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遭遇

“文革”遭遇

从一九六一年初到当年的夏季末，红旗京剧团在上海大世界演出，三个月一期，共演两期，正好是半年。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剧团接到上级通知参加浙江省慰问团，去舟山、宁波、象山、石浦、鱼山岛向驻军部队演出。虽然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部队的伙食不受影响，早餐肉丝面、蛋炒饭、肉包子、粥，应有尽有。午餐八个人一桌，有酒有肉；晚上和中午一样，饭后每人还有两只苹果，或两只梨、橘子。睡觉的宿舍有哨兵站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当选为嘉兴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并列名主席团。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也是对我解放以来从事文艺为人民服务事业作出成绩的肯定。在旧时代，我们艺人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只有共产党新中国才对艺人予以关心和重视，称艺人是党的文艺工作者。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剧团每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去浙东各地部队慰问演出，受到战士们的欢迎。一九六五年那次慰问演出回嘉兴后，嘉兴县委书记徐永三、县长樊家禧、副县长沈如淙宴请剧团全体演职员，徐书记说剧团为嘉兴争了光，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剧团从成立以来一直自负盈亏，不拿政府财政一分钱，经济上没有困难，就是团部和演员都没有房子。水路班子的生活早就结束了，现在也没有从前那种供戏班用的大乌篷船，所以解决剧团的房子问题很头疼，租房总不是长久之计。徐书记听了我“叹苦经”后，当场批示让房管部门帮助解决住房。没过几天，我和艳霞还有团里的张指导员去少年路看房子，是以前精严寺的藏经阁，房管所拨给几间让我们作为团部，由我们夫妻居住。藏经阁西南侧有十二间草房棚，剧团花费一万三千元改建成砖瓦平房，因评弹团借给我们一千多元，所以其中一间归评弹团，十一间平房作为演员宿舍。剧团有了安居的住所，我心里的高兴劲儿没法说，本想从此和大家一起好好干，在演出水平上再提高一步，谁知一年不到，厄运就降临到我和艳霞头上，我们夫妻俩被剥夺了唱戏的权利。

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红旗京剧团被拆并到湖州。^[1]我被造反派赶出藏经阁，搬迁到梧桐树街房管所出租房去住，只有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厢房，一楼一底，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街上的公共龙头，生活很不方便。这些倒也罢了，令人难以承受的是我所受到的冲击。我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金艳霞也受冲击，她的罪名是“三开分子”，造反派说她在国民党时期、日本人时期（抗战沦陷区）、刘少奇文艺黑线时期都是挂头牌花旦，吃得开，所以叫“三开分子”。造反派指责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主要是说我拜周信芳先生为师，其实我只是学麒派，和周先生本人从未接触过。一九六七年文化系统当权派游街，有红旗京剧团团长卞韵良，锡剧团团长陈菊林、副团长沈天伦，评弹团团长胡天如等。因沈天伦当过国民党的兵，就说他是“兵痞”。他个头高，挨打最多。其他的人都是九十度鞠躬。游街到工人文化宫，像冲军一样两个胳膊反扭冲进去，站在台上接受斗批，大家心里都很害怕。我偷眼看到会场上“整党内走资派”的大幅标语，心想我是党外的，不用怕。可是造反派斗批我们时却不管党内党外，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的。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挂了二三尺见方的木牌，低头，九十度弯腰。我在被斗批时也挨了打，下巴磕在木牌上，疼得钻心似的。

游街斗批后，我们被关进“牛棚”（少年路团部）。当天夜晚，我听见眠床底下簌簌响，一看是个人躲在那里。这人也是个造反派，他们内部有人追打他，他逃到这里来了。当时真是一片混乱，几分钟前你还是革命群众，几分钟后因为一个所谓的“历史问题”，你马上被揪出来变成了“反革命”。我看那人面相老实，也怪可怜的，就指点他从后窗跳出去，通过一条夹弄走勤俭路回家去。

刚开始关“牛棚”时，我们还可以回家。后来造反派不准我们回家，吃、住、睡都在“牛棚”里，每天接受审查，早、晚都要向毛主席像请罪，背语录、唱语录歌。越剧团有位演老生的演员，她背语录总是上句不连下句的，可是只要开口唱，头头是道，一字不错。大家私下里开玩笑说、谁叫我们都是靠唱戏吃饭的呢，从前的艺人不识字照样把大段大段的唱词背下来，到舞台上唱得一字不漏，这是祖师爷给的吃饭本钱呀。从此，凡是逢到向毛主席请罪时，有不少人都提起精神，嗓子洪亮地唱语录歌，样子像在台上演戏。

在关“牛棚”期间，有一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押到南湖边上集合。我悄悄对锡剧团团长陈菊林说：“菊林，有问题就讲，要坦白。”不料被造反派知道，反诬我让陈菊林不要坦白，当场打我十多个耳光，脸肿得像猪八戒。金艳霞和我在一起，她被造反派打屁股，罪名是我与菊林说悄悄话时，她为啥不报告。打我耳光的人叫某某，他是菊林的学生。菊林也受某某的迫害，曾投河自杀未遂。菊林是唱小生的，他的夫人陈杏珍是头牌花旦。

我事后知道，是某某告的密，我和菊林说话时，她在边上。

从南湖回来后，我们十多个“牛鬼蛇神”每天去人民剧院门前挂牌示众一个钟头，然后去扫马路。

当时嘉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有不少是各剧团的演职员，我们团里的某某是场面（吹喇叭、打鼓），他从上海带回来烧戏衣的信息，所以嘉兴文化系统造反派也大烧戏衣、图书、传统戏的唱本、剧本。评弹团团长胡天如会画画，收藏许多古字画，造反派一边责令他烧，一边围坐成一圈弹起琵琶弦子大唱毛主席的《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把胡天如弄得哭笑不得。我的那只象牙鸟笼，就是被造反派小头头某某一脚踏扁，加上富堂、三喂两只鸟笼，还有钟鸣钩子，现在起码值五十万元。我收藏的一箱子蟋蟀盆被砸碎。我父亲的《风波亭》行头也被付之一炬。我在遭受斗批期间，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民丰造纸厂会场，斗批结束从会场出来，我扶着电杆木喘气，走不动，一步一挪，走到少年路团部足足花了两个多钟头。这次批斗我的罪名是唱了《斩韩信》。我为自己辩护，说这个戏的脚本是刘公阳给我的，是传统戏，大家都在唱。结果，挨打就更厉害了。

从一九六六年冬天开始，我和金艳霞每月都只拿生活费四十五元，一直拿到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八年，金艳霞五十岁，被转业到香烟店当营业员，我去找有关负责人说情，说艳霞从小唱戏，没有文化，做营业员算不来账。结果被照顾分配到东栅镇塑料橡胶厂当工人，从此告别舞台。

我因四十岁正值壮年，倒是没有被赶出剧团。

【注释】

[1]一九四九年五月，建立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区专员公署，署址湖州。湖州、嘉兴为二专辖市。一九八三年八月撤销嘉兴地区行署，嘉兴市、湖州市分别改为省辖市。