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写的揭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在中央电台反复播出。部分学生开始给校领导贴大字报。6月5日,宁大党委召开全校大会,要求师生员工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和‘牛鬼蛇神’开火”。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春,江青一伙出于打倒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目的,在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之后,又组织文章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们对这两本书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此后,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闻风而动,大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宁大揪出了好多个“三家村黑店”,动员会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就是此时被揪出来的。
在政治亢奋的年代,搞运动那是雷厉风行的。会后,“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一个一个地都被揪出来,上了大字报,大字报所列举的“罪行”全都是陈年旧账。
过了几天,揭批这些人的大字报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从此,走资派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7月,宁大附中再次搬迁,由西花园搬到宁夏交通学校旧址,与宁大仅一墙之隔。
附中与宁大同步,也是先把“反党集团”(与宁大揪“三家村黑店”同步揪出,因不止3个人,不便用“三家村”命名)、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右派分子(包括已摘掉帽子的右派)揪出,再揪出“走资派”。附中与宁大不同的一点是:在揪出走资派之后,又揪出几个“亚牛鬼蛇神”,即“牛鬼蛇神”的边缘人物。我是被作为“亚牛鬼蛇神”揪出来的,罪名是“反党集团”耳目、特嫌。
附中的这个“反党集团”是由6位南方籍教师组成,4人是骨干,2人是耳目。罪名是:这6个人常在一起用南方话叽叽咕咕,谈论事情。领导的推理是,这6个人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社会关系复杂,这些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常在一起用让人听不懂的南方话说话,肯定是在一起发泄不满情绪。发泄不满情绪,那就是反党。
我自当上右派夫人以来,很少与人交往,只因与其中一两位老师有时在一起说说话,就被打成该集团的耳目之一。只因有海外关系,便招来“特嫌”的罪名。
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先是在大字报上被“砸烂狗头”,被“宣判死刑”(用毛笔蘸上红墨水在名字上打叉),随后被戴上纸糊的三尺高帽,挂大黑牌子,敲锣游街,轮番批斗。宁大和附中的这些做法同全国各地一样,毋庸赘述。
“反党集团”的罪名纯属“莫须有”,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个罪名悄然无声了……
刚搬入新家属院不久,一天上午,家麟对我说,宁大的“牛鬼蛇神”要集中管理了,让我帮他把铺盖卷捆好,他忙着收拾衣物和书籍。
“吴家麟,出来!”门外响起严厉的命令声。这声音就像监狱长从狱中提审犯人一样。
家麟赶紧开门出去。我也跟着出来,只见一位“革命教师”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地站在那里。
“把铺盖背上,跟我走!”又一厉声命令。
家麟回屋,一个肩上挂着铺盖卷,一只手拎着一个小布包,用眼神向我告别,急匆匆地向宁大的方向走去。“革命教师”紧随其后,那场面就像法警押送犯人一样。
这一幕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多次想把它抹去,就是抹不掉。这位教师与我们一无怨,二无仇,他是奉命而来,是为了表示他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这样做的。
望着家麟远去的背影,我陷入了迷惘。一个人犯了罪,被判了刑,除了死刑之外,都有一个期限,在狱中表现良好的还可以减刑,刑期服满之后,他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如果没有重新犯罪,是不可以仅因旧罪再次被逮捕入狱的。而右派却不同,他们没有被判刑,但他们的“刑期”却是无限的。家麟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人处世小心翼翼,没有任何新的违法违纪行为,为什么每次运动都要把他揪出来,算旧账,作为打击的目标?他们的所谓“罪行”,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赎完?天苍苍,地茫茫,有谁能告诉我呢!
当天下午,有人传话给我,给家麟准备一周的食物。我想,大热天,什么食物吃一周不变质呢?比较一下,烙饼较合适。我赶紧发面,烙饼,准备咸菜。我专门给他缝了一个布口袋放烙饼,因布口袋透气,饼不容易坏。
傍晚,家麟回家取食物。
我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全都集中住在校大礼堂里。”家麟很平静地说。
7月盛夏,当年的大礼堂连个电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了。100多人挤住在一起,其闷热的境况可想而知。
“有床吗?”我关切地问。
“没有,全都睡地铺。睡地铺好哇,凉快。”他乐呵呵地说。都到这个地步了,亏他还乐得起来,可能是为了驱散我心头的愁云吧。
“为什么要准备一周的食物?”我关切地问。
“因为一周才准两个小时的假。这两个小时可以回家洗澡、取食物。”他对我微笑着说。
“大热天,食物变质了,怎么办?”我担心地问。
“你放心,我的肚子好,吃馊饭也没事。”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拍拍肚子。
“有开水喝吗?”我又问。
“有。开水房离我们很近,用水桶抬几桶来,就够大家喝的。”他轻松地说着。
“你们都是自带干粮吗?”
“年纪大的,体弱多病的,允许家属送饭。”
我们家没有地方洗澡,家麟擦了擦身子,换下衣服,拿着烙饼、咸菜,回校大礼堂去了。
第二周,我给家麟准备好烙饼、咸菜,还给他准备了一些炒熟的面粉,面粉里加了点糖,这样就有两种食品,可以调剂一下口味。
家麟按时回家取食物,一进门,就举着装饼的布袋说:“看,我把饼全吃光了。”
“够吃吗?”我问。
“够吃,可有人不够吃。”他在卖关子。
“那个人为什么不多带点干粮?”我随口问问。
“那个人带够一周吃的干粮了。有天晚上吃完饭后,这位老兄忘了把干粮挂起来,随手放在地铺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老鼠把他的饼子吃了将近一半。好在宁大的老鼠还没有学会攀爬直立墙面的本领,要是有一天它们掌握了爬墙的技巧,那我们这些人都得饿肚子了。”他风趣地说着。
“文革”前,宁大大礼堂兼做教职工饭厅,所以老鼠多。
“被老鼠啃过的饼子,人还能吃吗?”我问。
“这位老兄把老鼠啃过的地方掰掉,其余的饼子照常吃进肚子里。粮票有限呀,扔了饼子吃什么?”他说的是大实话。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按人按月定量供应。在那年月里,有谁舍得丢弃粮食?
“你们集中住在一起,白天干什么?”我问。
“我们在一起学习文件,写检查材料,并且时刻准备着被揪出去批斗。”他说。
“你上周被揪出去批斗了吗?”
“100多个牛鬼蛇神,暂时还轮不上我。”
时间不允许我们再多说什么,他换下脏衣服,看了看表,往他的住地走去……
我又迷惘了。监狱里的犯人,一般情况下是有床睡的,一日三餐热菜热饭。判刑之后,在狱中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行了。这些“牛鬼蛇神”却睡地铺,天天啃干硬的饼子就咸菜,饼子让老鼠啃了,还得咽下肚子里,而且还要天天写检查,时刻准备着被揪出去批斗。为什么这些够不上判刑的“牛鬼蛇神”的生活状况竟不如犯人?
附中的做法与宁大一样,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住在大教室里。“亚牛鬼蛇神”允许住在自己家里,但行动受监视,离开校园须请假。
8月23日,宁大和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成立之后就开始抄家。我家多次被抄,家里的古书以及外国文学全部被烧光,家麟珍藏多年的两箱京剧唱片(全是著名京剧演员灌制的)全被砸碎。唯一的一枚金戒指(结婚纪念品)也被拿走。
9月25日,银川市“造反派”召开“万炮齐轰区党委大会”之后,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9月28日,宁大大批师生乘车去北京,开始参加全国大串联。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们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
1966年6月,秋秋从第一幼儿园毕业了,因家麟与我都被当做“牛鬼蛇神”和“亚牛鬼蛇神”揪出,我们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我妹妹家里。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妹妹因有海外关系也上了大字报,我们只好把女儿领回家来自己带。不久,李工程师也受到“文革”的冲击,他们不能给我们照看冬冬了,为此,冬冬也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去参加学习、劳动或批斗会时,7岁的姐姐就担负起照看3岁弟弟和做饭的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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