，然后淘尽了泥土，装了船卖给供销社。临近年关时，队里也走私些荸荠和慈姑去江苏。江苏人很喜欢荸荠与慈姑，青壮年们两人一条船，吃住都在船里。数九寒天，他们满怀信心和希望，沿运河北上，横渡千里长江，争取年三十能够回到家里。后来的荸荠都被要求削了皮，这种削白荸荠被杭州罐头厂做成罐头食品，名曰“清水马蹄”。一时远销欧美市场，但外界与洋人无人知晓这些“清水马蹄”的削白过程，是裘家兜的妇女们在冰冷的夜间完成的，妇女们的手只只红肿，都生了脓血不止的冻疮。捻泥是壮劳力的事，摇一条船去没有捻过的河里捻泥，赤脚站在船的横档上，把撑开的长长的竹夹子投进水里，用力使其直抵河床，竹夹夹紧，奋力提出水面，哗的一声卸到船肚里。几十斤重的边泥带水的夹子，又是站在湿滑的船上，没有过人的臂力，是很难完成这样的劳动的。捻满了一船河泥，把船摇到指定的地点，用长柄木勺把河泥从船上搬到岸边的平台上，平台连着壕沟，河泥哗哗地流去，又是一个平台，再往上搬，如是再三再四，河泥才流进了桑园果林或者农田。这是一种十分繁重的活，只有全劳力拿头等工分的汉子，才干得了、干得好这样的活。

在裘家兜的日子，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是对知识青年的总体要求。现在看来，只要肯卖力气，自食其力应该不会太难，相对宽松的社会，为各人的自我奋斗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而那时作为知识青年，虽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事实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口号。农村虽然广阔，但人只能钉死在土地上，每个人只能在田里刨食。肥沃的土地，面对的只是人类僵死的思维，没有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更毋庸奢谈什么创造了。队里十五六个知识青年，除个别做了代课教师，大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自食其力成为一句空话。我在裘家兜，表现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插队第一年，我大约干了半年，年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会计笑嘻嘻地分给我五元多钱。而到来年春天，会计说去年算错了，正确的核算是我应该给队里五元一角五分。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半年的流血流汗，但结果还是个倒挂户。在写本文时，我想除了久远的记忆，还想找些历史的实证，结果找到了一本三十五年前学生用的方格语文簿，纸已经发黄，纸上记录了我1975年全年劳动和收成情况：

75年　 总工分：2394分

粮食总数（指口粮，笔者注）：834斤

早稻　 680斤　 晚稻 　154斤

总币　 174．76元

实物　 139．94元

现得 　34．82元

从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简化账单，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第一，当年我每天能得的工分为7．5分，那么作为知识青年的出工率是很高的了；第二，一年的粮食总数指的是稻谷数，碾成白米每天大约1．5斤，在没有油水又劳动强度大的年月，尚不及温饱；第三，生产队账本上我一年挣得174．76元人民币，扣除所分得实物含稻谷，或许还有几条鱼和几斤荸荠和慈姑，实际年终分红34．82元。这笔钱以全年十二个月平均，那么我每月可支配资金就有2．9元。这就是1975年时的我已自食其力的一个实证。

苦役般的劳动，往往会消磨人的意志。精神生活几乎归零的状态，让人几乎要在生活中沉沦。大部分知识青年家和生产队两头跑，他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早点抽调回城镇。我的希望也是如此，当年我拼命劳动，肯定不是因为上进，只晓得在农村表现好抽调回去进工厂就快。我的最大理想就抽调进塘栖煤球厂，那样，我们家过年买煤就不用排队，而且能买到好的煤球和煤饼。那时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团支部书记来动员我，我想想就参加了，好处是每月有半天排练时间，演出时还能吃到一碗面。这就是“文艺”之于我的最初诱惑了。我自学笛子，那时已能登台独奏，胆子大得很，后来能把《扬鞭催马运粮忙》吹得很溜。后来，团支部书记不知何时看出了我的独唱才华，他发誓要把我培养成乡村一流的独唱演员。我是连简谱都不识的人，就听广播，然后反复哼哼反复练唱，不久就能登台独唱了。那是了不得的场面，台下黑压压一片，都是年轻男女，我一亮歌喉，台下的人就喊“胡建伟！胡建伟！”我就昂着头一路唱去。我的保留节目就是独唱《远航》，也是天意，喊“胡建伟！胡建伟！”的场面又令人振奋地出现了，但是唱到结尾高音一下就上不去了，我本来想就此亢奋一下，但上不去，就像公鸡早晨勤奋地打鸣但没有打出来——全场静穆一下之后，忽然爆发出笑声，我一时呆立台上手足无措。可怜我的演艺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文艺表演是我知识青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一个片断，但先天不足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人生走向原本也许不是现在这样，当然现在这样更好，教书育人，并且写些许多人爱看的文字，有许多的学生，也有许多的朋友，常常是浮生能偷半日闲，革命小酒天天喝，小车不倒只管推。但在革命时代，我却是积极肯干的人。大队团支书见我如此表现，就发我一张入团志愿书，能否加入共青团在那时便是评判一青年或一知识青年很重要的标准。填着志愿书，真是有些激动，表格填好，心想自己就要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便有漫卷诗书、莺歌燕舞的欣喜。我望眼欲穿地等，数月过去，说没有批准。批不准就再努力争取，但是第三次公社团委依然没有批准。这就是我在裘家兜遭遇的我个人的“政治冤案”，不过也好，从此后我便不指望入团入党了，认为社会真正需要的还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团员或党员。自己就争取做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一直指导着我的为人处世，激励着我提高个人的修养，让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有真才实学的，作风正派的人。

1978年9月，我离开了裘家兜，新的人生开始了，之后就是读书、教书、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出版发表了七部文学著作和两百余万字，其中两部著作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个人名录被收录在《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散文家大辞典》，然而回首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些成绩，这些都跟我曾经生活过整整五年的裘家兜紧密关联。裘家兜，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在那里，我不仅锻炼了筋骨，更重要的是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坚定了人生的信念。生存在社会的底层，让我触摸到了生活的坚硬，让坚忍成为我人生的资本。我吃过了这样的苦，在后来的人生中就再也不觉有什么苦。我的知青生活，我的裘家兜，无疑已经成为我的精神家园。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讴歌裘家兜的，但它一直会在我心里，直至永远。去年我回了一次裘家兜。学生马建农，当年还是个面目清秀的小男孩，老是左手插在裤袋里，在木桥头由东到西、由西到东地游走，东张西望很有点探索精神，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长成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汉子。身为崇贤二小校长的他，和我的另一位供职于人民政府的学生陈建忠一商量，决定要为我插队做知青三十七周年搞一次返乡聚会。在那个秋天的晚宴上，老朋友马国庆来了，老朋友姚炳堂来了。新老朋友欢聚怡人的秋夜，觥筹交错，共话沧桑，一时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第一次做客崇贤·蒋豫生

第一次去崇贤做客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那也是我平生头一回做客。因为是“头一回”，也因为比较特别，有的情节，至今未忘。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我虚岁四岁——塘栖人习惯讲虚岁。因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工作的变动，我家从河南开封迁居上海还没几年，在这年夏秋，又从上海迁至大运河畔的塘栖。

老镇上举目无亲，一切陌生，不过无论水土，还是方言，小孩都容易适应。只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缺憾：没有做过客人。由于亲戚们不在上海就在开封，不在武汉就在北京，加上经济上的困窘，难以走动，甚至在河南的外公外婆去世，我们收到电报都没能赶去。因此，逢年过节，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周围的小孩们开开心心地去外婆家或干娘家做客，没有尝过去别人家吃饭或点心被当作客人招待的滋味，说不眼热是假的。

1962年的正月初二，在塘栖中学念高一的我刚刚跨进虚岁十七的门槛，终于有了一个“做客人”的机会：得到父母同意，应邀去一位初中的同学家做客，而且是去足有三十里开外的崇贤乡下。

这位初中同学姓张，叫张士根，家住崇贤哨虎港村（这是许多年后我从一份资料上看来的，先前一直以为是“烧火”港村），士根大我几岁，是我们班上的团支书，初中毕业后回乡种田。这次学校放寒假前，他来信盛邀班长倪建中和我大年初二去他家玩。我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允准了，倪也说可以，就回了信。谁知初二一早，倪班长说家里来了客人，走不开。我思忖，一则失信不好，二则这可是我巴望已久的“做客人”机会哎，我要去！

虽然孤身一人，却因新鲜劲而难掩激动的心情，我兴冲冲登船，被兴冲冲的士根迎接。运河边的俞泾渡码头离他们村约莫有一个小时路程，老同学半年多不见，遂边走边聊。那几天天气都不错，地上比较好走，只见村道上满是走亲戚“做客人”的人，像排了队一样，大家的衣着比平日干净整洁，小孩们多穿着新衣，有的当父亲的还将儿子驮在肩上，个个喜气洋洋。

不过，我忽然发现，他们的手里或者腋下都有个礼品包，或者叫果品包。这东西从没进过我家门，但我也见过，我家附近花园桥堍的汇昌南货店有卖：用黄糙纸将糕饼之类包扎成砖头形状，上面衬一红纸，透着喜气。我则是空着手出门，我和破天荒给了儿子一块钱去做客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应该准备这个东西的。当时，我感到非常狼狈，只得一个劲对老同学说，我家不懂这里的规矩（其实哪里都是这个理）。

同学家出身贫下中农，父母已亡，他是跟着兄嫂过日子的。走到他家，已经中午，我的肚皮早已咕咕作响，待我礼貌地和众人打过招呼，便开饭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做客人”的主要内容了。除同学一家外，同桌还有三四位他家的本地亲戚，无酒，菜倒有六七碗。拿眼瞄一下，多是一式分盛两碗的，虽不丰盛，但居中有一碗红烧肉，皮朝外，切成一般大小的方块整齐地垒着，红扑扑油晃晃的煞是诱人。

我这个刚度过三年困苦岁月，吃过野菜、水草和番薯干的毛头小伙子，顿时满口生津，喜不自禁。“吃呀！吃呀！”同学殷勤地对我说，也给我搛菜，搛的是青菜、粉丝。没有动肉碗。“吃呀！吃呀！勿要客气。”餐桌四周的大人们也都笑眯眯地对着我这个“街上客人”诚心诚意地如是说。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把筷子伸向那碗肉。无奈肉块像是城墙脚边的蛮石密密地牢牢地砌着，呈半圆的无缝无孔碉堡状，搛了几下搛不出一块来，我想再使劲，又怕“碉堡”坍塌撒一桌子，而一直客气劝吃的主人们竟然都不来帮忙，我只得悻悻作罢。一顿做客饭，吃的只是少油的青菜与粉丝，与家里常吃的无异。写这篇文章时，妻子告诉我，1968年大学毕业时，她们分在余杭的三十六名各地大学生，都去仓前农家接受了一年的再教育。她记得仓前人将这样的过年做客吃饭叫作“捞粉皮”。我觉得这个叫法形象生动实在。

下午，士根陪我去半山街上玩，因为没有去过，很新鲜，还在商店里碰见两个看着面熟的塘栖人，原来他们在这里工作。晚饭菜比中午简单多了，夜里我就睡在他的那张大木板床上。印象极深的是，大冷天，光板床上竟然还只铺一张油光锃亮的旧篾席，底下连稻草都不垫，那真是冰冰凉。好在年轻，好在上面盖的老布棉被厚实，没有让我睡感冒了。

第二天上午告别返家。见我平安回来，父母也就没说啥，可同墙门的严师母，早知道我头回去做客人，便来问：“狗狗，做客人吃了点啥菜？”“青菜，粉丝，一碗肉砌得太牢，搛也搛不动。”“你去搛了？”“搛了。”我如实相告。“哈哈！”严师母顿时笑得捂着肚皮。我愕然，心愈虚，不知犯了什么章法。“那是，那是乡下人正月里饭桌上的‘看肉’呀！哪里是给你吃的！”原来，家家就只有一碗肉，乡下人亲眷朋友多，过年是一定要走动的，因此日日有来吃饭的客人。这碗肉从年卅摆到年初一，一直要摆到正月半，客人们全都请过了才好动的，这之前只能当作样品那样地观赏，不能吃的，所以叫“看肉”。

经邻居这么一说，我臊得脸红红到脖子根。回想起我伸着筷子去搛肉的情景，真是个大洋相啊！幸亏我当时没有注意旁人的尴尬脸色，更不会去揣摩众人的心态，木然不知，只想着肉的诱人滋味。父母的家教不可谓不严，可他们清苦多年，从不请吃也不被请，不懂或者说疏忽了这里做客的规矩。同学家困苦而又好客，人情味儿浓浓，实在是吃了一块再没了添补，难怪了。乡下人家平日的饭桌上，大都是一大家子围着一碗自家腌的咸菜，这我知道。

几十年过去了，老镇上的亲友也结了不少。吃来吃去虽不多，但逢年过节餐桌上杯盏交错之际，我总会想起头回做客欲吃“看肉”的洋相，羞愧之感是早没了，却总要从心底泛出些苦涩与辛酸，当然随之又溢满了甜意。这种生活原味，淡而腴厚，清而多彩，耐得了品咂，耐得了琢磨，而且越品滋味越浓。

那次提起此事，正念高一的儿子笑老爸当年在别人家餐桌上的唐突之举。可我说：“这种艰苦日子的切身体味，使我们这一辈人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和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这种生活的经历与积淀，乃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富有，小子，你还不懂！”

第二次做客崇贤·蒋豫生

上一篇文章说的是我念高一的1962年春节第一次去崇贤做客的情状，如今已过去近半个世纪。那时我还是个青涩小伙，且是平生头一回做客，那欲吃“看肉”的尴尬与未带礼包的狼狈，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次去崇贤农家做客，是1995年的春节，同样是大年初二。当时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岁数，是个有了些人生见识与经历，额前皱纹不浅的半老头了。

其间，我读了书，进了工厂，又进了机关，后来又进了杭城。给我留下特别的青春记忆的崇贤，我已去过多回。1984年初，我碰上机遇，从工厂提拔到县经委的领导岗位，几个月后又进了常委班子。在县里工作的1984年到1986年的两三年中，正是余杭大搞改革开放、发展工业经济最火热的年头。走在发展乡镇工业前列的崇贤，是我跑得最多的乡镇，有时是带了部门去，有时是陪同省、市部门领导或者专家们去，考察调研、开会、检查、布点、落实项目，跑的是乡政府和企业。

1995年的春节，我已调入省交通厅几年，工作没有在县里时繁忙，家庭也稳定了，加上老同学张士根的盛邀，过年放假，便想着再去崇贤做回客人。

早年，士根做了入赘女婿，并按乡俗改了姓和名，此时已五十好几，两个儿子也都长大了。

双脚踏上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走村串巷，进的是普通农家，肩上没有担子，轻松愉快。这比我先前来此公干时对这里更贴近更真切更踏实，也更让我高兴。虽则“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可面前的一切都令我新鲜令我感慨。

这个早已率先跨入亿元乡行列名气颇大的乡镇，而今更是焕然一新。举目四望，早先那些低矮的瓦屋已不见踪影，换成了连片崭新的“西洋楼”。从前是公社所在地，后改乡，近又建了镇，一大片新潮的四五层楼房，商店林立，汽车声声，红男绿女，人群潮涌，加上四周极具规模与气派的工厂企业，已俨然是座现代小城镇的模样了。

那年来时，在乡间小道上行走的，满是做客的人流，可如今换成的平坦宽畅干净的水泥马路上，做客的有，步行的却不多。原来，乡里人串村做客多是跨着簇新的自行车（城里人怕偷，反多骑旧车破车），轻捷而去，更有不时呼呼开过的小汽车，让人体味到千百年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缓缓度日的乡间，到了现今的这个时代，连做客的速度也都大大地加快了。

当然，人也都换了“包装”。传统着黑着篮着灰，如今依然保持旧俗的仅是少数老者了。节日里，不消说孩子们，年轻的中年的，都穿着新款的皮大衣、羊毛套装，或是西装革履，足可与城里人媲美，让我这个身着已穿了十多年的黑旧呢大衣来做客的城里人自叹不如。稍加观察，更不同的是他们的神态。早先，见了外来生人的朴实憨厚相中，常流露出一种腼腆的羞涩不安或还带着一些艳羡的神态，如今已换成了从容自如且自信自豪的神色，当是见识多了、袋里鼓了、腰板硬了的缘故。

乡村还是喜欢热闹的，此时除了主妇们在灶间忙活外，主人们与客人们都在朝南房前暖融融的太阳下，大声地说着话，加上这里那里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以及不少屋里传出的响亮的快节奏音乐声，把这新年中的乡间烘托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平时大家忙着上班下地做生意，正月里还是要走动的，依稀记得当地拜年做客的习俗是，初二拜娘舅亲，初三干爷（姑夫）亲，初四丈人亲。当然许多人家早已打破了这种老规矩，需要走动的，相互拜访就是了。总之，这几日家家都有人拎了礼品出去拜年，户户又都有上门做客拜年的。

有人说过：“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我去了老同学家，又顺带跑了一位乡村教师家。他们对我这位难得来走动的“街上客人”客气有加，热茶、糖氽蛋、消闲果，拉着我不让走。大家叙了旧，说了些如今政策好变化大的话之外，饭桌上再不见当年那碗砌成碉堡状从年夜摆到正月半不能动筷的“看肉”。这里的乡间也已和城里人一样，不大喜欢吃大块肥肉了，堆在桌上的十七八只冷盘热炒，一点不比城里人家的逊色，有的甚至还有一盘价格不菲的开心果。“吃呀、吃呀”主人们依然热情相劝，不过听得出这回更显出坦然、真诚与轻快。

我是个喜欢多跑多看多问的人。客堂间坐不住，屋前舍后、楼上楼下、这屋那屋地转，还上了存放柴草杂物的阁楼，进了放粮食的贮藏室，翻看了他们床上厚厚的垫的盖的。要知道，当年我来这位同学家做客，大冷天在仅铺着冰凉篾席的床上冻过一夜呢！

这一切变化，让人感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与振兴，令这里的农村确确实实上了一个台阶，很给人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他们宽敞的新宅和吃的用的，以及身上光鲜的衣着，已经接近赶上有的甚至超过了城里的水平，真让人由衷的高兴！

诚然，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还是有的。这么多新建房的扩展，可供耕种的田地愈发少了。我看到墙上刷的“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和“保护耕地”一类的大标语，问了几家说都习惯只生一个了，也得知这里建房批地早有明确规定，可见政府抓得很紧。不过，比当年少多了的田地上，小麦、油菜那类春花作物更鲜见了，冬日里还有一些田地闲着荒着。同时，镇上的建房看得出较有规划，可大多村子里的路还弯弯曲曲，在村庄也逐渐发展得像城里那样房屋连片、汽车频繁进出的时候，村子的道路与建房规划也得赶快跟上了。多半干枯的小河小沟中，有几处流红淌绿。这是自己当年大力发动兴办企业造成的结果，或者说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得好好反思。虽然现在全镇村村户户都已用上了自来水，当是大好事，不过，在这地球上生存的芸芸众生愈来愈急速大量地取用地下水，到了被抽干了的那一天，又该怎么办？还有，我参观过的几家新楼中，特别是年轻人的房间里，却鲜见有书刊，只是在一个青年的床头放着几张有点日子的足球报。这都令我喜中带忧。

返程时，我带上做客送礼（这次不会再忘记了）的“回当”——大红袍荸荠，回头望着身后巨变了的阡陌大地，心里溢满激动，又怀着希冀。

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我又去过崇贤的老同学家，不过，是他病危时赶去见他最后一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然规律。

如今的崇贤，各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当年我以为的缺憾与不足，许多都已改进和解决了。这不，镇里还办起了份乡情浓浓又清新时尚的文学刊物，图文并茂，起点甚高，彰显了这里发达的经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实在是更让我这个喜欢读点写点什么的老头高兴！

为崇贤学子跑腿·蒋豫生

读了今年第一期《崇贤》上方蔚林发表的《我的爷爷方文相》，还有他那张或许是在以色列工作时留下的异域留影，在体悟那位朴实、可敬的爷爷的同时，十多年前为小方的就业奔走求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有些还清晰如昨——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调入省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一日，接到初中同学方德昌打来的电话，说是他的大儿子蔚林就要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如今国家对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政策，有可能的话，让我在杭城为他儿子的工作“联系联系”，随即寄来一沓儿子的推荐材料。老同学还告诉我，儿子四岁时不小心从建房工地的一堆窗框上跌下来，一条腿后来萎缩了，落下了残疾。

当年，我在塘栖中学附近住过十年，常在周日傍晚见到许多从家里背了米，带了咸菜步行返校的农村学生。这其中也该有方蔚林，我知晓他，他能考上大学，不容易。

为了多了解一点小方的情况，接下来的星期天上午，我去杭大校园找他，同寝室的还有在睡懒觉的。他开始不在，铺位上陈设简单，墙上挂着把吉他。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同学得知来意，告诉我，方蔚林可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拼搏精神，能让每一位知道他的人感动。

论学习成绩他是年级里的尖子生，还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散文、诗作和剧评；他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获得过校演讲比赛一等奖，甚至还参加了校运动会，硬是跑完三千米……“这样的学生，如果他的那条腿正常的话，用人单位是会抢的！”那位同学最后感慨道。

这样的学生，别说是老同学的孩子，便是不识得的我也愿意相助。于是，那些天中，得空我就向单位请假，为小方的事奔走。

几天下来，这里那里，我的那些熟的、不大熟的一个个“关系”都先后上门联系了。他们听了推荐，看了材料，起先大都面带笑容，甚至眼睛放光，然而，待得知是位残疾学生时，立马有的摇头，有的摆手，困难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结论都相同：不收。记得有家报社摆明了是要进人的，且不止一个两个，还专要小方这类中文系的毕业生。自然，各处递过来的推荐条子已有一大把，当时单位进人还没有如今这样统一招考，不够规范。我甚至恳求，凭他这么出挑的条件，只是腿不太利索，做个白天不见人影的长年夜班编辑，总是可以的吧。

当然，我不送礼，哪怕只是蹩脚的便宜烟酒也不送。早先我在外地工厂要调回家乡塘栖，求爷爷告奶奶，看人脸色，跑了将近一年，也是如此。我始终固执地认为，这种事情，对当事人来说是个人的事，但对那些掌管人事的部门和干部而言，却是分管的工作，是职责、是公事，没有必要，也不该送什么的。现在，我是向他们推荐适用的优秀的人才，不是开后门！至于照顾残疾人，党和国家的政策摆着。他们都是明理之人，兴许有的在大会上说起来还头头是道，就不用我多费口舌了。

我又理直气壮地走进浙江省民政厅的大门。当年我在余杭县分管民政工作时，来过这里几次。接待的部门很客气，态度也很明确：让我去找残联。当我费力地蹬着破自行车爬上残联的小坡，忽然眼眶发酸。

进残联，该是到了残疾人的“娘家”，如若再受到冷遇或者碰上官腔，我心里已作好了拍桌子的准备。奇怪，在其他单位我都是不卑不亢，在这里，我的介绍竟有些絮絮叨叨。接待我的那位有点年纪的女干部态度和蔼，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告诉我，她们单位去年已经录用了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残疾大学生，担任办公室秘书。由于编制上的原因，实在难以再行安排，但答应尽量帮着联系。

小方终于有了愿意接收他的单位，是省残联下属的一家广告公司。那是他跑了许多家单位之后，自己找到的。这家公司的领导一见他大学四年的各课分数和那一沓厚实的材料，马上答应。

此后，小方并没有去那家令他心存感激的广告公司，而是选择读研。只是录取他的不是母校，而是武汉的一所大学。这样，小方独自拖着他的书和简单行囊，步履艰难地去了遥远的汉水之滨……

此后几年，没有他的消息，想起时，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他那清清瘦瘦孤身在外拼搏的身影。那可不是在校园跑道，而是在人生的跑道。我常在心中默念：小方，你还好吧！

感慨之余，我写了篇短文，题目是“小方，你好吗”，登在省里的晚报副刊上。没想到，隔不几天，晚报副刊刊出一篇署名“晓莹”的文章——《老蔚，有空来坐坐》。

原来，我的这篇小文，勾起了他的一位同系不同班的女生的校园回忆：

“由于残疾，他不爱说话，特别是在异性面前。每次他到我们宿舍来发通知，总是站在门口，一只手扶在残疾的腿上，一只手在空中比画了半天，直至满脸通红也憋不出一个字，常常是我帮他说完那几句他想说的简单的话语。

自卑的阴影常常跳出来横亘在他和别人之间，但他并没有被吞没，而是努力消除这阴影……由于无法与大家一起打球、跳舞，甚至散步，于是他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忆中，他总是在晚饭之后独自一人背着书包向图书馆方向走去。如血的残阳中，他那高一脚低一脚的瘦弱的背影竟也化成一幅悲壮的剪影，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

文章的最后，这位女同学说：“一晃三年过去了，老蔚，你又要面临与三年前择业时同样的艰辛了吗？走好，老蔚！有空来坐坐。”

早先的大学生之间，喜欢相互称“老”，罕有叫“小”什么的。我虚岁十九跨进大学校门，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可同学们都不由分说，叫我“老蒋”。几年后毕业进厂，大家——年纪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反倒都叫我“小蒋”，叫了许多年。上面提到的“老蔚”，也是同理。

可见除了仅有一面之缘的我，小方还是让不少熟悉他的人印象深刻，并且惦念的。不过，不曾想到的是，择业难，也许倒成了他一口气将读书读下去的一份动力：在武汉读了研，又去北京读了博，接着还读了博士后。这才进南京大学工作，教学生，搞研究，做学问，还出过国，被派去以色列工作了两年，直至成了令众人钦羡的大学教授，在充满鸿儒硕学的名校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有了一批自己的拥趸。那是他青灯黄卷，浸淫书山，自强不息，拼搏修炼换来的，自有比常人更多的付出。

都说，现今的姑娘们爱财，毕竟还有许多人更爱才。据传，我们的方老师、方教授在爱情道路上还蛮俏，很抢手呢！

这些年来，我与小方只是偶尔通次电话，交往虽不多，但他却常引起我比旁人更多的思索。看来老天还是公平的，总是青睐那些勤奋与意志坚定者，无论他们的肢体是否残缺。天道酬勤，此话在理。如果说，在校园的跑道上，人们曾经雷鸣般地齐声为小方呐喊“加油！加油！”给他鼓劲，可在人生道路的跋涉中，在学术高峰的登攀上，疲惫、困顿是必然的，更多的是他默默地在心里为自己加油，再加油。他人生的精彩序幕才刚刚拉开，而久居浮世，与喧闹比邻，想要恪守自己的那份追求，不容易。

当年，对老同学所托之事，我没有帮上忙，心里多少还有些歉意。现在看来，没有帮上忙，却比帮上了忙更好。这个世上的事情，往往会是这样。人们大都喜欢并习惯在父母、亲友的羽翼下寻求庇护和帮助，不肯独立去面对外面的世界。而生命中的许多内容，是要求我们自己去从容体会的。

欣读小方为家乡刊物写的文章，文字朴实，情感真挚，语淡意浓，字里行间没有矫情，没有显露深奥学识和身份的言辞，也没有那些让人生分的腔调。哈，如今的方教授，骨子里还是当年我们的那位小老乡！

记得有人以为，乡愁对于游子，就像一切人类的基本感情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与文学结缘的他，想必更甚。

方蔚林，有空便来坐坐，哪怕只是打个转身。

知天命之路·张国安

圣人言：“五十而知天命。”

我是在崇贤这片土地上走过这段知天命的人生之路的。

也许，知天命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轻松的解脱之感，或者是一种满足而虔诚的感悟；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断肠之痛的体验。

1990年的夏天，我和妻子黄美怡一起从超山调到崇贤，她到崇贤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我被安排到崇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第二年的夏天，原余杭市教育局发来调令，调我去临平镇中学。这对一个乡村教师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天赐良机。要知道，那时乡镇中学教师能争取到一个申报高级教师职称的名额，是近乎痴人说梦，能分得一间住房，更好似一个缥缈虚幻的美梦；而去市中心城镇任教，这意味着以上一切皆有可能。

可我们是患难夫妻，我们的选择是：不分开。她对我说：“老张，我想，镇领导对我不错，你就不调动吧，你在我身边可帮帮我，我心也踏实。”我沉思片刻，点头说好。从相爱结婚之日起，我们的梦想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而，天命是无情的，也是无法抗拒的，她先我远行了。

1992年，五十二岁的她担任崇贤中学副校长。我有所感慨，机会毕竟来得过晚了一点。她说，有总比没有好，来得晚一点，只会叫人更珍惜。

是的，对她来说，这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份责任，是不言后退的努力和持续的劳累。

1993年年底，她已发觉大便不正常，到1994年上半年，病情明显日趋严重，从5月起，她更自感到精力不支。往常，晚饭后她要么在寝室看书报，要么去办公室忙这忙那，但现在她却需要在床上躺一会。

我多次劝她去大医院检查检查。她多次说，好，那就下星期一。

可是到星期一，她又一早从家里赶回学校。她怕我不快，总小心地解释：“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好些事情都还没有着落。”我当然知道，这时正是学校的大忙季节，光是考试，就有毕业会考、非毕业班规定科目会考、毕业班升学考、非毕业班期末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别无选择，我只能轻轻叹口气。

当这一切告一段落时，已是7月下旬。说了两个多月的检查，总算可以去做了。

8月2日，检查出来了：癌症！

就是这天，三位毕业班学生家长找上门，希望她去一所招生的学校跑跑。她没有二话便答应了。我想拦住她，想必我脸上的表情有所失常，她走近我，碰了碰我的手，耳语般地说：“老张，我们无怨无悔噢，我去一去马上就回来……”

随后的日子，我怀抱着一线希望，日日夜夜在医院陪伴着她。我写过一篇题为《家》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妻子生病住院，我陪着，病床间一张仄仄的躺椅便是我晚上的床。在夜深人静时，我常常凝视着不远处的那幢居民楼，视线久久地停留在透出灯光的窗户上。我感到那灯光的温暖。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和妻子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房间去，在夜深人静时，窗户也透出让人感到温暖的灯光。

1995年9月19日，我陪她去北京医治。年底，镇和学校领导来北京看望她。她用瘦骨嶙峋的手缴了党费，同时表达了两个愿望：一是捐献遗体；二是如捐献遗体有奖励，加上自己的存款凑成一笔钱，捐给镇教育助学工程。我在一旁听着，心想，她是在做后事安排，于是，我转过身，强忍着不让眼泪溢出眼眶。

一线希望仍在我们心底。1996年初，我们回到杭州，住进浙江省中医院，希望中西结合的治疗能出现奇迹。5月13日，正是全城灯火通明时分，她望了我最后的一眼，走了——走向远方。我请求医生，允许我与她同睡一分钟。那位女医生很近人情，她同意。这是我与我的妻子——黄美怡最后同床而眠的一分钟。那一分钟，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已经不会想了。

在以后的个把月里，我一直恍恍惚惚。小女儿陪我去西子湖边散心，那站定可眺望苏堤的岸畔，应是我最熟悉的地方。然而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我想对小女儿说这是什么地方，可噎住了，因为说不准这是什么地方。

慢慢，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于是我想到圣人的“五十而知天命”的话。冥冥中我似有所悟，“知天命”并不是无奈，更不是消沉，而是要学会面对，清楚什么已经不可能了，什么我还是能去做。我明白，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去完成她的遗愿。她的第一个遗愿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第二个遗愿必须马上去做。我和我的孩子凑成了一笔钱——一万元，去找管教育的副镇长，在他陪同下又去见镇长。两位领导都是通情达理之人，一开始他们对我表示理解和认同，但婉拒。他们用朴实的话，真诚对我说：“钱的数目不小，你并不富裕，这样大的事情以后，是会要用钱的。”他们甚至退一步说，就捐五千元吧。

我没有想到的是，镇党委、镇政府最后还是遂了我的心愿，并且在1996年10月15日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成立了崇贤“献爱心助学基金会”，把我为完成妻子遗愿而捐助的一万元钱作为该会的第一笔捐款。仪式上，我哽咽着说：“我完成了妻子的遗愿。”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第二天的《杭州日报》对此做了头版报道，标题是《生前育人鞠躬尽瘁 临终遗言捐款助学》。

同时，我又回到了崇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负责了一个职高班的语文教学。这个班的学生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要去黄美怡安眠的超山公墓，也非要与我同去表达他们的心意。三年后，他们学成毕业，我也刚好退休。

我不敢说自己是否真的已“知天命”，但这段人生之路，我走过来了。

在崇贤编《农活七字经》·张国安

在《知天命之路》一文中，我说我和妻子黄美怡是于1990年下半年调到崇贤的，这没错。但其实可以说，我早于此二十多年便已走进这片土地了。只不过，那时我去报到的学校叫沾驾桥公社中心小学。比较特别的，这中心小学并非在公社所在地沾驾桥，而在地处大运河边的一个村庄——贺家塘。所以在日常交谈中，我们不说“沾驾桥公社中心小学”，而习惯称“贺家塘小学”。

那是1964年的春天，我在卖鱼桥乘轮船到俞泾渡上岸。当年春节下了一场大雪，我走上河堤，一眼望开去，一片茫茫白色，还有点不知所措。幸亏同上岸的还有一人，不过他是去另一个地方。他告诉我，右前方不远处露出树冠那里的村庄就是贺家塘，还说如跟他走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就会多走不少路，而沿着田间小路走，那就近得多，很快就能到，并指点我怎样走。

除了举目打量后觉得他说得对外，当时似乎还冒出一丝诗情在引领着我：白雪，田野，天地间那种让人“欲辨已忘言”的静谧和美妙，绝对称得上是难得一遇。于是，我选择了后者，沿着田间小路，踏着没过脚踝的雪，缓缓而行。

别小看贺家塘小学，在20世纪50年代，它可谓名噪一时。它是浙江省农村重点小学，被浙江省教育厅指定为华东区教育部直属单位。该校教师宋冰被授予“优秀乡村小学教师”称号，曾参加省和中央的初等教育会议。尽管到60年代它已式微，但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教师的心中，对这所学校的那段光荣历史是不会不为之心动的。这就是我走进这所乡村小学时的心情。

就在1964年，中国的农村教育出现一种新态势，即大力倡导耕读教育。它的本意是，农村教育不管是学校制度还是教材内容，应符合农村的实际和需要，以让农村学龄儿童都能方便上学读书，学到的知识能派上用处。当时的余杭县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1965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余杭县文教局《公办民办并举，发展耕读高小》一文。该文在讲到“举办多种形式的耕读高小”那个段落中，就是以沾驾桥公社为例阐述说明的。还记得同年，新华社记者也曾来过贺家塘，开过一个有关巩固发展耕读小学的座谈会，我受邀参加了。我想我有这样一份荣幸，很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一件事：编写《农活七字经》。

在那个年代，老师因定时参加生产队劳动、重视家庭访问和学校就在村子里等种种原因，和农民接触较多。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中，我发现生产队记工员记工分时，白字相当多，如“施底肥”写成“施低肥”，“芟菜秧”写成“山菜秧”，有的甚至自己造字的。

也是因为接触较多，我与一些农民就搞得比较熟，贺家塘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出纳兼记工员俞宝松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比我小两三岁的青年，很好学；他弟弟在我所教的班里，我去家庭访问，他总会提出一些学习上的问题问我。他的父母亲对我很热情，说：“不一定有事才来，没有事也好来坐坐，喝杯茶。”一天晚上在他家喝茶闲聊时，我说了记工分写白字的事。宝松马上问我“芟菜秧”的“芟”怎么写。我告诉他。他接着说：“我是写成‘删’，想想应该是对的，它就是‘去掉’的意思。”我向他解释，这两个字都有“去掉”的意思，但去掉的对象不同，“芟”去掉的是草一类的东西，所以是草字头，“删”去掉的是写的字，古时候还没有纸，字写在竹片和木片上，想修改去掉就用刀刮，所以是立刀旁。他高兴地连说懂了懂了，然后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张老师，你可不可以编本农活字典一样的东西？它对我们农村用处是很大的。”

这就是我编《农活七字经》的起因。可以很清楚看出，我有编《农活七字经》的想法，并非出于对耕读教育的思考，只不过无意中沾了耕读教育的边。

很自然，当我动手编写时，俞宝松就成了我最亲密的合作者。我有什么想法首先就与他商量，求得他的帮助。很快我们定下三条：一、按月份收集农活名称和按月份编写，以便于查找；二、每句七字，尽量押韵，以便于上口记忆；三、容易读错、写错的字，加个旁注，作为提醒。以农历十月为例，“农活七字经”如下：

十月立冬小雪到

精打细收糯晚稻

稻草蓬堆拾稻穗

草籽防冻撒毛灰

垦麦?种油菜秧

检修涵洞刮桑蟥

汏藕磨藕平藕塘

淘隔滤削晒清爽

后来在编写中，我们感到有些虽然不是农活，但它是农村生活中的大事，也可以编进去，如农历十二月这段，最后四句是“办起冬学学文化，写贴春联敬军属；一年生产搞总结，勤俭节约过春节”。

写成初稿后，我把这件事对校长说了。这是位女校长，人品和能力都不错。她听后说：“你是公社高小语文教研组组长，教研组活动时可以把这件事说一说。”记得这次教研活动后，公社三个片的高小就陆续把农活字词教学列入语文教学内容中了。

独山记忆·张国安

独山，在仁和县治之北大云乡，约高数十丈。每出云，晴则雨，雨则晴。里人占之，屡验。下瞰横溪回环，皆水荡。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四》

古运河流入江南水乡，就将到达它的终点——自古繁华的钱塘，两岸展现的是平整的田野。然而此时，左岸不远处，却有一座山突兀而起，不高，但足以让人眼睛一亮。不能不说，这应是造物主创造的一个小小的奇观。当地人很实在，给它取了一个直白之名：独山。

1964年春，我调入沾驾桥公社中心小学（即贺家塘小学），便对“沾驾桥”这个地名颇感兴趣，确切说，是心起疑惑。因为，我感到它有点怪，明显沾有文人气。在文言文中“驾”是个敬辞，如“大驾光临”，如皇帝去某个地方就称“御驾”。而瞧那小镇，并无奇特，格局和绝大多数的江南小镇相仿，民舍和店铺分布在小河两岸，其间有一座石拱桥相连。我无法不作这样的推想：难道这座小镇、这座石桥，在历史上莫非跟某位大人物有什么缘分？

后来向老农请教，嗨，果真如此！而且，可不是一般的大人物，而是那位历史上对江南分外钟情的皇帝——乾隆。老农说，那年乾隆下江南，御船到武林码头，远望河面中央，突然浮现一座山。开始，乾隆心生怒意，因为他感到它的不敬，竟敢挡驾！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忙说，皇上，那山是迎驾，可喜可贺！乾隆听后龙颜顿开，船到俞泾渡，还传旨系缆登岸，走过石桥，穿过小镇，一路前呼后拥登上独山。当时山上有一小庙，庙中僧侣为此大吃一惊，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过这以后，小庙幸蒙圣驾光临，香火着实兴旺了一阵。

就在这年秋天，我组织了一次少先队中队活动，主题是：去独山，认识我们的家乡。学生们举着鲜艳的队旗，唱着歌上山，一路蓝天白云，清风拂面，空气中飘飞着田野上各种作物开始成熟的香味。沿着乡间小路，队伍向独山蜿蜒走去，没有撩人的喧哗，但能让人感到一种朴实的乡土情怀。至今想起来，犹如昨日。

登上山顶，一阵雀跃欢叫。

活动的第一个内容，我对少先队员们讲了“沾驾桥”这个地名的故事；我又指给他们看山顶平坦处还隐约可辨的墙基痕迹，说当时那座庙可能就在这里。有队员为我佐证，说，我阿奶说山上原本是有座庙。于是我说，你们回去问问爷爷奶奶，乾隆皇帝到了庙里与和尚还有些什么故事。

活动的第二个内容，就是大家举目远望，说出西是古运河，南是杭州城，东是半山，北是塘栖，然后寻找我们的学校和自己的村庄。原以为他们很快就会找到，结果却并非如此，可能因为站在高处，视角变了、视野大了之故。当然找到时，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活动第三个内容，就是找草药。还在学校时，我跟他们讲过几种草药，教他们如何辨识。刚分散去找，一分钟也不到，就有人向我跑来高声叫着：“张老师，我找到犁头草了！”“张老师，这是不是金钱草？”那股期盼得到你认同的神情，简直让我面对不是而不忍说不是。

之后，我还去过独山几次，在心灵中都留下一份温情和愉悦，即使“文化大革命”中近两个月的在独山石矿劳动，也是如此。

石矿的劳动，那当然是重体力活。劳动的形式就是两人一辆车子，装上石块拉到河边卸到船中。对此，我有思想准备——心理上的重压不是来自体力的考虑，而是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因为第一天报到，石矿大喇叭就告知大家，张国安下放石矿劳动是来接受监督改造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以为那些一同干活的小伙子会与我拉开距离。然而事实太让我感到意外，我掇石块装车时，他们会轻轻提醒我，掇小一点的，当心腰；看到我掇的石块比较大，会毫无顾忌，忙走过来出手助我一臂之力。还有，装满一车石块后，一人前拉一人后推去装船，一趟两趟后便互换位置，因为拉的人比较吃力，并且难度也大。可与我搭档过的小伙子，从来没有一位同意我换位要求的。一句话，从第一天起，我就感到他们时时处处、明明暗暗对我的照顾。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有感激。至今，我还记得与我搭档拉车运石次数最多的，是三家村、丁家木桥和贺家塘的几个小伙子。写到这里，我不由眼含温暖的泪水，想问一声：“我拉车运石的伙伴，现在，你们好吗？”

唯有一次去独山是例外，至今我心底还留有那份沉重的感情。那是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叫作“一打三反”阶段，乌云在我妻子黄美怡头顶迅速聚合。我们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由于她的家庭出身，一桩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她。她遭到隔离审查。

思念驱使着我在一天傍晚时分，悄然走上独山。我坐着，看着夕阳西下，看着天幕上亮起星星，看着我妻子所在的那个方向，直到风景越来越模糊，最后天地融为一体。夜色浓厚，四周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独山与我相伴。然而这正是我所想的，因为我不愿被人发觉，而独山却是另一回事。

顿时，我悟到一种沟通。我低声说：独山，你是被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抛到这里的，你的兄弟姐妹虽离你不远，但你只能孤独地伫立在这里默默地望着；我也是被一场剧烈的运动抛到这里的，我的妻子离我不远，和你一样，我也只能默默地望着。我们都是孤独者，内心深处有着同样的痛楚。

在夜凉中，我黯然泪下。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我让它流，没有抹去它。

两三年前，我路过独山，我叫我的友人停下车，说我要看看这座山。他不解，我也没有解释。下车后，我静静站着路旁，凝视着久违的伙伴，而它的外观已让我感到些许陌生。时下风气，人们习惯说“神马都是浮云”。于我而言，独山不是。我心中冒出的一句话是：独山，你是我生命中一段沉淀的感情，此生难忘。

沾桥五年·施建华

有句歌词，很多人都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在1979年的秋天，我便是唱着“那是一个春天……”前往沾桥。

初秋，还僵持着夏的余威。

一条小河，白亮亮地躺在我家河埠头；仄仄的河埠头，横泊了一条小船。母亲站在岸上，告诫着“好好工作”“路上小心”的话，眼睛仿佛有点湿润。船肚里，我的心一硬，点一篙，小船就出了小河。

船肚里，平躺着我的几捆书籍，一个竹制书架。有只藤椅，绑在书架的一角，其上横放了一口半旧皮箱，其余的洗漱用品也包裹了放在横板底下。出了小河，我的心有点莫名的激动，看一眼我的小村，仿佛永别似的感怀。

皮箱里，放着的介绍信的内容至今还能想起：

沾桥乡沾桥中学：兹有施建华同志到贵校任教……以接洽为荷。

末尾是一枚公章：余杭县教育局。

载我去沾桥的农船，是向生产队借用的。船家是我的邻居，叫炳泉，当然是帮忙而不是生意。进入运河，炳泉突发感慨：“建华，你总算‘出山’（有出息）了。我呢，以后怎么生活也不晓得。”

呵呵。我只是讪笑。

“农民能每月拿工资，真好。”他的下巴微微地撇到一边去。

“呵呵。教书，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的船往南走。王家庄的对岸，船横刺里一推，进入鸭兰桥。船继续往东南划去。不晓得划了多少路，我们总算到了沾桥中学的所在地——蔡马村。

至今还不晓得，那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叫作什么河。一座小拱桥，独孔石制，并无桥名凿刻。过后才晓得，河东是蔡马村，河西是山前村。山前村北面，当时唤作和平村。

河西一挂河埠，一直爬到路边。我们就在那河埠头靠岸。炳泉看住小船，我就沿着那条仄仄的泥石参半的小路往西走。当脚步需要抬高的时候，眼前是一楞秃山峁。石缝里的植物，国人叫作八角刺，西人称作圣诞树，绿得发黑，映得中午的丽阳越加发亮。

用三十年后的眼光看当时的沾桥中学，可用一个恶毒的词来形容，叫惨不忍睹。荆棘丛生，杂树横攀。其间，乱石狰狞，坑洼险峻。透过荆棘杂树的间隙，隐约瞥见一个小村，名曰山前村，静静地卧在一方鱼池、一棵银杏边，一弯山腰里，仿佛是饱食以后的墨鸦。

山阴处，人工凿了三个土台，一楼砌了一排平房，坐北朝南。黄褐色瓦片衬着镂空竹檐，实心水泥桁条颤巍巍似有天降之势，卵石为墙，纯朴里透出高危。由下而上，第一土台上，是教工宿舍。朝南一对大门，可能是甚觉无用，不知何时早已弃用。入得大门没几步，东西向一条走廊，南北分开两排笼子似的房间。

第二和第三个土台，就是教学用房。墙壁泥灰斑驳，屋瓦漏洞百出，假以苍凉之美，性趣却是异样：正午的阳光一束束照进教室，仿佛是天国的光辉沐浴凡间。教室里空荡荡一无所有，唯有尘埃将每个角落飘洒匀称，连同窗台也赐以“非凡的关爱”。暑假快要结束，课桌椅被叠放在几个教室里，一股原始木质气味缭绕于屋内，缓缓飘出，夹在热风里，闻之异味百出。

教师宿舍的东面三十度倾斜的土坡，是我们出入的通道。隔了几丛褐色的奇石，堆叠了一条石级小路，那是学生们上学的道路。路下，一条连接和平村和山前村的土路，缓缓地舒展在山脚下。那条土路的东面，竖着两个篮球架。其下，却是怪石林立，坑洼凸显。之后的我，有些无聊的时候，无端捧个篮球，就在那篮球架下拍打，本想运球，其结果却是被球运动而跟着疯跑。

这些，姑且算作学校的硬件。假如要说软件，那就是学校周围，附近农人晒在太阳下的稻草，走到何处，都能听见簌簌作响的声音。其色金黄，其味醇厚，其响亲热，正合我为农人之后的审美取向，但作为一所学校，周围有如此的摆设，似乎有点捉襟见肘的幽默。

如此从上而下跑一圈，却是不见一人，又忽然想起船里有炳泉在等我，于是急忙回到河边，挂着苦脸诉说我的心情。炳泉却是安慰我，说他会安心等待，要我一心办事。于是，我又走上山去，希望能遇到一个路人，最好是老师，能为我办理报到的事宜。

走进教师宿舍，我仿佛强盗似地敲门。砰砰两下，惊出一个头来，戴个眼镜，似我一般年纪。他自我介绍说：“嘻嘻，我姓曹。”

“我来报到。”说话间，我迟疑地拿出一份介绍信。

于是，曹老师帮我敲开了西南面的一间房门。

门里探出一个头，却是异性，也在鼻子上压副眼镜。瘦弱，短发，似乎是时下流行的发型。

“周老师。”曹老师帮我介绍。

“哦，来报到的。”周老师说着，就为我办理手续。她是在房间里为我办理的。日后才晓得，她是学校的后勤，常年以校为家；她的老公，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也跟了周老师常在学校过日子。

刚办好报到手续，进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含笑了，缓缓地说：“你就是施建华老师？今天是来报到的？”说着，他伸手拍我的肩膀，并自我介绍：“我叫唐彩泉，家住和平村，喏，就在山的北面。以后，到我家去玩。”

我受宠若惊了，一味地点头，又一味地应诺。

事后，我才晓得，唐彩泉老师是沾桥乡贫管委成员。一张慈爱的脸，一旦笑起来，眼睛就藏在皮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如他所说，我不回家的周末，曾经去他家玩过几次，也记得曾经吃过几次饭。不知他现在可好。祝他一切都好，因为他是好人。

办理完手续，在唐彩泉老师的邀请下，我去曹老师房间小坐。曹老师名曰曹宝康。事后，他告诉我说，他家就在鸭兰村，鸭兰村对岸，就是我家东塘乡新桥村。也就是说，我每次去沾桥中学，在王家庄摆渡以后，踏上了曹老师的家乡的土地。小坐一会，曹老师问我今天是否回家，我说，送我来的炳泉还在船里等我，不回家不行，要他一人摇船回家，我有点于心不忍。

曹老师说话了，并以中指顶一下眼镜：“你在8月28号之前，一定要来校开会，并且接受课时及课程的分配。”

唐老师和曹老师，在那条三十度土坡前送我回到河边。等我再次转头的时候，发现周老师也在目送我。

等我和炳泉将我的行囊搬上山的时候，唐老师和曹老师因有别事走了，接待我的唯有周老师。周老师为我打开房门，那是她对面的一个房间——最西北角一间。等我将行囊放好，周老师把那个房间钥匙交给我，并含羞似地和我说再见。

房间有股闷热的气息，除此之外，唯有一度成为主人的灰尘。打开北窗，是晚稻田一片，昨晚的一场大雨，禾苗显得油绿。一望无际的狂野，极目仿佛看见那条亮亮的运河。运河的南面，有些交叉的小河，小河的南北，农家的屋顶黑亮地隐现在杂树里。这儿那儿，似乎有炊烟在屋顶缭绕升腾。好一幅农家安乐图！

可是，读书十四年，成绩一直很好的我，颇有点落魄，虽是农人的后代，但看到农家的气象并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欣喜。

1984年8月，我调出了沾桥中学。至今算来，在沾桥五年，别离已有二十六年。其间，时时记起，想去看看曾经的学生，曾经的老师和领导。虑于自我心虚的原因，却迟迟不能成行。

三年前，有两位老师，曾经是我的学生，邀我参加一九八三届同学会。这让我隐隐作喜，于是就欣然应诺。

那是一个天气忽冷忽热的时节，也是一个上午，有学生驱车来接我。可惜，是谁还这么深情，我却业已忘记。道歉已经多余，那么，就说声以后决不忘记吧。

下得车来，那一溜山坡上的矮房，还畏缩在晨的阳光里，显出时代的隔阂感。但我的灵魂深处，却似一个淘气的孩子，喜爱与哀怜并存。看到那一排矮房，仿佛见到我的青春，也见到我的幼稚，更想起我曾经的癫狂和诸多的不该。那一排矮房里，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痴狂，曾经的迷茫，都写在那个上午的阳光里。二十多年啦，该来看看你啦。

所幸的是，山脚的东面，傲然竖起一幢楼房，是现在的崇贤中学分校吧。有草坪，有院子，有食堂，凡中学应该有的，这里全有。这次同学会，看到了曾经稚嫩的学生，曾经破旧的学校，曾经热血的同事，现在已经成为正在创业的青年，焕然一新的学校，垂垂老去的同事。但更让我欣慰的是，两年前的崇贤中学分校，现在成了崇贤第二小学。

沾桥中学已经成为历史。这短暂的历史里，仿佛有我的一笔。这一笔，当然不是浓墨重彩，但也是“蚯蚓过水”，稍有印痕吧。

崇尚贤者·屠再华

“崇贤”，作为一方宝地，一定有它的来历。

崇者高也，重也，高贵也。《易经》云：“崇高莫大于富贵。”有诗曰：“福禄来崇。”此中的富贵，此中的福禄，所指的不仅是物质，还有精神财富。贤者多才也，有善行也。《尚书》云：“任官惟贤材。”交友和用人岂不也应该如此？不说“竹林七贤”等高交文士，贤早已延伸到对人之敬称。如贤弟、贤叔、贤姐、贤妻等。

是不是可以把崇贤这一方宝地诠释为崇尚贤者之地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诚然，能崇尚贤者哉必是贤人。我们不用去追溯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数以百计的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和生动地演绎了崇贤人四方纳贤艰苦创业的故事。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余杭人，深知自己的邻乡崇贤，过去同各地一样也是一穷二白，农民手里只有铁耙，而妇女面前只有祖宗三代传下来的土布织机，更谈不上有大学生和什么技术人员。他们全仗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并发扬了崇贤人崇尚贤者的中华美德，过去没有的得到了，希望拥有的也将一步步实现。足见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关键，这就有了发展不平衡的存在。在这过分强调物质的社会，抑或说“物化”的时尚，人们每每会忽略了精神和道德的建设。而崇贤人与许多先进乡镇一样，不嫉妒别人，虔诚地学习先进；不计较条件，坚持科学发展，崇尚贤者，四方纳贤。如果把时间拉回到二十年以前，你怎么想象的到，崇贤会率先制造出红极一时的K84织机，你怎么想象的到在土围子里能办起有相当规模的钢铁厂，你又怎么想象的到有多位农民企业家开办十几层至几十层楼高的大酒店？要是在过去，即便在这样豪华酒家的台阶上坐一下，也是会被人赶走的。唉，我不苟同“财大气粗”的说法，但改革开放的发展，乡亲们的艰苦创业，确实为包括我在内的乡下人，赢得了尊严，并将拥有更多的尊严。我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存在“二代富”“三代富”的问题；你富起来了，就得牵手自己的赤脚弟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不能搞“一平二调”，得承认有企业家也有职工，有工程师也有普通工人。实现了小康也不等于大家的收入“一刀切”，而是大富小富，而是更加合理，更加平等、公正，而是有更多善举，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

“崇尚贤者哉”的崇贤人，必将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沿着奔小康的道路继续前进。崇贤人请上海、杭州老师傅回来，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管到一些老师傅父母后事的感人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崇贤人在创业初期，就是在虔诚向老师傅学习中前进的。有了老师傅就有了自己的技术骨干，有了工厂和企业。有了经济实力，也就有了自己的大学生。而今，已有全国各地的老师傅和新一代工程师慕名来到崇贤，而崇贤人自己的人才也在茁壮成长。第二个春天即将来临时，我尚说不清楚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发展生产力，由单位分配去崇贤待了三百六十五天，即人之极限“长命百岁”中的一个“百分点”。我去得莫明其妙，当时的崇贤人也不知所措。鸡只能养两三只，养群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所挂钩的沾桥六队被确认为“落后队”，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别人要好。还有一个养群鸭的社员，凡开大会必要点他的名。于是乎我一到这个队，生产队长便要跪在我面前，央求不要让他当队长了。当时，我自己也很茫然，弄不清乡亲们，也不弄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但“崇贤”的崇贤人，精神上还是乐观向上的，也终于盼来了返璞归真的第二个春天。贤者多才也，有善行也。我在沾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以自己舍不得吃的细芽茶来款待我，还明里暗里地关怀我，而公社机关食堂里的大伯呢，知道我喜欢吃白切肉，只要有总要留下一盘给我。党委书记也多次要为我让铺，但我婉拒了，始终陪同姚志民君睡在“红太阳”下边的破旧披屋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俩的想法有差异，但在对文艺创作的喜爱上，我们是同路人。因了崇贤人的贤和崇贤人对光明的执着，我的那一年没有白过，更没有陷入孤独，并以所见所闻构思出了《大红袍荸荠》，在改革开放初期于《散文》月刊上发表，这篇抒情散文立即得到上海台散文节目的采用，由最优秀的播音员王洪生配民乐朗诵，随后全国有多家电台复播，而后成为浙江台的保留节目，也获得了杭州首届文学奖。但此文的成功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它源于崇贤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喜悦心情，以及崇贤老一辈为保护传统名产大红袍荸荠的牺牲精神对我的撼动。曾几何时，有些人谈“包”色变。在那非常时期，这荸荠的长相更像“资本主义尾巴”。今天砍明日揪，差一点灭绝了这大红袍荸荠种子。那一年入冬后的一天，正是荸荠的收获时节，我再次乘坐小船，咕咚咕咚划到荸荠田里。但见田里已没有夏末那种雍容清秀的玉姿了。它像一位老妪，甩着满头白发。我的心，蓦地颤动了一下！哦哦，这荸荠娘，岂不也有灵心，有一颗慈母的心？当她结下鲜红的果实以后，自身便没有什么保留的了！

难忘的那个夜晚·江家

1963年夏，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崇贤小学工作。报到这一天早晨，从老家出发赶到崇贤小学，足足花了一个白天的工夫。傍晚时分，我刚迈入校门，刚吃完晚饭的女教师就站起来高喊：“陈校长，新老师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里屋走来，和蔼的脸庞上荡漾着和善的笑容，他就是陈校长。知道我还没有吃饭，他吩咐杨老师立即淘米烧饭，接着就谈起我的工作，让我教六年级的语文兼担任班主任。然后带我进了一间宿舍，对我说：“你先安顿好，吃好饭后我带你下村去家访。”

吃完饭，天色还很亮，我随他先往黄家门去探访班里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是堂姐弟，比邻而居。“老师来了！”孩子们边跑边喊，家长也迎了出来。陈校长告诉他们，学校开始实行全日制，下午也要上课了。孩子们听了并不反感，只说羊草是割不成了。后来我才知道，其中这个女孩是班里唯一的农家女。

到了骨沙墩沈松泉家，房子里昏黄的灯下，他妈妈正在纺纱，在嗡嗡的纺车声中，我说明了来意。她告诉我，家里有四个孩子，吃口重，儿子松泉说说只有十三岁，做生活倒像个大人，来日也能挣几个工分了。听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还是陈校长，他一会儿夸松泉读书成绩好，一会儿称赞他爸爸是个好队长，是党员，应当带头让孩子读书。我打量着在纺车边站着的松泉，虎背熊腰，确实是个大块头，干活读书都不会差的。这时，他妈妈的回话便好听多了，当知道下午只上两节课，三点就放学后，对松泉说：“你读么去读，放学了抓紧时间回来再割点羊草。”

最后去的黄家，孩子也叫松泉。他妈妈见我们去了，就放下手上的织布活，起身招呼我们进屋坐，还嘱咐松泉说：“烧壶水泡壶茶吧。”陈校长告诉她我们还要跑别家的，不坐了。知道孩子要读全日，她很高兴：“读全日好啊，只有这个儿子，总不肯让他同我一样做睁眼瞎子。不识字苦啊。”那天我戴的是黑边近视眼镜，加上少白头和一脸的疲惫，她忽然问我：“老师，你有老娘了吗？”我误以为问我的是老妈，就爽快地说：“有啊。”“那你有几个小孩儿呢？”我忽然害臊了，慌忙说：“没有没有，我才十九岁。”她笑得前俯后仰，陈校长也笑了。接着只听到她的感叹：“哇！只有十九岁，我当你三十五岁了。”然后她对她儿子说：“松泉，老师只比你大五岁，你要用心读书啊。”松泉憨笑着点了点头。

这一天回到学校，我还十分兴奋，因为我终于迈出了从教生涯的第一步……

牵鱼丫雀漾·丰国需

丫雀漾，位于京杭大运河崇贤段俞泾渡。

我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分配到余杭县水产养殖场工作，在运河中养鱼。运河余杭段，我们所管辖的水面是从杭州的拱宸桥到五杭的二条坝，二条坝以东就属博陆水产大队管辖了。为了方便管理，我们把运河的水面划成上运河和下运河，上运河是拱宸桥到塘栖段（后改为俞泾渡到塘栖段），下运河是塘栖到二条坝段，分别由上运河、下运河两个生产队管理。我当时分在上运河队，丫雀漾就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在上运河队养鱼的岁月中，我拜老渔民为师，扁舟一叶，过起了渔民生活。运河中养鱼，平时主要是管理，并根据季节小打小闹地捕些鱼虾。到了冬天使用大网牵鱼，这才进入了我们的收获时节，一网下去，所捕之鱼少则几百担，多则千余担，场面十分壮观。而这十分壮观的场面，大多在丫雀漾上演。这是因为，大网牵鱼要有固定的网基地，这基地一般都是那些河面中天然形成的湖泊（方言俗称为“漾”）。运河崇贤段的水面中只有一个大漾，那就是俞泾渡的“丫雀漾”。丫雀漾水面宽阔，水势较深，是个聚鱼的天然场所。每逢牵网前半个月，先要赶鱼，出动大批丝网船，一道道下网，日复一日，将小港支流角角落落里的鱼全都赶往丫雀漾。

牵鱼所用的渔网过去均系麻线织成，每年都要用猪血浸过，若干长度为一块，使用时用线连接。在丫雀漾牵鱼时使用的渔网均重达几吨。牵鱼时，牵鱼的网要用两只网船分装，网船上支有四支橹，摇到预定的捕鱼地点，与“娘船”（指挥本次捕鱼的船只）会合，将底网与娘船连接，再在漾的中间撒下底网，然后两只网船分道扬镳，分别向两边撒网，撒网时两船速度要齐头并进，不准一只快一只慢，如有快慢，受了惊吓的鱼群则会从下网慢的一方逃窜。这快慢就全靠站在各自网船船头上撑篙的“头篙师傅”来掌握了。船摇得快了，他一篙将船撑开，船慢了，则一篙将船撑拢，尽力保持两条船的均速。当年在丫雀漾牵鱼能站在船头打头篙的头篙师傅，基本上都是队里技术最好的师傅。

等到渔网撒好后，两边分别用人工来拖网，大家齐心协力，将大网慢慢拖拢，拖网的速度也必须齐头并进。在网底处有一指挥船，俗称“娘船”，由“娘船”上的指挥者来负责调度两边的拉网进程。在渔网的两边，还分别有数只或数十只小船，俗称“调网船”，负责处理一些突然变故。比如在拉网的过程中，渔网在河底突然绊住了桩头或石头，那么此时调网船上那些早已严阵以待的落水工便要赤膊落水去处理。牵鱼的整个过程一般需花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将鱼群尽力牵入网底。

网牵拢后，迅速插上一条大船，与“娘船”相对应，翻出底网中的袋底，整个底网像一只大口袋，装了满满一网袋鲜鱼，接下来便是过称卖鱼，用活水船将鱼运往城市了……

那年冬天，又要去丫雀漾牵鱼了，事先估计，这网鱼将有一千六百担到一千八百担，食品公司来了两个活水船队，早早地等在一边。我们按老套路，网船撒网，两头拖网。这网鱼不知何故，拖得特别顺利，平时要拖两个多小时，可这一网只拖了个把钟头就拖上来了。可拖上来一看，这么一大网，只拖了百把斤鱼，当时队里有个青年工人正好要结婚，等这网鱼拖起来买些回去办喜酒，用他的话说，这些鱼给他办办酒都不够。这一下大家傻眼了。辛辛苦苦赶了快一个月，这鱼都赶到哪里去了？不可能没有鱼呀？前来督阵的场长弹眼落睛地问捕捞队队长，“奈格会事体（怎么回事）？”队长告诉他：“看起来是撒网时出事体了，有一只网船速度慢了，当时估计会逃出点鱼，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这群鱼全都逃光了。”说完他对场长说：“我去看看再说。”他叫了个老师傅跳进一只小划船，两人在漾里划了一圈，回来说这群鱼还在漾里，要求撒第二网。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吃过饭又撒第二网。这第二网拖到一半就有感觉了，成群的鲢鱼开始跳跃，组成了一幅“人欢鱼跃”图，可惜当年没有相机，那场面若是照下来绝对精彩。等网拖上来时，已经下午3点了，满满一网鱼，稍有经验就能看出这网鱼肯定超过一千担。可此时麻烦的事情又来了，大批的活水船都回去了，只剩下零零星星几条，显然是不够的。当时通讯不发达，场长连忙派人跑到沾桥公社去打电话叫活水船，这里则开始过秤卖鱼。

说到过秤卖鱼，有个细节蛮值得说说。过去我们渔场里捕捞来的鱼全都是卖给食品公司，他们把鱼买去后放到池里暂养，然后等春节的时候供应杭州市场。我们捕起来的鱼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白鲢，一种是花鲢，其他品种的鱼是有，但并不多。白鲢就是土话叫的鲢鱼，花鲢则是土话中的包头鱼。包头鱼的收购价格是两角九分一斤，而鲢鱼是两角六分一斤，相差三分钱。放到现在，这点差价不太有人在乎，可当时，这几分钱的差价很重要。虽然卖方是国家的，买方也是国家的，但双方是不同的核算单位，故双方在这一方面都显得很认真。鱼拖上来，鲢鱼多少包头鱼多少很难分得清爽，于时，就估算一下鲢鱼与包头鱼的比例，从而根据这个比例来确定收购价。于是乎，站在我们养鱼场这一方的，拼命说包头鱼多，好多卖几个钱。而站在食品公司立场上，又巴不得说鲢鱼多，好少花一些钱。最后，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是打样。所谓打样，就是用只大海斗捞一斗鱼，称过分量后看看鲢鱼包头各占百分之多少，再根据这个依据确定花鲢和白鲢的比例。这个打样很有讲究，我们渔场的人一海斗下去，肯定是往包头鱼多的地方去，而食品公司的人海斗只朝鲢鱼多的地方下。两方人斗智斗勇，最后根据双方的打样来取个平均值，作为本网鱼的花鲢和白鲢比例。平时，这个打样的过程拖得很长，双方往往争个不休，没有半个小时确定不了比例。可这次的打样，也许是最快的一次，几乎也没说什么话，我们的人一海斗，食品公司的人一海斗，两海斗就解决了问题。你知道这一网拖了多少鱼？整整一千八百担！等到这一网鱼全都称完，天已经黑了，船头上都开始结冰了，又冷又饿的我们，在船上行走时，都是“爬着”行走了呀……

我们在俞泾渡有个分场，称完鱼后就去分场吃夜饭，场长亲自去三家村，敲开了供销社的门，自己掏钱买来一坛老酒，让大家饮酒驱寒。于是乎，大家围在火堆旁，大碗喝酒，大块吃鱼，庆贺一网牵了一千八百担鱼！

有关崇贤的美好记忆·李晨初

虽然没有在崇贤长时间生活、工作过，但关于崇贤也有很多记忆，虽然是零星的，却都是美好的。

最早和崇贤有关的记忆应该是在五十多年前了，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那时獐山到杭州、塘栖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船，从卖鱼桥到獐山每天有两班客轮，三家村有个停靠站。有一天，我们獐山轧石厂子弟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乘厂里自备的小客轮从杭州春游回来，途经三家村时已是夜晚了，我们便在三家村上了岸。春寒料峭中，码头上忙碌地揽船接船的是一个腿脚残疾的老人。似乎是老师特意安排的一个小活动，老人还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已记不清具体细节，记忆里总觉得很感人的。后来，我遵照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冯老师的安排，写了一篇有关春游的作文，特别写到了那位可敬的老人。据说崇贤的地名有“崇尚贤德”之意，我的第一个有关崇贤的记忆，写的第一个崇贤人（或在崇贤工作的人），就是这位勤勤恳恳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老人，偶然中有必然，这应该就是“崇尚贤德”乡风的体现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临平工作，和崇贤的接触多了起来。我在教师进修学校从事高师函授教学工作时，学员中也有不少是沾桥中学、崇贤中学的老师。那时的学风很好，许多学员比我年长，功底也较扎实，也许可以说我只是比他们早拿到了大学文凭而已。但他们学习都很认真，很虚心，有的当时就已经是骨干，有的后来当了校长，比如赵宝康、孙木田老师。因为教学工作的关系，我也常常去崇贤的学校跑跑，听听课，90年代我还到崇贤成校兼过大专班的课。就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不仅增进了和崇贤老师的友谊，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东西，还意外而欣喜地碰见了陆庠生老师。陆老师是上欠埠人，因为错案回乡当农民，是落实政策到崇贤的。当年我当农民时，跟他去学过油漆匠，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传授手艺不留一手，工钱也给得高。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学艺·“六样生”师傅》，陆老师就是文中“六样生”师傅的原型，为了增加一点黑色幽默，我的文中有一点虚构的成分。听说陆老师已在几年前过身了，我重读自己的那篇散文，遥念已在另一个世界的陆先生，恍若梦中。

最有幸的是，到临平工作后不久，我就结识了崇贤妇孺皆知的陆云松先生。陆先生年长我几岁，在我未认识他之前就已名闻浙江文坛，曾任杭州市余杭区文联副主席，听说退休后还任崇贤事业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之初，作为“黑五类”家庭成分的我，心里还有阴影，遇见“农民作家”这样头衔的人，总还有一点敬而远之的味道，用我母亲的话说，出身不同的人“鸡皮鹅皮贴不拢”。但随着交往的渐多和加深，我渐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多姿文采所吸引。我几次到崇贤参加过他主持的笔会，品尝闻名余杭的崇贤红烧蹄髈，也几次到过他的家，在他家吃过饭。我越来越觉得他平易朴实，与我很谈得拢。我在文中称他先生，但实际上我对他是直呼其名的。特别令我佩服的是，他没一点官腔，说实在的，他一家已过上较富裕的生活了，但难能可贵的是，言谈中，他在满意自己生活的同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是更多地关注那些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对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表现在写作上，他的作品贴近百姓生活，几年前他出版了小说散文作品集《运河边的故事》，诚如老作家屠再华先生评论的：“作品中的乡情扑面而来，这源于作者对故土的强烈认同，朝夕相处、休戚与共，生活的体验全在一片拳拳之心……”我尤其喜欢他写的乡土风情、风物的散文，这些文章经得起欣赏，经得起品味，回味悠长。不是长期生活在乡村，没有真切的体验，靠走马观花式的采风，就是所谓大家也是写不出来的，诸如《三月三，梅子尝咸淡》这样的美文，不看内容，光看题目，就已令人三分醺然了。退休已六七年的陆先生至今还笔耕不辍，还在为学究的文化事业奔走操劳，参与民间艺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经营《崇尚贤德简报》，目前又在办新的刊物。在陆先生身上，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崇贤“崇尚贤德”的美好乡风，温良恭俭让，可为我师！

在余杭，崇贤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兴起得最早，也办得最好的乡镇（现为街道）之一。十几年前，我曾在余杭政协领导的带领下，采访过杭州崇贤纺织机械厂的创办人俞庆发先生，后来文章刊登在杭州市政协的刊物上。不多的接触，短时间的采访，但俞厂长朴实低调的为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俞厂长也已在去年过世，令人痛惜，我想崇贤人是不会忘记他的功德的。崇贤民营企业的另一重磅人物是杭州崇钢集团有限公司张志高董事长，我曾陪记者采访过他，后来也通过材料写过报道他事迹的报告文学，见过他仅几次，同样也是留给人淳朴、和善的印象。去年，我因编辑《崇贤老板》一书，认真通读了全书，包括俞董、张董在内的二十位入传的崇贤老板，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无不给人留下艰苦创业、造福乡梓、乐善好施的印象。“橘生淮南则为橘”，为富亦仁，是崇贤“崇尚贤德”的“水土”使然吧。

崇贤人美，风物也美。大运河水滋灌的崇贤，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瓜果之乡。云松先生曾几次带给我他家自己种植的奶油葡萄，特别的鲜甜芳香。著名的超山杨梅，其实很多是产在崇贤。有一次杨梅成熟时节，曾和我在潘板中学共事过的姚奎林老师邀我到他家做客。姚老师是崇贤本乡本土的人，家里还分到了几棵杨梅树，就在家附近的小山上。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好客的姚老师坚持要带我一起上山采杨梅。姚老师爬上树去，一颗颗挑选着最大最红（实际上红得近乎黑了，故有炭梅之称）的杨梅，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我则在低矮的枝上边摘边吃，大享口福——杨梅和枇杷是我最喜爱的水果，但这样甘美新鲜的杨梅我还是头一次尝到。在姚老师家吃了中饭，姚老师要我把满满一篮杨梅带回家，让全家人尝个鲜。

还有崇贤的大红袍荸荠，远近闻名。我十二岁时随父母从杭州城里到了余杭獐山，让我成功和本地孩子“打成一片”的活动就是踏荸荠。大冷天，高高地卷起裤管袖管，下到冰冷刺骨的水田里，跟在掘荸荠的大人身后，用脚踩的方法“捡漏”，往往半天下来，虽一身的烂泥，但看着一篮子荸荠的收获，心里也是很快活——顺便岔开一句，供家长教育孩子时一思：一个过惯了舒适生活，刚从城里来到乡下的孩子，很快就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下田踏荸荠，这说明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关键是你给他提供怎样的机会和环境——所以我对荸荠并不陌生，但是读了屠再华先生对大红袍荸荠充满感情的诗意描写，仍是禁不住神往，后来看到荸荠，总不免要端详一下，这是大红袍荸荠吗？

当然，崇贤最著名的特产可能要数三家村的藕粉了。1992年的盛夏和初秋，我曾两次慕名赶往三家村，不仅观赏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还看到了农民掘“夏白藕”的辛劳情景。我在散文《藕花香里》《夏白藕》中曾这样描写道：“蓦然映入眼帘的是一碧无垠的接天莲叶。那莲塘一个接着一个，田田的参差莲叶在微风中摇曳，像翻动着的不规则的波浪，这浪头一直轻轻地拍到天边，那树、那村舍也都像是泊在这绿波之上了，这简直是一个莲的海洋……”“洗去污泥的藕，果如沈伯母所说，水灵灵的可爱，特别是梢头一节，连着那嫩芽尖儿，真是冰雕玉琢一般，润润的，莹莹的……”这样美好的印象久久烙在心中，因而早在多年前，我就忍不住向有关部门建议，在开发塘栖旅游中可以列入三家村赏莲的内容。

我父亲晚年曾居临平，他在《临平新貌三咏》中也写到了三家村：“一去诗僧句尚留，藕花数满汀洲。三家村娶藕花去，赢得娘家万座楼。”那已是在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在我父亲看来，“藕花”嫁到三家村，却换来了“娘家”临平建设的欣欣向荣。话说得夸张了一点，但也许这正是诗的特点，我们不必较真，何况，作为余杭第一个亿元乡，崇贤为临平、为余杭现代化建设确实做出的巨大贡献，那是毋庸置疑的。

大约是因为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三家村，关于崇贤的点滴记忆，似乎都弥漫了一种淡淡的莲香，我沉浸其中，甜美而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